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日，与黎莼斋游狼山，坐萃景楼望虞山，乐之。二十一日，买舟渡江，明晨及常熟。时赵易州惠甫适解官归，居于常熟，遂偕往游焉。
虞山尻尾东入熟城，出城迤西，绵二十里，四面皆广野，山亘其中。其最胜为拂水岩，巨石高数十尺，层积骈叠，若累芝菌，若重巨盘为台，色苍碧丹赭斑驳，晃耀溢目。有二石中分，曰剑门，騞擘屹立，诡异殆不可状。踞岩俯视，平畴广衍数万顷。澄湖奔溪，纵横荡潏其间，绣画天施。南望毗陵、震泽，连山青以相属，厥高鑱云，雨气日光参错出诸峰上。水阴上薄，荡摩阖开，变灭无瞬息定。其外苍烟渺霭围缭，光色纯天，决眦穷睇，神与极驰。岩之麓为拂水山庄旧址，钱牧斋之所尝居也。嗟夫！以兹丘之胜，钱氏惘不能藏于此终焉，余与易州乃乐而不能去云。岩阿为维摩寺，经乱，泰半毁矣。
出寺西行少折，逾岭而北，云海豁工，杳若天外，而狼山忽焉在前，今指谓易州：“一昔游其上也。”又西下，为三峰寺，所在室宇，每每可憩息。临望多古树，有罗汉松一株，剥脱拳秃，类数百年物。寺僧俱酒果笋而饷余两人已，日昃矣。循山北过安福寺，唐人常建诗所谓破山寺者也。幽邃称建诗语。寺多木樨花，自寺以往，芳馥载涂。
返自常熟北门，至言子、仲雍墓，其上为辛峰亭。日已夕，山径危仄不可上，期以翼日往。风雨，复不果。二十四日遂放舟趣吴门。行数十里，虞山犹蜿蜒在蓬户，望之了然，令人欲反棹复至焉。
清光绪二年秋八月十八日，我和黎莼斋游狼山，坐在萃景楼上，远望虞山，觉得景色很美。二十一日就雇了船过江。第二天早上，到了常熟。这时易州赵惠甫恰巧免官回来，住在常熟，便与我一同去游玩。
虞山后面向东延伸进常熟城。出城斜向西，绵延有二十里地，四面都是广阔的田野，山横亘在中间。其中最好的景点是拂水岩，大石高有几十尺，一层层堆积重叠着，像层积的灵芝，又像重重叠叠的大石盘修筑的平台，有暗青色、红色，斑斓驳杂，光彩夺目。有两块石头从中间分开，叫剑门，陡峭如裂开一般屹立着，奇形怪状几乎无法形容。蹲在岩石上，向下望去，田地平整广阔约有上万顷，澄碧的湖水，奔流的小溪，纵横交错，流淌着，翻涌着，华美得像一幅天然的图画。向南望见毗陵、震泽，山青翠相连，高耸入云。雨气和日光参差错落在各山峰上面，水汽逼近，忽开忽合，瞬息万变。它的外面，烟云弥漫，光色满天，极目远眺，心游天外。岩脚下是拂水山庄的旧址，钱牧斋曾经住过的地方。唉！凭着这么好的山丘胜地，钱先生却糊涂地不能隐居在此终了一生，我和赵惠甫却快乐地不想离开啊！山崖的边侧是维摩寺，经过战乱后大半被毁坏了。
出了寺向西走，稍微转个弯，过了一道岭，然后向北，只见云海豁然开朗，渺渺茫茫，仿佛天外一般，而狼山忽然出现在前面。我指着狼山对赵惠甫说，前些天我在那上面游玩过。又从西边下去，是三峰寺，所在房屋，间间都可休息。走近寺一看，里面很多古树，有一株罗汉松，树皮已经剥落，树干光秃，像是上百年的树。寺里和尚准备了酒菜、水果，请我们两人吃。太阳将要西斜，我们沿着山向北走，经过安福寺，那就是唐代诗人常建诗中所说的“破山寺”，清幽深邃，和他诗中描绘的相符。寺里多桂花树，从寺里过去，一路上充满着芬芳。
从常熟北门返回，我们便到了言子和仲雍的坟墓。上面是辛峰亭。这时太阳已经下山了，山路陡险无法上去，相约第二天去游玩。因为刮风下雨，又没有成行。于是二十四日乘船往吴门去，走了几十里水路，虞山好像还在船篷上面蜿蜒曲折，望去清清楚楚，使人想要掉转船头再去游玩。
这篇散文以行程为线索，采用移步换景、全面铺叙的写作手法，将登山越岭所见的风光景物逐一展现于笔下，作者或远望，或近观，或仰视，或俯察，视角不停变换，给人以不同的审美感受。行文时无论描摹近石远山，还是写苍烟渺霭，都萃形、光、色于一体，让人目不暇接。此外，作者还以简洁的文笔点出人文景观，如拂水山庄旧址、破山寺及言子、仲雍墓等，以反衬虞山之胜。通篇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与喧嚣尘世相割裂的静态的自然，笼罩着一种淡雅的诗美意境，特别是文末写行数十里回望虞山，“犹蜿蜒在篷户，望之了然，令人欲返棹复至焉”，以回应之笔表现自己余兴未尽的心理感受，文已尽而意无穷，委实耐人寻味。同时，也与文首“坐萃景楼望虞山，乐之”相照应，揭示此次虞山之游，是以“远望神往”起始，以“回望欲返”作结，首尾呼应而又浑然天成。
文中，“岩之麓为拂水山庄旧址”数句，感叹钱谦益既为常熟人，家乡有如此名胜佳地，却如此糊涂，不能隐居终生。由此我们看出作者的人品和藏身山水、超然脱俗的理想。类似的感慨在《游狼山记》中亦有流露：“余又益槁枯朽钝，为时屏弃。独思遗外身世，捐去万事，徜徉于兹山之上，荫茂树而撷涧芳;临望山海，慨然凭吊千载之兴亡；左挟书册，右持酒杯，啸歌偃仰，以终其身。”相比之下，《游虞山记》中作者的表达较为婉转，而《游狼山记》则更为坦露。
有趣的是，清人沈德潜亦有《游虞山记》传世。与张裕钊不同，他只是稍识虞山面目，未能尽探幽深险峻之佳境，却因此悟出一种处世之道：天下胜景，若留有余地，则意味无穷；尽情探历，欲求览无余，反而兴味索然，世间事物往往如是。可见，同样一座山，审美主体不同，所见景物不同，得到的人生感悟亦自不同。惟其如此，它才具有恒久不变的魅力。
这篇文章写虞山之景，无论描摹近石远山，还是写苍烟渺霭，都具有诗情画意，体现了作者状物写景的功力。这篇文章抓住了不同景物的特征，融情于景，刻画逼真，文末写回望虞山：“令人欲反棹复至。”表现余味未尽，具有言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作者于光绪二年（1876年）阴历八月十八日与友人游虞山，这篇游记即此行记游之作。
多少泪，断脸复横颐。心事莫将和泪说，凤笙休向泪时吹，肠断更无疑。
小楼连远横空，下窥绣毂雕鞍骤。朱帘半卷，单衣初试，清明时候。破暖轻风，弄晴微雨，欲无还有。卖花声过尽，斜阳院落；红成阵，飞鸳甃。
玉佩丁东别后。怅佳期、参差难又。名韁利锁，天还知道，和天也瘦。花下重门，柳边深巷，不堪回首。念多情、但有当时皓月，向人依旧。
褪尽东风满面妆，可怜蝶粉与蜂狂。
自今意思和谁说，一片春心付海棠。
宋尤文简公，尝爱孙兴公《遂初赋》，而以遂初名其堂。崇陵书扁赐之。在今无锡九龙山之下。公十四世孙质，字叔野，求其遗址，而莫知所在。自以其意规度于山之阳，为新堂，仍以遂初为匾，以书来求余之。
按兴公尝隐会稽，放浪山水，有高尚之志，故为此赋。其后涉历世涂，违其夙好，为桓温所讥。文简公历仕三朝，受知人主，至老而不得去。而以遂初为况，若有不相当者。昔伊尹、傅说、吕望之徒，起于胥靡耕钓，以辅相商、周之主，终其身无复隐处之思。古之志得道行者，固如此也。惟召公告老，而周公留之日：“汝明勖偶王，在宜，乘兹大命，惟文王德，丕承无疆之恤。”当时君臣之际可知矣。后之君子，非复昔人之遭会，而义不容于不仕。及其已至贵显，或未必尽其用，而势不能以遽去。然其中之所谓介然者，终不肯随世俗而移易。虽三公之位，万钟之禄，固其心不能一日安也。则其高世遐举之志，宜其时见于言语文字之间，而有不能自己者。当宋皇桔、治平之时，欧阳公位登两府，际遇不为不隆矣，今读其《思颍》之诗，《归田》之录，而知公之不安其位也。况南渡之后，虽孝宗之英毅，光宗之总揽，远不能望盛宋之治，而崇陵末年，疾病恍惚，宫闱戚畹，干预朝政，时事有不可胜道者矣。虽然，二公之言已行于朝廷，当世之人主不可谓不知之，而终不能默默以自安。盖君子之志如此。
公殁至今四百年，而叔野能修复其旧，遗构宛然。无锡，南方士大夫入都孔道，过之者登其堂，犹或能想见公之仪刑。而读余之言，其亦不能无概于中也已。
剑峰重叠雪云漫，忆昨来时处处难。
大散岭头春足雨，褒斜谷里夏犹寒。
蜀门去国三千里，巴路登山八十盘。
自到成都烧酒熟，不思身更入长安。
张裕钊（1823年-1894年），字廉卿，一作濂卿，号濂亭。武昌（今湖北鄂州）人。中国近代散文家、书法家、大臣。“曾门四学士”之一。
张裕钊于1838年，应县试考取秀才。1846年，于湖北乡试中举。1850年，入京会试落第，后参加考选国子监学正，授内阁中书。张氏后入曾国藩幕府。张裕钊在京供职期间，目睹官场腐败，但以书文自娱，后弃官南归。1852年，张裕钊受聘主讲于武昌勺庭书院落。1854年，曾国藩进兵湖北，遂召入戎幕参办文案。后致力于教育、文学和书法的研究。自1871年起，张裕钊先后主讲于江宁凤池书院，保定莲池书院，武昌江汉书院，襄阳鹿门书院。1894年正月，于西安寓所逝世。
张裕钊与黎庶昌、薜福成、吴汝纶，被人并称为“曾门四学士”。其书法独辟蹊径，融北碑南帖于一炉，创造了影响晚清书坛百年之久的“张体”，被康有为誉为“千年以来无与比”。1990年，湖北省成立了“张裕钊研究会”，张氏的书法、诗文和教育思想的理论研究，得到更进一步的推动和发展。著有《重修金山江天寺记》《屈子祠堂后碑》《赵充国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