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阳军节度、御史大夫乌公，为节度之三月，求士于从事之贤者。有荐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瀍、谷之间，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饭一盂，蔬一盘。人与之钱，则辞；请与出游，未尝以事免；劝之仕，不应。坐一室，左右图书。与之语道理，辨古今事当否，论人高下，事后当成败，若河决下流而东注；若驷马驾轻车就熟路，而王良、造父为之先后也；若烛照、数计而龟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无求于人，其肯为某来邪？”从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为国，不私于家。方今寇聚于恒，师还其疆，农不耕收，财粟殚亡。吾所处地，归输之涂，治法征谋，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义请而强委重焉，其何说之辞？”于是撰书词，具马币，卜日以受使者，求先生之庐而请焉。
先生不告于妻子，不谋于朋友，冠带出见客，拜受书礼于门内。宵则沫浴，戒行李，载书册，问道所由，告行于常所来往。晨则毕至，张上东门外。酒三行，且起，有执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义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决去就。为先生别。”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处何常，惟义之归。遂以为先生寿。”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无变其初，无务富其家而饥其师，无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无昧于谄言，惟先生是听，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宠命。”又祝曰：“使先生无图利于大夫而私便其身。”先生起拜祝辞曰：“敢不敬蚤夜以求从祝规。”于是东都之人士咸知大夫与先生果能相与以有成也。遂各为歌诗六韵，遣愈为之序云。
河阳军节度使、御史大夫乌大人，做节度史三个月，向手下贤能的人们征求贤士。有人举荐石先生，乌大人说 ：“石先生怎么样？”回答说：“石先生居住在嵩邙山、瀍谷河之间，冬天一件皮衣，夏天一件麻布衣服；吃的吗，一天吃一 盆饭、一盘蔬菜。别人给他钱，就谢绝；请他一起出游，没有找借口拒绝的；劝他当官，便不理睬；坐的只有一间房间，左右全是图书。跟他谈道论理，辩论古今的事物的得失，评论人物的高下，事后成败与否，就如同河流决堤向下游奔流注入东海，就如同四匹马驾驶着轻车走熟路，而历史著名驾御高手王良、造父也与他不相上下啊，听了他的话就如同明烛高照一样地亮堂、就如同数目计算了一样清楚并且可以预卜未来。”乌大夫说：“石先生有志于隐居自在到老，不求于人，他肯为我来当官吗？”手下的人说：“大夫您文武全才忠孝具备，为国家求才，不是为自家私利。当今反寇聚集在恒地，敌军环视着边境，农田无法耕种没有收成，钱财粮草殆尽，我们所处的地方，是回归中原运输的要道，治理的方略征讨的谋划，应该有适当的人来出谋划策。先生您仁义并且勇敢，如果凭仁义邀请他并坚决委以重任，他能有什么托词拒绝？”于是撰写邀请函，准备好车马和礼物，占卜选择好吉日交给使者，找到石先生的住处拜请他。
石先生没有告诉妻儿，没有与朋友商量，戴好帽子系好衣带正装接见客人，在家里拜受聘书和礼物。晚上就沐浴更衣，准备好行装，书籍装上马车，问清楚道路，与经常来往的朋友告别。清晨他们就全到了，在东门外布置好饯行仪式，酒过三巡 将要起身的时候，有人拿着酒杯说：“乌大夫的确能够凭义理选取人才，先生您的确按照道理给自己责任，决定去留。为先生 您饯行了。”有又人敬酒祝愿说：“凡是辞官上任离别相处又有什么长久不变的呢？惟有不变的是以道义作为依归。这就为先 生干杯。”又有人敬酒祝愿道：“愿先生让乌大夫不要改变初衷，不要为了自家富裕而使军队饥饿，不要（内心）甘愿忍受佞人而表面上尊敬正直人士，不要被谗言蒙昧，只听先生的，因此能有成就，确保天子的宠信和任命。”又有人祝愿道：“希望先生不要 在乌大夫那图谋利益，而为自身的私利方便图谋。”石先生起身拜谢道：“怎敢不日夜敬忠职守来做到遵从你们的祝愿和规劝！” 于是东都的人士，都知道乌大夫和石先生果然能够互相合作而有所成就。便各自做十二句的诗歌，让我为这做序。
本文为送石处士赴任而写，《送石处士序》的主旨一为阐明石处士此次出仕不违初衷，为行其所当行；二为借此时机，对他作一些规诫，并且通过此事对节度使乌公也含蓄地有所规诫。韩愈主要就是在这两层上作文章。但从表面上看，文章却无处不在赞扬处士的“惟义之归”与乌公的“求士为国”，赞之正所以规之、励之也。最终目的是鼓吹选用贤才，并鼓励贤才“以道自任”，为国出力。
文章的结构仅为两段，却通过明暗两条线来体现：上段记叙乌公和从呈的对话，通过几问几答，表现出石处士的品德才学。表面上写乌公与从呈讨论求贤之事，实则由两人之间的问答，体现出石处士其人。笔法活络，控御自如。既赞处士之贤，同时也赞乌公之能知贤、求贤。双方的共同点在一个“义”字上，并以此“义”解众人对处士出仕之疑。下段写饯别宴席上东都士人的祝辞和石处士的答辞，实际上是韩愈对乌公和石处士的期望。明写处士的应聘与众人的饯行；写其应聘之果，赴行之速，却可以看出行事自有决断，与前面写其议论古今人物之当、料事成败之神颇能呼应，让我们感到此人果非常人。规劝处士与乌公的话，则通过送行者口中各各道出，委婉而得体。
《送石处士序》作于公元810年（元和五年）六月间。元和四年，河北恒州成德军节度使王士真死，王承宗统率军队不服从朝廷诏命。唐宪宗命令吐突承璀率兵讨伐。乌重胤于元和年四月就任河阳军节度使，其地处转运要道，责任重大。乌上任不久即访问贤人，渴望共济国事。石处士姓石名洪，字睿川，洛阳人，辞去黄州录事参军后，退居洛阳，十年不曾外出做官，石洪德商望重，颇具才略，而古代称有才德而不做官的知识分子为处士。当乌氏以国之大事相邀，石洪便欣然出山就任其幕府参。东都人士作诗饯别，并请韩愈写序以赠之。序中期望乌氏与石洪以道义为依并极两人合作成功，兼寓箴规之意，具有丰富的现实与理想意义。
独行独坐，独唱独酬还独卧。伫立伤神，无奈轻寒著摸人。
此情谁见，泪洗残妆无一半。愁病相仍，剔尽寒灯梦不成。
五月庐山春未尽，浓绿丛中，时见红成阵。耀眼好花初识认，杜鹃佳品云锦。
攒叶圆端苍玉润，托出繁英，色胜棠樱嫩。避暑人来应怅恨，芳时未及观娇韵。
经，常道也，其在于天谓之命，其赋于人谓之性，其主于身谓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其应乎感也，则为恻隐，为羞恶，为辞让，为是非；其见于事也，则为父子之亲，为君臣之义，为夫妇之别，为长幼之序，为朋友之信。是恻隐也，羞恶也，辞让也，是非也，是亲也，义也，序也，别也，信也，一也；皆所谓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
以言其阴阳消息之行焉，则谓之《易》；以言其纪纲政事之施焉，则谓之《书》；以言其歌咏性情之发焉，则谓之《诗》；以言其条理节文之着焉，则谓之《礼》；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则谓之《乐》；以言其诚伪邪正之辨焉，则谓之《春秋》。是阴阳消息之行也，以至于诚伪邪正之辨也，一也，皆所谓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夫是之谓六经。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
是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也；《书》也者，志吾心之纪纲政事者也；《诗》也者，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礼》也者，志吾心之条理节文者也；《乐》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诚伪邪正者也。君子之于六经也，求之吾心之阴阳消息而时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纪纲政事而时施焉，所以尊《书》也；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时发焉，所以尊《诗》也；求之吾心之条理节文而时着焉。所以尊《礼》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时生焉，所以尊《乐》也；求之吾心之诚伪邪正而时辨焉，所以尊《春秋》也。
盖昔者圣人之扶人极、忧后世而述六经也，犹之富家者之父祖，虑其产业库藏之积，其子孙者或至于遗忘散失，卒困穷而无以自全也，而记籍其家之所有以贻之，使之世守其产业库藏之积而享用焉，以免于困穷之患。故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而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犹之产业库藏之实积，种种色色，具存于其家；其记籍者，特名状数目而已。而世之学者，不知求六经之实于吾心，而徒考索于影响之间，牵制于文义之末，硁硁然以为是六经矣；是犹富家之子孙，不务守视享用其产业库藏之实积，日遗忘散失，至于窭人丐夫，而犹嚣嚣然指其记籍。曰：“斯吾产业库藏之积也！”何以异于是？
呜呼！六经之学，其不明于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说，是谓乱经；习训诂，传记诵，没溺于浅闻小见，以涂天下之耳目，是谓侮经；侈淫辞，竞诡辩，饰奸心盗行，逐世垄断，而犹自以为通经，是谓贼经。若是者，是并其所谓记籍者而割裂弃毁之矣，宁复知所以为尊经也乎？
越城旧有稽山书院，在卧龙西岗，荒废久矣。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既敷政于民，则慨然悼末学之支离，将进之以圣贤之道，于是使山阴令吴君瀛拓书院而一新之；又为尊经之阁于其后，曰：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阁成，请予一言，以谂多士。予既不获辞，则为记之若是。呜呼！世之学者，得吾说而求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为尊经也矣。
醉别白沙江上亭，晚蝉高树各秋声。
风乘小艇凫鹥进，雨历疏檐环佩鸣。
家事不随王事了，新愁常接旧愁生。
只今疲病嫌鞍马，十日同居眼暂明。
蕊黄无限当山额，宿妆隐笑纱窗隔。 相见牡丹时，暂来还别离。
翠钗金作股，钗上蝶双舞。 心事竟谁知？月明花满枝。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一说怀州修武（今河南省修武县）人，自称“郡望昌黎（今辽宁省义县）”，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中国唐朝中期官员、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
韩愈三岁而孤，随兄嫂生活。自幼攻读六经百家之书，于贞元八年（792年）登进士第。最初两任节度推官，后授四门博士，升监察御史。因论宫市之弊而被贬为阳山县令，之后遇赦，调江陵法曹参军。历任都官员外郎、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的行军司马，参与讨平“淮西之乱”，升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819年），因谏迎佛骨一事被贬为潮州刺史。唐穆宗即位后被召入朝，拜国子祭酒。晚年官至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享年五十七岁。获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加封昌黎伯，并从祀孔庙。
韩愈鄙六朝骈体文风，推崇古体散文，其文质朴无华，气势雄健，“文起八代之衰”“集八代之成”，开古文运动之滥觞。后人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亦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又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有《韩昌黎集》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