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题牡丹

唐代韩愈

幸自同开俱阴隐,何须相倚斗轻盈。

陵晨并作新妆面,对客偏含不语情。

双燕无机还拂掠,游蜂多思正经营。

长年是事皆抛尽,今日栏边暂眼明。

白话译文

很庆幸这些牡丹花开时,枝叶俱茂,所以花朵隐约依稀,它们也毋须互相依倚着争奇斗艳,以轻盈相比。

清晨到来时一朵朵花儿都像新妆的面庞一样,对着赏花的宾客偏偏都含着羞怯不语的深情。

没有心机的双燕时时从花上掠过,多情的游蜂却正在花间盘旋采蜜。

多年来我已懒于过问世事,今天在栏边看到这些牡丹,禁不住眼光暂时明亮起来

词句注释

  1. 阴隐:一作“隐约”。牡丹花开时,枝叶已盛,故云隐约。
  2. 相倚:指花枝互相依倚支撑。斗:争斗比较。
  3. 陵晨:凌晨,清晨。并作:同作。
  4. 无机:没有心机,无意。
  5. 多思:多情。经营:此指蜂于花间盘旋采蜜。
  6. 是事:事事,凡事。
  7. 暂眼明:眼睛为鲜花照亮。

作品赏析

第一联“幸自同开俱阴隐,何须相倚斗轻盈。”写牡丹“同开俱阴隐”,不必“相倚斗轻盈”,这是指牡丹花之间同开俱隐约,还是以牡丹与别的花相比较,并未言明。从诗意看,似指牡丹花之间可能性为大。“幸”字流露了作者担心、紧张情绪。“何须”则是劝告语气,正应“戏题”二字。这联写了牡丹同开俱隐约,又写了它们之“斗轻盈”。“阴隐”“轻盈”写牡丹的神态,但这并不轻松。这一联里显然凝聚着韩愈内心探处的难言之隐。清黄叔灿《唐诗笺说》认为“有比意”。究竟是比官场中人事纠葛,还是仕途升腾降落,难以探究。总之,韩愈似乎是将自己感慨寓于其中了,因而就格外有韵致。

第二联“凌晨并作新妆面,对客偏含不语情。”就牡丹的神态作进一层描绘。“并作”仍强调同样的特征,同上联“同”、“俱”呼应,更说明斗轻盈的不必要。是上联旨意的形象论证。晚唐罗隐《杜丹花》诗写道:“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亦动人。”确实可以看是受韩诗的影响,不过相比之下,韩的“对客偏含不语情”更含蓄别致,有回味的余地。再加上或许含有某种隐情于其中,就更引人入胜了。

“双燕无机还拂掠,游蜂多思正经营”一联描绘了牡丹花开之后燕舞蜂忙的嬉闹场面。实际也是渲染了牡丹花所处的环境。就牡丹自身而言,“斗轻盈”就已经具有人格意识,“新妆面,不语情”就更强化了这种意识,这都是从牡丹本体出发,自然显现,而双燕、游蜂作为牡丹的身外之物也频频关照、时时拂掠、苦苦经营,而作为牡丹自身却又有念想。诗人似乎无意涉及,也就不必探究其中是不是藏有微言大义。单就艺术描写角度看,写出了牡丹花的艳丽姿态,及其繁华场面,有很强吸引力,显示了作者深厚语言工力非同寻常。而最后“长年是事皆抛弃,今日栏边眼暂明”就很清楚表露了作者见牡丹而心喜,忘却多年尘俗之事的愉悦之情。清汪佑南《泾草堂诗话》就认为晚唐诸家咏牡丹“尽态极妍,总不如昌黎一首”,似乎有些过份,因诸家所咏自有其特点自有其角度,不能一概而论,但就艺术上的“轻清流丽,无意求工”这一点说,却道出了韩愈这首咏牡丹诗的特色。而这一特色,恰恰是韩愈将自己心理感受注于诗中所致。清张鸿《批韩诗》认为这首诗有韩愈“不著色”的体格,确是一语中的。较之那些浓彩重饰只求形似的咏牡丹之作,韩愈这首《戏题社丹》还是充满神韵的。它不仅显示作者驾驭语言的工力,描绘了牡丹的丰采,而且,在“戏”的背后,似乎也含有严肃的命题。这才是韩愈这首诗被评诗家称道的真正原因。

创作背景

这诗作于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年),当时韩愈四十八岁,在朝为考功员外郎、知制诰,后升任太子右庶子,逢牡丹花开,心情畅快,遂作此诗。

名家评价

  • 清·黄叔灿《唐诗笺说》:首二句似有比意。
  • 清·朱彝尊《批韩诗》:中唐佳调。罗隐诗似由此描出。此不语盖用桃李不言意。大胜罗。
  • 清·汪佑南《泾草堂诗话》:唐人咏牡丹伙矣,即如《才调集》中,薛能、温飞卿、李山甫、唐彦谦、罗隐、罗邺均有此诗。尽态极妍,总不如昌黎一首。前六句轻清流丽,无意求工。结联云:“长年是事都地尽,今日栏边暂眼明。”不泥煞牡丹,非此不足以当之,此诗家之上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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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尝见一出好戏,恨不得法锦包裹,传之不朽。尝比之天上一夜好月,与得火候一杯好茶,只可供一刻受用,其实珍惜之不尽也。桓子野见山水佳处,辄呼“奈何!奈何!”真有无可奈何者,口说不出。

韩愈
简介描述: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一说怀州修武(今河南省修武县)人,自称“郡望昌黎(今辽宁省义县)”,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中国唐朝中期官员、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

韩愈三岁而孤,随兄嫂生活。自幼攻读六经百家之书,于贞元八年(792年)登进士第。最初两任节度推官,后授四门博士,升监察御史。因论宫市之弊而被贬为阳山县令,之后遇赦,调江陵法曹参军。历任都官员外郎、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的行军司马,参与讨平“淮西之乱”,升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819年),因谏迎佛骨一事被贬为潮州刺史。唐穆宗即位后被召入朝,拜国子祭酒。晚年官至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享年五十七岁。获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加封昌黎伯,并从祀孔庙。

韩愈鄙六朝骈体文风,推崇古体散文,其文质朴无华,气势雄健,“文起八代之衰”“集八代之成”,开古文运动之滥觞。后人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亦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又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有《韩昌黎集》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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