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灯纵博,雕鞍驰射,谁记当年豪举。酒徒一半取封侯,独去作、江边渔父。
轻舟八尺,低篷三扇,占断蘋洲烟雨。镜湖元自属闲人,又何必、官家赐与。
当年在华丽的灯光下纵情地博弈,骑着骏马猎射驰骋,谁还记得我当年豪壮的军旅生活?那些无聊酒徒有许多如今都封了官爵,只有我等愿意隐居江边做渔翁。
江边有八尺轻舟。撑着低低的三扇篷,独自享受长满蘋草的水边景色,镜湖本来就属于像我这样的闲适之人。又何必非要你“官家”赐与不可呢?
“华灯纵博,雕鞍驰射,谁记当年豪举。”开篇就追忆往事,发表感慨。这两句采用倒叙手法,回忆“当年”旧事。从“华灯纵博,雕鞍驰射”两个对偶句,知所谓当年是指在南郑从军一段时期。他对这一时期的“豪举”生活,印象极为深刻,后来多次见于吟咏。这是因为:一、他亲自到了接近国防前线的地区,接触许多激动人心的场景,如射猎、检阅、韩信拜将坛、武侯祠庙,登高远望长安诸山,义士冒死驰递情报等等。二、扩展了视野,丰富了生活,激发了爱国热情,获得了大量的创作题材,奠定了“诗外功夫”的理论。完全可以说,南郑从军,对他的诗歌艺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曾有诗说:“华灯纵博声满楼,宝钗艳舞光照席。”“分骑霜天伐狐兔,张灯雪夜掷枭卢。”前两句辞采华丽,极具象征意义,将当年南郑从戎时期,词人与同僚纵情欢赌、策马射猎的生活场景重现。此处赌博并无贬义,突显的恰是一掷千金的豪爽性格。“谁记”二字转折强烈,写华年消逝、世事变迁之后,还有谁记得当年的豪情壮志。
“酒徒一半取封侯,独去作江边渔父。”这两句紧承“谁记”领起的转折,想过去,叹今朝。从此,下文分向“低沉”和“开朗”两方面开拓。封侯、渔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遭遇,荣辱升沉,各有畔岸。“酒徒”是普普通通的平凡之人,暗用刘邦时策士郦生故事,在这儿是指原来和自己比肩而后来逐渐爬上去的达官贵人(如范成大、周必大都位至宰执)。当年与自己一起饮酒的人,至少有一半已经封侯进爵,可是自己却落得病老乡里,成了一个靠打渔为生的衰老渔夫。这里只作说明,并不见褒贬或感叹的痕迹。但也不禁使人发问:那些酒徒,是怎样取得封侯的,自己又为什么落拓江湖甘心去做钓徒渔父,但这不是作论文,为艺术法则所制约,不能说,也不必说了。诗词语者,有它的特色,留有余味,让读者自去咀嚼和解答,这就是“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妙处。“独”字突显出孤家寡人、顾影自怜之意。把成为“渔父”的自己置于“封侯者”之中,对比鲜明,写出陆游仕途的坎坷失意。还应看到,去做渔父,有他的天惠条件,门前宅旁,江湖满地,烟水迷离,是渔父生涯最理想的环境。无怪他在词作里常常提列。此篇而外,如《渔歌子》五首、《鹊桥仙·一竿风月》、《长相思》五首,都是歌颂渔钓生活的清丽超爽之作。诚然,这里也许微寓《楚辞·渔父》“举世皆浊而我独清”的惋叹。
下阕紧承“渔父”二字,从小船写起。“轻舟八尺,低篷三扇”,八尺长的轻小舟船,只有三扇低矮的蓬窗,恐怕只能容下词人一人。但是,词人却说它“占断蘋洲烟雨”,别有新致。表现出词人对渔钓生活的喜爱。“占断颇洲烟雨”,情景交融,韵味殊胜。蘋洲之上,烟雨迷蒙,水云之乡,为自己独占.逍遥容与,可以尽情领略心境何等旷远。况周颐说:“善言情者,但写景而情在其中。”只此一句,抵得张志和全篇《渔歌子》,此可视为“当年豪举”在意境上的升华。在广阔的湖面这一背景中,相较于“轻舟”之小,湖水简直可称大而无当,如此轻巧纤弱的一叶扁舟,绝对不可能占尽风雨,唯词人胸怀宽广能为之。通过这样鲜明的对比,词人言明渔钓生活已成为自己的精神栖所。
“镜湖元自属闲人,又何必官家赐与。”这两句引贺知章的典故。贺知章是会稽人,为官为文都很成功,天宝年间自请归乡为道士,唐玄宗特赐封地。这两句中,词人用略带嘲讽的口吻,打趣贺知章受皇恩所赐得以清闲归乡,实是用以自嘲,嘲笑自己衰鬓残年尚寸功未立。虽有怨念,但词人不仅把这种情怀表达得十分平淡,还显得英气凛然,可能是其晚年心境愈发冲和的缘故。
后人论辛、陆诗词,谓“时时掉书袋.要是一癖”。其实用事只要贴切自然,没有什么不可以。近代词人、词论家况周颐指出必欲得天然妙语,“其道有二。曰性灵流露,曰书卷酝酿。”可谓知言。杨慎评此作:“英气可掬,流落亦可惜矣!”杨慎于此拈出“英气”二字.丁消沉遁世的基调中看到开朗超拔的一面,具见法眼。在任何时代,作为一个诗人的气质来说,这种“英挺之气”断不可少。这是在品格和艺术创作中的间架和脊梁。
全词用笔蕴蓄,颇见炼字炼句之功。如开头只用八个字,就概括了南郑从军多方而的“豪举”。“酒徒”二句,指出持身不同,遭逢各异,亦自言外有意。“占断”一句,只用六字,诗情画意,境界全出。正如赵翼所说:“放翁功夫精到,出语自然老洁,他人数言不能了者,只在一二语了之。”若姚范说他“苍黯蕴蓄之风盖微”,并非公允之论。
另外,此词虽用了一半篇幅描绘渔父生涯,但陆游与张志和一类烟波钓徒全然不同。被迫投闲的渔父即使表面上再潇洒悠闲,骨子里仍是时时不忘“当年豪举”的爱国志士。正是这股内在的豪纵之气,贯注于全词,便在字里行间和转折推进中流露了一种强烈的不平、怨愤、牢骚和孤傲,而词中“谁记”、“独去”、“占断”、“元自”、“何必”等词语,则在表现上述感情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这首词为词人晚年罢归山阴后所写。陆游少年时便负有凌云之志,为抗击金兵驰骋奔走。但因此而为主和派排挤,屡遭贬黜。请缨无路的词人只好寄情江湖,渔樵度日,然而终是忧愤难平。这首《鹊桥仙》就表达了他这种心情。

布衣中,问英雄。王图霸业成何用!禾黍高低六代宫,楸梧远近千官冢。一场恶梦。
楚女欲归南浦,朝雨。湿愁红,小船摇漾入花里。波起,隔西风。
腻红匀脸衬檀唇。晚妆新,暗伤春。手捻花枝,谁会两眉颦。连理带头双口口,留待与,个中人。
淡烟笼月绣帘阴。画堂深,夜沉沉。谁道口口,口系得人心。一自绿窗偷见后,便憔悴,到如今。
早蛩啼复歇,残灯灭又明。
隔窗知夜雨,芭蕉先有声。
或问谏议大夫阳城于愈,可以为有道之士乎哉?学广而闻多,不求闻于人也。行古人之道,居于晋之鄙。晋之鄙人,熏其德而善良者几千人。大臣闻而荐之,天子以为谏议大夫。人皆以为华,阳子不色喜。居于位五年矣,视其德,如在野,彼岂以富贵移易其心哉?
愈应之曰:是《易》所谓恒其德贞,而夫子凶者也。恶得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蛊》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则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时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蛊》之“上九”,居无用之地,而致匪躬之节;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则冒进之患生,旷官之刺兴。志不可则,而尤不终无也。今阳子在位,不为不久矣;闻天下之得失,不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为不加矣。而未尝一言及于政。视政之得失,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问其官,则曰谏议也;问其禄,则曰下大夫之秩秩也;问其政,则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闻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今阳子以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与不得其言而不去,无一可者也。阳子将为禄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为贫,而有时乎为贫。”谓禄仕者也。宜乎辞尊而居卑,辞富而居贫,若抱关击柝者可也。盖孔子尝为委吏矣,尝为乘田矣,亦不敢旷其职,必曰“会计当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阳子之秩禄,不为卑且贫,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
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阳子恶讪上者,恶为人臣招其君之过而以为名者。故虽谏且议,使人不得而知焉。《书》曰:“尔有嘉谟嘉猷,则人告尔后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斯谟斯猷,惟我后之德”若阳子之用心,亦若此者。
愈应之曰:若阳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谓惑者矣。入则谏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夫阳子,本以布衣隐于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谊,擢在此位,官以谏为名,诚宜有以奉其职,使四方后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鲠之臣,天子有不僭赏、从谏如流之美。庶岩穴之士,闻而慕之,束带结发,愿进于阙下,而伸其辞说,致吾君于尧舜,熙鸿号于无穷也。若《书》所谓,则大臣宰相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且阳子之心,将使君人者恶闻其过乎?是启之也。
或曰:阳子之不求闻而人闻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变,何子过之深也?
愈曰:自古圣人贤士,皆非有求于闻用也。闵其时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后已。故禹过家门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圣一贤者,岂不知自安佚之为乐哉诚?畏天命而悲人穷也。夫天授人以贤圣才能,岂使自有余而已,诚欲以补其不足者也。耳目之于身也,耳司闻而目司见,听其是非,视其险易,然后身得安焉。圣贤者,时人之耳目也;时人者,圣贤之身也。且阳子之不贤,则将役于贤以奉其上矣;若果贤,则固畏天命而闵人穷也。恶得以自暇逸乎哉?
或曰:吾闻君子不欲加诸人,而恶讦以为直者。若吾子之论,直则直矣,无乃伤于德而费于辞乎?好尽言以招人过,国武子之所以见杀于齐也,吾子其亦闻乎?
愈曰: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人也。且国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尽言于乱国,是以见杀。《传》曰:“惟善人能受尽言。”谓其闻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阳子可以为有道之士也。”今虽不能及已,阳子将不得为善人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