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日，与黎莼斋游狼山，坐萃景楼望虞山，乐之。二十一日，买舟渡江，明晨及常熟。时赵易州惠甫适解官归，居于常熟，遂偕往游焉。
虞山尻尾东入熟城，出城迤西，绵二十里，四面皆广野，山亘其中。其最胜为拂水岩，巨石高数十尺，层积骈叠，若累芝菌，若重巨盘为台，色苍碧丹赭斑驳，晃耀溢目。有二石中分，曰剑门，騞擘屹立，诡异殆不可状。踞岩俯视，平畴广衍数万顷。澄湖奔溪，纵横荡潏其间，绣画天施。南望毗陵、震泽，连山青以相属，厥高鑱云，雨气日光参错出诸峰上。水阴上薄，荡摩阖开，变灭无瞬息定。其外苍烟渺霭围缭，光色纯天，决眦穷睇，神与极驰。岩之麓为拂水山庄旧址，钱牧斋之所尝居也。嗟夫！以兹丘之胜，钱氏惘不能藏于此终焉，余与易州乃乐而不能去云。岩阿为维摩寺，经乱，泰半毁矣。
出寺西行少折，逾岭而北，云海豁工，杳若天外，而狼山忽焉在前，今指谓易州：“一昔游其上也。”又西下，为三峰寺，所在室宇，每每可憩息。临望多古树，有罗汉松一株，剥脱拳秃，类数百年物。寺僧俱酒果笋而饷余两人已，日昃矣。循山北过安福寺，唐人常建诗所谓破山寺者也。幽邃称建诗语。寺多木樨花，自寺以往，芳馥载涂。
返自常熟北门，至言子、仲雍墓，其上为辛峰亭。日已夕，山径危仄不可上，期以翼日往。风雨，复不果。二十四日遂放舟趣吴门。行数十里，虞山犹蜿蜒在蓬户，望之了然，令人欲反棹复至焉。
清光绪二年秋八月十八日，我和黎莼斋游狼山，坐在萃景楼上，远望虞山，觉得景色很美。二十一日就雇了船过江。第二天早上，到了常熟。这时易州赵惠甫恰巧免官回来，住在常熟，便与我一同去游玩。
虞山后面向东延伸进常熟城。出城斜向西，绵延有二十里地，四面都是广阔的田野，山横亘在中间。其中最好的景点是拂水岩，大石高有几十尺，一层层堆积重叠着，像层积的灵芝，又像重重叠叠的大石盘修筑的平台，有暗青色、红色，斑斓驳杂，光彩夺目。有两块石头从中间分开，叫剑门，陡峭如裂开一般屹立着，奇形怪状几乎无法形容。蹲在岩石上，向下望去，田地平整广阔约有上万顷，澄碧的湖水，奔流的小溪，纵横交错，流淌着，翻涌着，华美得像一幅天然的图画。向南望见毗陵、震泽，山青翠相连，高耸入云。雨气和日光参差错落在各山峰上面，水汽逼近，忽开忽合，瞬息万变。它的外面，烟云弥漫，光色满天，极目远眺，心游天外。岩脚下是拂水山庄的旧址，钱牧斋曾经住过的地方。唉！凭着这么好的山丘胜地，钱先生却糊涂地不能隐居在此终了一生，我和赵惠甫却快乐地不想离开啊！山崖的边侧是维摩寺，经过战乱后大半被毁坏了。
出了寺向西走，稍微转个弯，过了一道岭，然后向北，只见云海豁然开朗，渺渺茫茫，仿佛天外一般，而狼山忽然出现在前面。我指着狼山对赵惠甫说，前些天我在那上面游玩过。又从西边下去，是三峰寺，所在房屋，间间都可休息。走近寺一看，里面很多古树，有一株罗汉松，树皮已经剥落，树干光秃，像是上百年的树。寺里和尚准备了酒菜、水果，请我们两人吃。太阳将要西斜，我们沿着山向北走，经过安福寺，那就是唐代诗人常建诗中所说的“破山寺”，清幽深邃，和他诗中描绘的相符。寺里多桂花树，从寺里过去，一路上充满着芬芳。
从常熟北门返回，我们便到了言子和仲雍的坟墓。上面是辛峰亭。这时太阳已经下山了，山路陡险无法上去，相约第二天去游玩。因为刮风下雨，又没有成行。于是二十四日乘船往吴门去，走了几十里水路，虞山好像还在船篷上面蜿蜒曲折，望去清清楚楚，使人想要掉转船头再去游玩。
这篇散文以行程为线索，采用移步换景、全面铺叙的写作手法，将登山越岭所见的风光景物逐一展现于笔下，作者或远望，或近观，或仰视，或俯察，视角不停变换，给人以不同的审美感受。行文时无论描摹近石远山，还是写苍烟渺霭，都萃形、光、色于一体，让人目不暇接。此外，作者还以简洁的文笔点出人文景观，如拂水山庄旧址、破山寺及言子、仲雍墓等，以反衬虞山之胜。通篇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与喧嚣尘世相割裂的静态的自然，笼罩着一种淡雅的诗美意境，特别是文末写行数十里回望虞山，“犹蜿蜒在篷户，望之了然，令人欲返棹复至焉”，以回应之笔表现自己余兴未尽的心理感受，文已尽而意无穷，委实耐人寻味。同时，也与文首“坐萃景楼望虞山，乐之”相照应，揭示此次虞山之游，是以“远望神往”起始，以“回望欲返”作结，首尾呼应而又浑然天成。
文中，“岩之麓为拂水山庄旧址”数句，感叹钱谦益既为常熟人，家乡有如此名胜佳地，却如此糊涂，不能隐居终生。由此我们看出作者的人品和藏身山水、超然脱俗的理想。类似的感慨在《游狼山记》中亦有流露：“余又益槁枯朽钝，为时屏弃。独思遗外身世，捐去万事，徜徉于兹山之上，荫茂树而撷涧芳;临望山海，慨然凭吊千载之兴亡；左挟书册，右持酒杯，啸歌偃仰，以终其身。”相比之下，《游虞山记》中作者的表达较为婉转，而《游狼山记》则更为坦露。
有趣的是，清人沈德潜亦有《游虞山记》传世。与张裕钊不同，他只是稍识虞山面目，未能尽探幽深险峻之佳境，却因此悟出一种处世之道：天下胜景，若留有余地，则意味无穷；尽情探历，欲求览无余，反而兴味索然，世间事物往往如是。可见，同样一座山，审美主体不同，所见景物不同，得到的人生感悟亦自不同。惟其如此，它才具有恒久不变的魅力。
这篇文章写虞山之景，无论描摹近石远山，还是写苍烟渺霭，都具有诗情画意，体现了作者状物写景的功力。这篇文章抓住了不同景物的特征，融情于景，刻画逼真，文末写回望虞山：“令人欲反棹复至。”表现余味未尽，具有言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作者于光绪二年（1876年）阴历八月十八日与友人游虞山，这篇游记即此行记游之作。
紫燕黄金瞳，啾啾摇绿騣。
平明相驰逐，结客洛门东。
少年学剑术，凌轹白猿公。
珠袍曳锦带，匕首插吴鸿。
由来万夫勇，挟此生雄风。
托交从剧孟，买醉入新丰。
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
羞道易水寒，从令日贯虹。
燕丹事不立，虚没秦帝宫。
舞阳死灰人，安可与成功？
晚知清净理，日与人群疏。
将候远山僧，先期扫弊庐。
果从云峰里，顾我蓬蒿居。
藉草饭松屑，焚香看道书。
燃灯昼欲尽，鸣磬夜方初。
一悟寂为乐，此生闲有余。
思归何必深，身世犹空虚。
移得绿杨栽后院。学舞宫腰，二月青犹短。不比灞陵多送远，残丝乱絮东西岸。
几叶小眉寒不展。莫唱《阳关》，真个肠先断。分付与春休细看，条条尽是离人怨。
呜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泷冈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于其阡。非敢缓也，盖有待也。
修不幸，生四岁而孤。太夫人守节自誓；居穷，自力于衣食，以长以教俾至于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为吏廉，而好施与，喜宾客；其俸禄虽薄，常不使有余。曰：“毋以是为我累。”故其亡也，无一瓦之覆，一垄之植，以庇而为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于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于汝也。自吾为汝家妇，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养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将有后也。吾之始归也，汝父免于母丧方逾年，岁时祭祀，则必涕泣，曰：“祭而丰，不如养之薄也。”间御酒食，则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余，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见之，以为新免于丧适然耳。既而其后常然，至其终身，未尝不然。吾虽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养也。汝父为吏，尝夜烛治官书，屡废而叹。吾问之，则曰：“此死狱也，我求其生不得尔。”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则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犹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顾乳者剑汝而立于旁，因指而叹，曰：“术者谓我岁行在戌将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见儿之立也，后当以我语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语，吾耳熟焉，故能详也。其施于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无所矜饰，而所为如此，是真发于中者邪！呜呼！其心厚于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将有后也。汝其勉之！夫养不必丰，要于孝；利虽不得博于物，要其心之厚于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
先公少孤力学，咸平三年进士及第，为道州判官，泗绵二州推官；又为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泷冈。
太夫人姓郑氏，考讳德仪，世为江南名族。太夫人恭俭仁爱而有礼；初封福昌县太君，进封乐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时，治其家以俭约，其后常不使过之，曰：“吾儿不能苟合于世，俭薄所以居患难也。”其后修贬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贫贱也，吾处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
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禄而养。又十有二年，烈官于朝，始得赠封其亲。又十年，修为龙图阁直学士，尚书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终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枢密，遂参政事，又七年而罢。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盖自嘉祐以来，逢国大庆，必加宠锡。皇曾祖府君累赠金紫光禄大夫、太师、中书令；曾祖妣累封楚国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赠金紫光禄大夫、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祖妣累封吴国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赠金紫光禄大夫、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皇妣累封越国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赐爵为崇国公，太夫人进号魏国。
于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呜呼！为善无不报，而迟有速有时，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积善成德，宜享其隆，虽不克有于其躬，而赐爵受封，显荣褒大，实有三朝之锡命，是足以表见于后世，而庇赖其子孙矣。”乃列其世谱，具刻于碑，既又载我皇考崇公之遗训，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于修者，并揭于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鲜，遭时窃位，而幸全大节，不辱其先者，其来有自。 熙宁三年，岁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诚、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观文殿学士，特进，行兵部尚书，知青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使，充京东路安抚使，上柱国，乐安郡开国公，食邑四千三百户，食实封一千二百户，修表。
两种风流，一家制作。雪花全似梅花萼。细看不是雪无香，天风吹得香零落。
虽是一般，惟高一着。雪花不似梅花薄。梅花散彩向空山，雪花随意穿帘幕。
张裕钊（1823年-1894年），字廉卿，一作濂卿，号濂亭。武昌（今湖北鄂州）人。中国近代散文家、书法家、大臣。“曾门四学士”之一。
张裕钊于1838年，应县试考取秀才。1846年，于湖北乡试中举。1850年，入京会试落第，后参加考选国子监学正，授内阁中书。张氏后入曾国藩幕府。张裕钊在京供职期间，目睹官场腐败，但以书文自娱，后弃官南归。1852年，张裕钊受聘主讲于武昌勺庭书院落。1854年，曾国藩进兵湖北，遂召入戎幕参办文案。后致力于教育、文学和书法的研究。自1871年起，张裕钊先后主讲于江宁凤池书院，保定莲池书院，武昌江汉书院，襄阳鹿门书院。1894年正月，于西安寓所逝世。
张裕钊与黎庶昌、薜福成、吴汝纶，被人并称为“曾门四学士”。其书法独辟蹊径，融北碑南帖于一炉，创造了影响晚清书坛百年之久的“张体”，被康有为誉为“千年以来无与比”。1990年，湖北省成立了“张裕钊研究会”，张氏的书法、诗文和教育思想的理论研究，得到更进一步的推动和发展。著有《重修金山江天寺记》《屈子祠堂后碑》《赵充国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