余去岁在东武，作《水调歌头》以寄子由。今年子由相从彭门居百余日，过中秋而去，作此曲以别。余以其语过悲，乃为和之，其意以不早退为戒，以退而相从之乐为慰云耳。
安石在东海，从事鬓惊秋。中年亲友难别，丝竹缓离愁。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道，扶病入西州。雅志困轩冕，遗恨寄沧洲。
岁云暮，须早计，要褐裘。故乡归去千里，佳处辄迟留。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惟酒可忘忧。一任刘玄德，相对卧高楼。
当年谢安隐居在东海，出仕做官鬓发已霜秋，中年难与亲友别，唯有丝竹缓离愁。一旦功成名就，准备返归东海，谁料抱病入西州。做官困扰了隐居的雅志，遗恨寄托于田园山丘。
既已年高衰朽，便当及早划筹，要做百姓穿粗裘。返回故乡遵迢千里，选取佳地长住久留。酒醉放歌君相和，醉倒在地君扶我，只有醉时忘忧愁。任凭刘备笑我无大志，我却甘愿身居平地，仰看他高卧百尺楼。
上阕咏史，写东晋谢安的经历，意在“以不早退为戒”。发端明点“安石”，领起上半阕。词人的写作角度比较独特，既不写他经天纬地的才能，也不写他建功立业的辉煌，而是写他人生的另一侧面。劈头就写谢安中年出仕的尴尬：他本来隐居会稽，踏上仕途时鬓发已开始染上秋霜，令人吃惊。再写人情的难堪：人到中年，与亲友相别时觉得难舍难分，于是借音乐来抒写离愁。而后突出他一向抱有的功成身退的心愿： “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道”。语气多么肯定，多么坚决，确实是对史书中所谓“安虽受朝寄，然东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于言色”（《晋书》）数语准确的表述。而结果却是“扶病人西州”，这就反跌出困於轩冕不遂雅志的“遗恨”。这种“遗恨”，便是作者引出的鉴戒——“不早退”。词中的“困轩冕”只是一个文雅的或婉转的说法，实际上（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与贪恋功名富贵是联系在一起的。
下阕述怀，设想早日“退而相从之乐”。换头“岁云暮”三字承上转下，“岁暮”当指年华老大，“早计”是对“遗恨”而言，其内容便是“要褐裘”，亦即辞官归隐，过平民生活。以下七句是由此产生的设想：在归乡的千里长途中，每逢山水名胜或有贤主、良朋接待之类好的去处，可以随意逗留，尽情游乐，不必如官场中人因王命在身而行道局促，一层：我带着醉意唱歌时你跟着唱和，我因醉酒倒下时你要搀扶我，——只有酒是可以使人忘怀得失的，二层：这样，有雄心大志的人会瞧不起我们，那就悉听尊便好了，我们只管走自己的路，三层：这种种设想，情辞恳切，言由中发，有如骏马驻坡，不可遏止，充分表现出词人对辞官归隐而享弟兄“相从之乐”的夙愿。“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极写想象中“退而相从之乐”的情态，简直是对二人的“合影”。篇末“一任刘玄德，相对卧高楼”两句，反用典故，并非真要趋同胸无大志的庸人，而只是强调素愿的坚定不移，这体现了用典的灵活性。
同《南乡子》（东武望余杭）、《醉落魄》（分携如昨）、《减字木兰花》（贤哉令尹）等词作一样，这首词着重表现了苏轼前期思想的另一面，虽然“功成名遂”尚未实现，出仕思想仍占上风，但在某种程度上徘徊于出处之间，却是可以肯定的。早在嘉祐五年（1060年）苏氏弟兄寓居怀远驿时，即有“夜雨对床”，“为闲居之乐”（苏辙《逍遥堂会宿二首》引、《再祭亡兄端明文》等）的口头约定，这一回正是对前约的重申，当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对其弟的安慰，词中流露出深厚的兄弟之情。不过，他在诗词中不断表达的这种归卧故山的雅志，最终还是没有实现。苏辙词中的“但恐同王粲，相对永登楼”，倒成了他们此后生活的写照。
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八月，“相从彭门百余日”的苏辙打算离开徐州，赴南都（今河南商丘）留守签判任，临行前作《水调歌头》词告别。苏轼“以其语过悲”，便写下了这首和作，对其弟加以宽慰。
孤云将野鹤，岂向人间住。
莫买沃洲山，时人已知处。
余性好山水，而吾桐山水奇秀，甲于他县。吾卜居于南山，距县治二十余里，前后左右皆平岗，逶迤回合，层叠无穷，而独无大山；水则仅陂堰池塘而已，亦无大流。至于远山之环绕者，或在十里外，或在二三十里外，浮岚飞翠，叠立云表。吾尝以为看远山更佳，则此地虽无大山，而亦未尝不可乐也。
出大门，循墙而东，有平岗，尽处土隆然而高。盖屋面西南，而此地面西北，于是西北诸峰，尽效于襟袖之间。其上有古松数十株，皆如虬龙，他杂树亦颇多有。且有隙地稍低，余欲凿池蓄鱼种莲，植垂柳数十株于池畔。池之东北，仍有隙地，可以种竹千个。松之下筑—亭，而远山如屏，列于其前，于是名亭曰“数峰”，盖此亭原为西北数峰而筑也。计凿池构亭种竹之费，不下数十金，而余力不能也，姑预名之，以待诸异日。
江水既合彭蠡，过九江而下，折而少北，益漫衍浩汗，而其西自寿春、合肥以傅淮阴，地皆平原旷野，与江淮极望，无有瑰伟幽邃之奇观。独吾郡潜、霍、司空、龙眠、浮渡，各以其胜出名于三楚。而浮渡濒江倚原，登陟者无险峻之阻，而幽深奥曲，览之不穷。是以四方来而往游者，视他山为尤众。然吾闻天下山水，其形势皆以发天地之秘，其情性阖辟，常隐然与人心相通，必有放志形骸之外，冥合于万物者，乃能得其意焉。今以浮渡之近人，而天下注游者这众，则未知旦暮而历者，几皆能得其意，而相遇于眉睫间耶？抑令其意抑遏幽隐榛莽土石之间，寂历空濛，更数千百年，直寄焉以有待而后发耶？余尝疑焉，以质之仲郛。仲郛曰：“吾固将往游焉，他日当与君俱。”余曰：“诺。”及今年春，仲郛为人所招邀而往，不及余。迨其归，出诗一编，余取观之，则凡山之奇势异态，水石摩荡，烟云林谷之相变灭，番见于其诗，使余光恍惚有遇也。盖仲郛所云得山水之意者非耶？
昔余尝与仲郛以事同舟，中夜乘流出濡须，下北江，过鸠兹，积虚浮素，云水郁蔼，中流有微风击于波上，发声浪浪，矶碕薄涌，大鱼皆砉然而跃。诸客皆歌乎，举酒更醉。余乃慨然曰：“他日从容无事，当裹粮出游。北渡河，东上太山，观乎沧海之外；循塞上而西，历恒山、太行、大岳、嵩、华，而临终南，以吊汉，唐之故墟；然后登岷、峨，揽西极，浮江而下，出三峡，济乎洞庭，窥乎庐、霍，循东海而归，吾志毕矣。”客有戏余者曰：“君居里中，一出户辄有难色，尚安尽天下之奇乎？”余笑而不应。今浮渡距余家不百里，而余未尝一往，诚有如客所讥者。嗟乎！设余一旦而获揽宇宙之在，快平生这志，以间执言者之口，舍仲郛，吾谁共此哉？
雨、风、露、雷，皆出乎天。雨露有形，物待以滋。雷无形而有声，惟风亦然。
风不能自为声，附于物而有声，非若雷之怒号，訇磕于虚无之中也。惟其附于物而为声，故其声一随于物，大小清浊，可喜可愕，悉随其物之形而生焉。土石屃赑，虽附之不能为声；谷虚而大，其声雄以厉；水荡而柔，其声汹以豗4。皆不得其中和，使人骇胆而惊心。故独于草木为宜。而草木之中，叶之大者，其声窒；叶之槁者，其声悲；叶之弱者，其声懦而不扬。是故宜于风者莫如松。盖松之为物，干挺而枝樛，叶细而条长，离奇而巃嵸，潇洒而扶疏，鬖髿而玲珑。故风之过之，不壅不激，疏通畅达，有自然之音。故听之可以解烦黩，涤昏秽，旷神怡情，恬淡寂寥，逍遥太空，与造化游。宜乎适意山林之士乐之而不能违也。
金鸡之峰，有三松焉，不知其几百年矣。微风拂之，声如暗泉飒飒走石濑；稍大，则如奏雅乐；其大风至，则如扬波涛，又如振鼓，隐隐有节奏。方舟上人为阁其下，而名之曰松风之阁。予尝过而止之，洋洋乎若将留而忘归焉。盖虽在山林而去人不远，夏不苦暑，冬不酷寒，观于松可以适吾目，听于松可以适吾耳，偃蹇而优游，逍遥而相羊，无外物以汩其心，可以喜乐，可以永日；又何必濯颍水而以为高，登首阳而以为清也哉？
予，四方之寓人也，行止无所定，而于是阁不能忘情，故将与上人别而书此以为之记。时至正十五年七月九日也。
松风阁在金鸡峰下，活水源上。予今春始至，留再宿，皆值雨，但闻波涛声彻昼夜，未尽阅其妙也。至是，往来止阁上凡十余日，因得备悉其变态。
盖阁后之峰，独高于群峰，而松又在峰顶，仰视如幢葆临头上。当日正中时，有风拂其枝，如龙凤翔舞，离褷蜿蜒，轇轕徘徊；影落檐瓦间，金碧相组绣，观之者目为之明。有声如吹埙箎，如过雨，又如水激崖石，或如铁马驰骤，剑槊相磨戛；忽又作草虫呜切切，乍大乍小，若远若近，莫可名状，听之者耳为之聪。
予以问上人。上人曰：“不知也。我佛以清净六尘为明心之本。凡耳目之入，皆虚妄耳。”予曰：“然则上人以是而名其阁，何也？”上人笑曰：“偶然耳。”
留阁上又三日，乃归。至正十五年七月二十三日记。
禁庭春昼，莺羽披新绣。百草巧求花下斗，只赌珠玑满斗。
日晚却理残妆，御前闲舞霓裳。谁道腰肢窈窕，折旋笑得君王？
苏轼（1037年—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坡仙。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与父苏洵、弟苏辙三人并称“三苏”。
嘉祐二年（1057年），参加殿试中乙科，赐进士及第（一说赐进士出身）。嘉祐六年（1061年），参加制科考试，授大理评事、佥书凤翔府判官。宋神宗时，曾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出任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等职，外放治理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随着新党执政，又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赦北还，病逝于常州。南宋时期，追赠太师，谥号“文忠”。
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其文著述宏富，纵横恣肆，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善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合称“宋四家”；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寒食帖》《潇湘竹石图》《枯木怪石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