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日，与黎莼斋游狼山，坐萃景楼望虞山，乐之。二十一日，买舟渡江，明晨及常熟。时赵易州惠甫适解官归，居于常熟，遂偕往游焉。
虞山尻尾东入熟城，出城迤西，绵二十里，四面皆广野，山亘其中。其最胜为拂水岩，巨石高数十尺，层积骈叠，若累芝菌，若重巨盘为台，色苍碧丹赭斑驳，晃耀溢目。有二石中分，曰剑门，騞擘屹立，诡异殆不可状。踞岩俯视，平畴广衍数万顷。澄湖奔溪，纵横荡潏其间，绣画天施。南望毗陵、震泽，连山青以相属，厥高鑱云，雨气日光参错出诸峰上。水阴上薄，荡摩阖开，变灭无瞬息定。其外苍烟渺霭围缭，光色纯天，决眦穷睇，神与极驰。岩之麓为拂水山庄旧址，钱牧斋之所尝居也。嗟夫！以兹丘之胜，钱氏惘不能藏于此终焉，余与易州乃乐而不能去云。岩阿为维摩寺，经乱，泰半毁矣。
出寺西行少折，逾岭而北，云海豁工，杳若天外，而狼山忽焉在前，今指谓易州：“一昔游其上也。”又西下，为三峰寺，所在室宇，每每可憩息。临望多古树，有罗汉松一株，剥脱拳秃，类数百年物。寺僧俱酒果笋而饷余两人已，日昃矣。循山北过安福寺，唐人常建诗所谓破山寺者也。幽邃称建诗语。寺多木樨花，自寺以往，芳馥载涂。
返自常熟北门，至言子、仲雍墓，其上为辛峰亭。日已夕，山径危仄不可上，期以翼日往。风雨，复不果。二十四日遂放舟趣吴门。行数十里，虞山犹蜿蜒在蓬户，望之了然，令人欲反棹复至焉。
清光绪二年秋八月十八日，我和黎莼斋游狼山，坐在萃景楼上，远望虞山，觉得景色很美。二十一日就雇了船过江。第二天早上，到了常熟。这时易州赵惠甫恰巧免官回来，住在常熟，便与我一同去游玩。
虞山后面向东延伸进常熟城。出城斜向西，绵延有二十里地，四面都是广阔的田野，山横亘在中间。其中最好的景点是拂水岩，大石高有几十尺，一层层堆积重叠着，像层积的灵芝，又像重重叠叠的大石盘修筑的平台，有暗青色、红色，斑斓驳杂，光彩夺目。有两块石头从中间分开，叫剑门，陡峭如裂开一般屹立着，奇形怪状几乎无法形容。蹲在岩石上，向下望去，田地平整广阔约有上万顷，澄碧的湖水，奔流的小溪，纵横交错，流淌着，翻涌着，华美得像一幅天然的图画。向南望见毗陵、震泽，山青翠相连，高耸入云。雨气和日光参差错落在各山峰上面，水汽逼近，忽开忽合，瞬息万变。它的外面，烟云弥漫，光色满天，极目远眺，心游天外。岩脚下是拂水山庄的旧址，钱牧斋曾经住过的地方。唉！凭着这么好的山丘胜地，钱先生却糊涂地不能隐居在此终了一生，我和赵惠甫却快乐地不想离开啊！山崖的边侧是维摩寺，经过战乱后大半被毁坏了。
出了寺向西走，稍微转个弯，过了一道岭，然后向北，只见云海豁然开朗，渺渺茫茫，仿佛天外一般，而狼山忽然出现在前面。我指着狼山对赵惠甫说，前些天我在那上面游玩过。又从西边下去，是三峰寺，所在房屋，间间都可休息。走近寺一看，里面很多古树，有一株罗汉松，树皮已经剥落，树干光秃，像是上百年的树。寺里和尚准备了酒菜、水果，请我们两人吃。太阳将要西斜，我们沿着山向北走，经过安福寺，那就是唐代诗人常建诗中所说的“破山寺”，清幽深邃，和他诗中描绘的相符。寺里多桂花树，从寺里过去，一路上充满着芬芳。
从常熟北门返回，我们便到了言子和仲雍的坟墓。上面是辛峰亭。这时太阳已经下山了，山路陡险无法上去，相约第二天去游玩。因为刮风下雨，又没有成行。于是二十四日乘船往吴门去，走了几十里水路，虞山好像还在船篷上面蜿蜒曲折，望去清清楚楚，使人想要掉转船头再去游玩。
这篇散文以行程为线索，采用移步换景、全面铺叙的写作手法，将登山越岭所见的风光景物逐一展现于笔下，作者或远望，或近观，或仰视，或俯察，视角不停变换，给人以不同的审美感受。行文时无论描摹近石远山，还是写苍烟渺霭，都萃形、光、色于一体，让人目不暇接。此外，作者还以简洁的文笔点出人文景观，如拂水山庄旧址、破山寺及言子、仲雍墓等，以反衬虞山之胜。通篇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与喧嚣尘世相割裂的静态的自然，笼罩着一种淡雅的诗美意境，特别是文末写行数十里回望虞山，“犹蜿蜒在篷户，望之了然，令人欲返棹复至焉”，以回应之笔表现自己余兴未尽的心理感受，文已尽而意无穷，委实耐人寻味。同时，也与文首“坐萃景楼望虞山，乐之”相照应，揭示此次虞山之游，是以“远望神往”起始，以“回望欲返”作结，首尾呼应而又浑然天成。
文中，“岩之麓为拂水山庄旧址”数句，感叹钱谦益既为常熟人，家乡有如此名胜佳地，却如此糊涂，不能隐居终生。由此我们看出作者的人品和藏身山水、超然脱俗的理想。类似的感慨在《游狼山记》中亦有流露：“余又益槁枯朽钝，为时屏弃。独思遗外身世，捐去万事，徜徉于兹山之上，荫茂树而撷涧芳;临望山海，慨然凭吊千载之兴亡；左挟书册，右持酒杯，啸歌偃仰，以终其身。”相比之下，《游虞山记》中作者的表达较为婉转，而《游狼山记》则更为坦露。
有趣的是，清人沈德潜亦有《游虞山记》传世。与张裕钊不同，他只是稍识虞山面目，未能尽探幽深险峻之佳境，却因此悟出一种处世之道：天下胜景，若留有余地，则意味无穷；尽情探历，欲求览无余，反而兴味索然，世间事物往往如是。可见，同样一座山，审美主体不同，所见景物不同，得到的人生感悟亦自不同。惟其如此，它才具有恒久不变的魅力。
这篇文章写虞山之景，无论描摹近石远山，还是写苍烟渺霭，都具有诗情画意，体现了作者状物写景的功力。这篇文章抓住了不同景物的特征，融情于景，刻画逼真，文末写回望虞山：“令人欲反棹复至。”表现余味未尽，具有言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作者于光绪二年（1876年）阴历八月十八日与友人游虞山，这篇游记即此行记游之作。
成都城南有蜀王旧苑，尤多梅，皆二百余年古木。
斜阳废苑朱门闭，吊兴亡、遗恨泪痕里。淡淡宫梅，也依然、点酥剪水。凝愁处，似忆宣华旧事。
行人别有凄凉意，折幽香、谁与寄千里。伫立江皋，杳难逢、陇头归骑。音尘远，楚天危楼独倚。
自从回步百花桥。便独处清宵。凤衾鸳枕，何事等闲抛。纵有余香，也似郎恩爱，向日夜潜消。
恐伊不信芳容改，将憔悴、写霜绡。更凭锦字，字字说情憀。要识愁肠，但看丁香树，渐结尽春梢。
九畹芳菲兰佩好。空谷无人，自怨蛾眉巧。宝瑟泠泠千古调，朱丝弦断知音少。
冉冉年华吾自老。水满汀洲，何处寻芳草？唤起湘累歌未了，石龙舞罢松风晓。
昌国君乐毅，为燕昭王合五国之兵而攻齐，下七十余城，尽郡县之以属燕。三城未下，而燕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齐人反间，疑乐毅，而使骑刦代之将。乐毅奔赵，赵封以为望诸君。齐田单诈骑刦，卒败燕军，复收七十余城以复齐。
燕王悔。惧赵用乐毅乘燕之敝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让乐毅，且谢之曰：“先王举国而委将军，将军为燕破齐，报先王之仇，天下莫不振动，寡人岂敢一日而忘将军之功哉！会先王弃群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误寡人，寡人之使骑刦代将军，为将军久暴露于外，故召将军，且休计事。将军过听，以与寡人有隙，遂捐燕而归赵。将军自为计则可矣，而亦何以报先王之所以遇将军之意乎？”
“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顺左右之心，恐抵斧质之罪，以伤先王之明，而又害于足下之义，故遁逃奔赵。自负以不肖之罪，故不敢为说。今王使使者数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于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书对。”
“臣闻贤圣之君，不以禄私其亲，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随其爱，能当者处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论行而结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学者观之，先王之举措，有高世之心，故假节于魏王，而以身得察于燕。先王过举，擢之乎宾客之中，而立之群臣之上，不谋于父兄，而使臣为亚卿。臣自以为奉令承教，可以幸无罪矣，故受命而不辞。”
“先王命之曰：‘我有积怨深怒于齐，不量轻弱，而欲以齐为事。’臣对曰：‘夫齐，霸国之余教，而骤胜之遗事也。闲于甲兵，习于战攻。王若欲伐之，则必举天下而图之。举天下而图之，莫径于结赵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愿也。赵若许约，楚、魏尽力，四国攻之。齐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节，南使臣于赵，顾返命，起兵随而攻齐。以天之道，先王之灵，河北之地，随先王举而有之于济上。济上之军，奉令击齐，大胜之。轻卒锐兵，长驱至国，齐王逃遁走莒，仅以身免。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入燕，大吕陈于元英，故鼎返乎历室，齐器设于宁台，蓟丘之植，植于汶篁。自五伯以来，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为顺于其志，以臣为不顿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国诸侯。臣不佞，自以为奉令承教，可以幸无罪矣，故受命而弗辞。”
“臣闻贤明之君，功立而不废，故著于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毁，故称于后世。若先王之报怨雪耻，夷万乘之强国，收八百岁之蓄积，乃至弃群臣之日，遗令诏后嗣之余义。执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顺庶孽者，施及萌隶，皆可以教于后世。”
“臣闻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昔者伍子胥说听乎阖闾，故吴王远迹至于郢，夫差弗是也，赐之鸱夷而浮之江。故吴王夫差不悟先论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弗悔。子胥不蚤见主之不同量，故入于江而不改。”
“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计也；离毁辱之非，堕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临不测之罪，以幸为利者，义之所不敢出也。”
“臣闻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之去也，不洁其名。臣虽不佞，数奉教于君子矣。恐侍御者之亲左右之说，而不察疏远之行也，故敢以书报，唯君之留意焉！”
无穷官柳，无情画舸，无根行客。南山尚相送，只高城人隔。
罨画园林溪绀碧，算重来、尽成陈迹。刘郎鬓如此，况桃花颜色。
张裕钊（1823年-1894年），字廉卿，一作濂卿，号濂亭。武昌（今湖北鄂州）人。中国近代散文家、书法家、大臣。“曾门四学士”之一。
张裕钊于1838年，应县试考取秀才。1846年，于湖北乡试中举。1850年，入京会试落第，后参加考选国子监学正，授内阁中书。张氏后入曾国藩幕府。张裕钊在京供职期间，目睹官场腐败，但以书文自娱，后弃官南归。1852年，张裕钊受聘主讲于武昌勺庭书院落。1854年，曾国藩进兵湖北，遂召入戎幕参办文案。后致力于教育、文学和书法的研究。自1871年起，张裕钊先后主讲于江宁凤池书院，保定莲池书院，武昌江汉书院，襄阳鹿门书院。1894年正月，于西安寓所逝世。
张裕钊与黎庶昌、薜福成、吴汝纶，被人并称为“曾门四学士”。其书法独辟蹊径，融北碑南帖于一炉，创造了影响晚清书坛百年之久的“张体”，被康有为誉为“千年以来无与比”。1990年，湖北省成立了“张裕钊研究会”，张氏的书法、诗文和教育思想的理论研究，得到更进一步的推动和发展。著有《重修金山江天寺记》《屈子祠堂后碑》《赵充国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