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
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
戍客望边邑,思归多苦颜。
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
一轮明月从祁连山升起,穿行在苍茫的云海之间。
浩荡的长风吹越几万里,吹过将士驻守的玉门关。
当年汉兵直指白登山道,吐蕃觊觎青海大片河山。
这里就是历代征战之地,出征将士很少能够生还,
戍守兵士远望边城景象,思归家乡不禁满面愁容。
此时将士的妻子在高楼,哀叹何时能见远方亲人。
这首诗描绘了边塞的风光,戍卒的遭遇,更深一层转入戍卒与思妇两地相思的痛苦。开头的描绘都是为后面作渲染和铺垫,而侧重写望月引起的情思。
开头四句,可以说是一幅包含着关、山、月三种因素在内的辽阔的边塞图景。在一般文学作品里,常见“月出东海”或“月出东山”一类描写,而天山在中国西部,似乎应该是月落的地方,何以说“明月出天山”呢?原来这是就征人角度说的。征人戍守在天山之西,回首东望,所看到的是明月从天山升起的景象。天山虽然不靠海,但横亘在山上的云海则是有的。诗人把似乎是在人们印象中只有大海上空才更常见的云月苍茫的景象,与雄浑磅礴的天山组合到一起,显得新鲜而壮观。这样的境界,在一般才力薄弱的诗人面前,也许难乎为继,但李白有的是笔力。接下去“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范围比前两句更为广阔。宋代的杨齐贤,好像唯恐“几万里”出问题,说是:“天山至玉门关不为太远,而曰几万里者,以月如出于天山耳,非以天山为度也。”用想象中的明月与玉门关的距离来解释“几万里”,看起来似乎稳妥了,但李白是讲“长风”之长,并未说到明月与地球的距离。其实,这两句仍然是从征戍者角度而言的,士卒们身在西北边疆,月光下伫立遥望故园时,但觉长风浩浩,似掠过几万里中原国土,横度玉门关而来。如果联系李白《子夜吴歌》中“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来进行理解,诗的意蕴就更清楚了。这样,连同上面的描写,便以长风、明月、天山、玉门关为特征,构成一幅万里边塞图。这里表面上似乎只是写了自然景象,但只要设身处地体会这是征人东望所见,那种怀念乡土的情绪就很容易感觉到了。
“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这是在前四句广阔的边塞自然图景上,迭印出征战的景象。汉高祖刘邦曾被匈奴在白登山围困了七天。而青海湾一带,则是唐军与吐蕃连年征战之地。这种历代无休止的战争,使得从来出征的战士,几乎见不到有人生还故乡。这四句在结构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描写的对象由边塞过渡到战争,由战争过渡到征戍者。
“戍客望边邑,思归多苦颜。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战士们望着边地的景象,思念家乡,脸上多现出愁苦的颜色,他们推想自家高楼上的妻子,在此苍茫月夜,叹息之声当是不会停止的。“望边色”三个字在李白笔下似乎只是漫不经心地写出,但却把以上那幅万里边塞图和征战的景象,跟“戍客”紧紧连系起来了。所见的景象如此,所思亦自是广阔而渺远。战士们想象中的高楼思妇的情思和他们的叹息,在那样一个广阔背景的衬托下,也就显得格外深沉了。
诗人放眼于古来边塞上的漫无休止的民族冲突,揭示了战争所造成的巨大牺牲和给无数征人及其家属所带来的痛苦,但对战争并没有作单纯的谴责或歌颂,诗人像是沉思着一代代人为它所支付的沉重代价。在这样的矛盾面前,诗人,征人,乃至读者,很容易激起一种渴望。这种渴望,诗中没有直接说出,但类似“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战城南》)的想法,是读者在读这篇作品时很容易产生的。
离人思妇之情,在一般诗人笔下,往往写得纤弱和过于愁苦,与之相应,境界也往往狭窄。但李白却用“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的万里边塞图景来引发这种感情。这只有胸襟如李白这样浩渺的人,才会如此下笔。这几句并不是局促于一时一事,而是带着一种更为广远、沉静的思索。用广阔的空间和时间做背景,并在这样的思索中,把眼前的思乡离别之情融合进去,从而展开更深远的意境,这是其他一些诗人所难以企及的。
李白看见征战的场景,因此他感叹唐朝国力强盛,但边尘未曾肃清过。此诗就是在叹息征战之士的苦辛和后方思妇的愁苦时所作。

海畔风吹冻泥裂,枯桐叶落枝梢折。
横笛闻声不见人,红旗直上天山雪。
秀樾横塘十里香。水花晚色静年芳。胭脂雪瘦薰沉水,翡翠盘高走夜光。
山黛远,月波长。暮云秋影蘸潇湘。醉魂应逐凌波梦,分付西风此夜凉。
客从南溟来,遗我泉客珠。
珠中有隐字,欲辨不成书。
缄之箧笥久,以俟公家须。
开视化为血,哀今征敛无!
淳熙丁酉,自江陵移帅隆兴,到官之二月被召,司马监、赵卿、王漕饯别。司马赋《水调歌头》,席间次韵。时王公明枢密薨,坐客终夕为兴门户之叹,故前章及之。
我饮不须劝,正怕酒尊空。别离亦复何恨?此别恨匆匆。头上貂蝉贵客,花外麒麟高冢,人世竟谁雄?一笑出门去,千里落花风。
孙刘辈,能使我,不为公。余发种种如是,此事付渠侬。但觉平生湖海,除了醉吟风月,此外百无功。毫发皆帝力,更乞鉴湖东。
日课四条,同治十年金陵节署中日记
一曰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故《大学》之“诚意”章,两言“慎独”。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则《大学》之所谓“自慊”,《中庸》之所谓“戒慎”“恐惧”,皆能切实行之。即曾子之所谓“自反而缩”,孟子之所谓“仰不愧”“俯不怍”,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之时。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二曰主敬则身强。“敬”之一字,孔门持以教人,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至程朱则千言万语不离此旨。内而专静纯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程子谓“上下一于恭敬,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气无不和,四灵毕至,聪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飨帝”,盖谓敬则无美不备也。吾谓“敬”字切近之效,尤在能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庄敬日强,安肆日偷,皆自然之征应。虽有衰年病躯,一遇坛庙祭献之时,战阵危急之际,亦不觉神为之悚,气为之振。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强矣。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能懈慢,则身体之强健,又何疑乎?
三曰求仁则人悦。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即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若但知自了,而不知教养庶汇,是于天之所以厚我者,辜负甚大矣。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立者自立不惧,如富人百物有馀,不假外求;达者四达不悖,如贵人登高一呼,群山四应。人孰不欲己立己达,若能推以立人达人,则与物同春矣。后世论求仁者,莫精于张子之《西铭》。彼其视民胞物与,宏济群伦,皆事天者性分当然之事。必如此,乃可谓之人;不如此,则曰悖德、曰贼。诚如其说,则虽尽立天下之人,尽达天下之人,而曾无善劳之足言,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
四曰习劳则神钦。凡人之情,莫不好逸而恶劳。无论贵贱智愚老少,皆贪于逸而惮于劳,古今之所同也。人一日所着之衣、所进之食,与一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称,则旁人韪之,鬼神许之,以为彼自食其力也。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羞,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古之圣君贤相,若汤之昧旦丕显,文王日昃不遑,周公夜以继日、坐以待旦,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无逸》一篇,推之于勤则寿考,逸则夭亡,历历不爽。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炼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慧而长才识。为天下计,则必己饥己溺,一夫不获,引为余辜。大禹之周乘四载,过门不入;墨子之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故荀子好称大禹、墨翟之行,以其勤劳也。军兴以来,每见人有一材一技,能耐艰苦者,无不见用于人,见称于时。其绝无材技、不惯作劳者,皆唾弃于时,饥冻就毙。故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能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祇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是以君子欲为人神所凭依,莫大于习劳也。
余衰年多病,目疾日深,万难挽回。汝及诸侄辈,身体强壮者少。古之君子,修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强而后有振兴之象,必使人悦神钦而后有骈集之祥。今书此四条,老年用自儆惕,以补昔岁之愆。并令二子各自勖勉。每夜以此四条相课,每月终以此四条相稽。仍寄诸侄共守,以期有成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