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许山翁懒是真,纷纷外物岂关身。
花如解笑还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
净扫明窗凭素几,闲穿密竹岸乌巾。
残年自有青天管,便是无锥也未贫。
我自称山翁,心情懒散,世间纷繁杂乱的事物与我何干。
花如果懂得笑就会多出许多事,石头不会说话却使人满意。
将窗子打扫干净靠着几案,闲时戴着黑头巾穿过竹林。
风烛残年自由苍天掌握,即使无立锥之地,也不算贫。
这首诗暗藏着诗人向佛向道的隐逸之心。“自许山翁懒是真,纷纷外物岂关身”,诗人此时年岁已高,两鬓染霜,自号“山翁”,又道自己“懒是真”,充满了自嘲的意味。而面对红尘琐事,驰骛追逐,他摇头笑叹,这些身外之物岂与我相关。从诗人的话语中故能知晓他洁身自好,不与世俗同流的高洁情操,但真正隐含在情怀之下的不过是浓重的失望,以及消极的隐遁之心。
“花如解笑还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颔联诗人对比花与石来阐明他的隐逸之心。表面上他似乎是在赞美“讷言”之人,但仔细想来,人若处于朝堂之上、市井之中,“解笑”必定逃脱不了;唯有在山林之中,与自然相融,这才不需言语。而在他看来,庙堂之上的巧言令色之人,就是那“解笑”之花,而诗人是不屑与之为伍的。
“净扫明窗凭素几,闲穿密竹岸乌巾”,这是诗人描绘自己闲居之时的悠游姿态,表明自己隐士的身份。简朴而自由,这是诗人美化了自己的赋闲时光。
“残年自有青天管,便是无锥也未贫”,在尾联中,诗人任情于天地之间,豪言道:风烛残年也不用忧虑,命途自有苍天掌握,即使是赤贫到无立锥之地,只要心灵充盈,自由自在,我依然不处于穷困境地。
这首诗以“纷纷外物岂关身”为核心,将作者自己闲居的志向或描写、或抒情、或议论地剖于读者面前,让读者能深入了解诗人的高雅志趣。同时也应看到,这种隐逸的背后,其实也不过是对药石罔效的南宋朝廷深深的失望。
此诗作于庆元二年(1196年)秋,当时作者闲居山阴,创作了这首自己老年被迫脱离主流社会而闲居“世外”的惬意生涯及其美好感受的诗作。
内翰执事:洵布衣穷居,尝窃有叹,以为天下之人,不能皆贤,不能皆不肖。故贤人君子之处于世,合必离,离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于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为枢密副使,执事与余公、蔡公为谏官,尹公驰骋上下,用力于兵革之地。方是之时,天下之人,毛发丝粟之才,纷纷然而起,合而为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鲁无用之身,不足以自奋于其间,退而养其心,幸其道之将成,而可以复见于当世之贤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执事与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势,奔走于小官。洵时在京师,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既复自思,念往者众君子之进于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间之。今之世无复有善人也,则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忧焉?姑养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伤?退而处十年,虽未敢自谓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与曩者异。而余公适亦有成功于南方,执事与蔡公复相继登于朝,富公复自外入为宰相,其势将复合为一。喜且自贺,以为道既已粗成,而果将有以发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向之所慕望爱悦之而不得见之者,盖有六人焉,今将往见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则又为之潸然出涕以悲。呜呼,二人者不可复见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犹有四人也,则又以自解。思其止于四人也,则又汲汲欲一识其面,以发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为天子之宰相,远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于其前;余公、蔡公,远者又在万里外,独执事在朝廷间,而其位差不甚贵,可以叫呼扳援而闻之以言。而饥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于执事之庭。夫以慕望爱悦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见,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则四人之中,非其势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
执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窃自以为洵之知之特深,愈于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巉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执事之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此三者,皆断然自为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长,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让,有执事之态。陆贽之文,遣言措意,切近得当,有执事之实;而执事之才,又自有过人者。盖执事之文,非孟子、韩子之文,而欧阳子之文也。夫乐道人之善而不为谄者,以其人诚足以当之也;彼不知者,则以为誉人以求其悦己也。夫誉人以求其悦己,洵亦不为也;而其所以道执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执事之知其知我也。
虽然,执事之名,满于天下,虽不见其文,而固已知有欧阳子矣。而洵也不幸,堕在草野泥涂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而欲徒手奉咫尺之书,自托于执事,将使执事何从而知之、何从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学,生二十五岁,始知读书,从士君子游。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厉行,以古人自期,而视与己同列者,皆不胜己,则遂以为可矣。其后困益甚,然后取古人之文而读之,始觉其出言用意,与己大异。时复内顾,自思其才,则又似夫不遂止于是而已者。由是尽烧曩时所为文数百篇,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观于其外而骇然以惊。及其久也,读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当然者。然犹未敢自出其言也。时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试出而书之。已而再三读之,浑浑乎觉其来之易矣,然犹未敢以为是也。近所为《洪范论》《史论》凡七篇,执事观其如何?嘻!区区而自言,不知者又将以为自誉,以求人之知己也。惟执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嘉祐二年,龙图阁直学士,尚书吏部郎中梅公,出守於杭。於其行也,天子宠之以诗。於是始作有美之堂。盖取赐诗之首章而名之,以为杭人之荣。然公之甚爱斯堂也,虽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师,命予志之。其请至六七而不倦,予乃为之言曰:
夫举天下之至美与其乐,有不得兼焉者多矣。故穷山水登临之美者,必之乎宽闲之野、寂寞之乡,而後得焉。览人物之盛丽,跨都邑之雄富者,必据乎四达之冲、舟车之会,而後足焉。盖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娱意於繁华,二者各有适焉。然其为乐,不得而兼也。
今夫所谓罗浮、天台、衡岳、洞庭之广,三峡之险,号为东南奇伟秀绝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潜之士,穷愁放逐之臣之所乐也。若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资富贵之娱者,惟金陵、钱塘。然二邦皆僭窃於乱世。及圣宋受命,海内为一。金陵以後服见诛,今其江山虽在,而颓垣废址,荒烟野草,过而览者,莫不为之踌躇而凄怆。独钱塘,自五代始时,知尊中国,效臣顺及其亡也。顿首请命,不烦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乐。又其俗习工巧。邑屋华丽,盖十馀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於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谓盛矣。
而临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从,四方游士为之宾客。故喜占形胜,治亭榭。相与极游览之娱。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遗於彼。独所谓有美堂者,山水登临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尽得之。盖钱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尽得钱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爱而难忘也。 梅公清慎,好学君子也。视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四年八月丁亥,庐陵欧阳修记。
肯把离情容易看,要从容易见艰难。难抛往事一般般。
今夜灯前形共影,枕函虚置翠衾单。更无人与共春寒。
冬前冬后几村庄,溪北溪南两履霜,树头树底孤山上。冷风袭来何处香? 忽相逢缟袂绡裳。酒醒寒惊梦,笛凄春断肠,淡月昏黄。
春色萧条白日斜,平凉西北见天涯。
惟余青草王孙路,不入朱门弟子家。
宛马如云开汉苑,秦兵二月走胡沙。
欲投万里封侯笔,愧我谈经鬓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