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将南征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
风吹鼍鼓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
天上麒麟原有种，穴中蝼蚁岂能逃。
太平待诏归来日，朕与先生解战袍。
将军你征伐南方，胆气豪迈无比，腰间的钢刀如同一泓秋水般明亮 。
风吹电闪之中旌旗飘，战鼓擂动，山河震动，日月高标。
将军神勇天生，犹如天上麒麟的后代，敌人如同洞里的蝼蚁一般，怎么能逃走呢？
等到天下太平，将军奉诏，班师回朝的时候，我亲自为将军解下战袍，为将军接风。
首联叙南征领兵将领毛伯温的气派。他显得胆气豪壮，腰上横挂着明亮的雁翎刀，很是威风。颔联由写大将军本身过渡到写他率领的军队。战鼓隆隆山河似在震动，军旗高高飘扬，似与日月比高。他带领的军队也是威武雄壮的。虽未写一兵一卒，但军队的声威却通过战鼓及军旗显示出来了。颈联预示安南两种人物的命运。安南一事，原是世孙黎宁派人向明廷报告莫登庸纂逆之罪，明廷几经犹豫才派毛伯温率军十二万余人出征。当大军压境之时，莫登庸畏惧投降，后来也得到了封赏。但毛伯温出征之时莫登庸还是明军要讨伐的人。因之麒麟似指黎宁等人，蝼蚁似指莫登庸等。尾联预祝毛伯温南征胜利，表达了作者对南征必胜的信心和对主将的殷切期待。
“大将南征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起笔虽然不免有些粗俗，但从全诗来看，却仍有以下几点好处：其一，开门见山地点明了主题，点出了事由，造成了出征的气氛。其二，此句丝毫不事雕琢，却能以“文势”夺人，定准了全诗豪放洒脱的基调。其三，一下子就把一个腰横宝刀，英姿勃发，胆气过人的将军形象推到了读者面前，其造语虽然直露，但字里行间却渗透着作者的赞誉之情。接下来，作者进一步用将军出兵的场面来衬托其威势。“风吹鼍鼓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作者为了强调军威，有意把“风吹”“电闪”四字提到了句首，不但使句子对仗十分工整，读来朗朗上口，也更增加了大将的几分威势。
大将的形象和率师出征的场面写过之后，作者进一步写将军出征稳操胜券，必能克敌制胜。这一方面是对大将威势的更有力描写，同时也表现出作者的期待之情。另外，作者为了要写将军必获全胜，用“天上麒麟”与“穴中蝼蚁”做鲜明的对比，用来比喻的辞语选得典型，胜负之势立然可见。“原有种”，反映了作者那种庸俗的天命观，用在这里，却也表达了他赞誉大将、坚信出师必胜的心情。“岂能逃”既写出了敌军在这样一位大将的打击下无法逃脱灭顶之灾的丑态，也说明胜利是轻而易举的。因此，作者在最后两句满怀信心地写道：“太平待诏归来日，朕与先生解战袍”。这是全诗中最精彩的两句话。“太平”二字有两重含义，其一是指大将出征后，立刻能天下太平，极言其武功卓著，马到成功；其二是指大将能平安归来，隐隐中透露出对大将的关切。“待诏归来日妒，虽然造语平淡，明白如话，但其中包括着期盼将军胜利归来的殷切之情。“朕与先生解战袍”句中的“先生”，说明毛伯温将军并不只具有匹夫之勇，还有其“风流儒雅”的一面，既能拔剑相斗，又能运筹帷幄。另外，世宗这里特以“先生”称之，是对毛伯温的赞誉之辞，是一位封建帝王对其臣子的褒奖和赞美。先称“大将”，再称“先生”，就无形中把毛伯温抬高了一步，似乎毛伯温成了“帝王之师”。不仅如此，他还要亲自给这位先生解下战袍。一个“解”字，更抬高了毛伯温的地位。
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自明开国以来，安南屡叛不已。明剿抚并用，不能平息。嘉靖年间（1522年—1566年），南征将士在安南乱军中发现其私造《大诰》，有不轨之心。消息传来，世宗甚怒，遂命仇鸾、毛伯温率军讨之。这首诗是明世宗在毛伯温于嘉靖十九年（1540年）远征安南时所作的送行诗。
通驿公馆南有水亭焉，四甍翚飞，巉绝浦屿。盖有前摄令河东薛公，栋而宇之；今宰陇西李公明化，开物成务，又横其梁而阁之。昼鸣闲琴，夕酌清月，盖为接轩、祖远客之佳境也。制置既久，莫知何名。司马武公，长材博古，独映方外，因据胡床，岸帻啸咏，而谓前长史李公及诸公曰：“此亭跨姑熟之水，可称为姑熟亭焉。”嘉名胜概，自我作也。且夫曹官绂冕者，大贤处之，若游青山，卧白云，逍遥偃傲，何适不可？小才居之，窘而自拘，悄若桎梏，则清风朗月，河英岳秀，皆为弃物，安得称焉，所以司马南邻，当文章之旗鼓；翰林客卿，挥辞锋以战胜。名教乐地，无非得俊之场也。千载一时，言诗记志。
上有垂虹亭，属吴江。
素天际水，浪拍碎、冻云不凝。记晓叶题霜，秋灯吟雨，曾系长桥过艇。又是宾鸿重来后，猛赋得、归期才定。嗟绣鸭解言，香鲈堪钓，尚庐人境。
幽兴。争如共载，越娥妆镜。念倦客依前，貂裘茸帽，重向淞江照影。酹酒苍茫，倚歌平远，亭上玉虹腰冷。迎醉面，暮雪飞花，几点黛愁山暝。
初八月，半镜上青霄。斜倚画阑娇不语，暗移梅影过红桥。裙带北风飘。
吾家旧贫，为父母昆弟所容，去厮役之吏，游学周秦之都，往来幽、并、兖、豫之域，获觐乎在位通人，处逸大儒，得意者咸从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艺，粗览传记，时睹秘书纬术之奥。年过四十，乃归供养，假田播殖，以娱朝夕。遇阉尹擅势，坐党禁锢，十有四年而蒙赦令；举贤良方正有道，辟大将军、三司府，公车再召。比牒并名，早为宰相。惟彼数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无任于此。但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亦庶几以竭吾才，故闻命罔从。而黄巾为害，萍浮南北，复归邦乡。入此岁来，已七十矣。宿业衰落，仍有失误；案之典礼，便合传家。
今我告尔以老，归尔以事；将闲居以安性，覃思以终业。自非拜国君之命，问族亲之忧，展敬坟墓，观省野物，故尝扶仗出门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尔茕茕一夫，曾无同生相依，其勖求君子之道，研钻勿替，敬慎威仪，以近有德，显誉成于僚友，德行立于己志。若致声称，亦有荣于所生，可不深念耶！可不深念耶？
吾虽无绂冕之绪，颇有让爵之高；自乐以论赞之功，庶不遗后人之羞。末所愤愤者，徒以亡亲坟垄未成，所好群书，率皆腐敝，不得于礼堂写定，传与其人。日夕方暮，其可图乎！家今差多于昔，勤力务时，无恤饥寒。菲饮食，薄衣服，节夫二者，尚令吾寡憾；若忽忘不识，亦已焉哉！
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
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
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
寂寂江山摇落处，怜君何事到天涯！
明世宗朱厚熜（1507年9月16日—1567年1月23日），号尧斋、雷轩、天池钓叟，生于湖广安陆州（今湖北钟祥），明宪宗朱见深之孙、明孝宗朱祐樘之侄、兴献王朱祐杬之子、明武宗朱厚照的堂弟。明朝第十一位皇帝。
正德十六年（1521年），明武宗朱厚照驾崩，无子继位，按照“兄终弟及”的祖训，兴王世子朱厚熜承统，年号“嘉靖”。即位不久，朱厚熜围绕其生父兴献王的尊称和祀典问题，掀起了史称“大礼议”的政治事件。后朱厚熜为了缓和社会矛盾，采取厘革宿弊、振兴纲纪等改革措施，下令退还一些被侵占的民田，汰除军校匠役10万余人，史称“嘉靖新政”，得到朝野上下的拥护。但朱厚熜后期迷信方士、浪费民力的行为，不仅使“新政”未能彻底实施，反使国势日趋没落，政治和经济都出现了深刻危机。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发生了“壬寅宫变”，朱厚熜几乎死于宫女之手。此后的朱厚熜迷信道教，祈求长生不老，长期不视朝，由严嵩执掌大权。同时蒙古俺答汗长年寇边，甚至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兵临北京城下，史称“庚戌之变”；倭寇也侵略东南沿海。“南倭北虏”始终困扰着嘉靖一朝，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1567年1月23日），朱厚熜于乾清宫去世，在位四十五年，享年六十岁。庙号“世宗”，谥号“钦天履道英毅神圣宣文广武洪仁大孝肃皇帝”，葬于北京十三陵之永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