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董生举进士，屡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
夫以子之不遇时，苟慕义强仁者皆爱惜焉。矧燕赵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尝闻风俗与化移易，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
吾因子有所感矣。为我吊望诸君之墓，而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为我谢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燕赵之地古来就有许多用悲壮的歌声抒发内心悲愤的人。董先生来长安应进士科考试，连续多年不被主考官赏识，空有学识才干，忧郁地到（河北）这个地方去。我知道您一定会有所遇合受到赏识的。董先生要努力啊。
说起来像您这样不走运的，如果是仰慕正义、力行仁道的人都会珍惜的，更何况燕赵之士出于他们的本性呢！可我曾听说风气随着教化而改变，我怎么能知道那里现在的风气跟古时说的有什么不同呢？姑且凭您这次的前往测定一下吧。董先生要努力啊。
我由您的事有所感想。请替我凭吊望诸君的墓，并且留心观察一下当地的集市，还有过去（像高渐离一类）屠狗的人吗？替我向他们致意：“当今圣上英明，赶快出来做官为国效力吧。
文章一上来就先赞美河北“多感慨慷慨悲歌之士”；接着即叙述董生“怀抱利器”而“不得志于有关部门”，因而要到河北去，“我知道他一定有合的”，这很有点为董生预贺的味道。
文章表面上一直是送董生游河北。首段先说此行一定“有合”，是陪笔。在赞美河北时有意识地埋伏了一个“古”字。作者特意在“古”字后面用了一个“称”，使“古”隐藏其中，不那么引人注目。“古称”云云，即历史上如何如何。历史上说，“燕赵多感慨悲歌之士”，现在或许还是那样，或许已不是那样了。后文用一个“然”突转，将笔锋从“古称”移向现实，现实怎样，不言而喻了。由此可见，文章写“古”正是为了衬“今”，为下文写“今”蓄势。
第二段指出古今风俗不同，故此行未必“有合”，虽不明说而主旨已露。当时的藩镇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竞引豪杰相助。董生到河北去，“合”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他将会受到藩镇的重用。果如此，这也证明了“现在”的燕赵“不不同于古人所说”，作者没有明确回答这个问题，只是含蓄感慨说：董先生要努力啊。这里应当是“好自为的”研究，鼓励他们不可以“从贼”的。
第三段借用乐毅和高渐离之事，喻示董邵南生不逢时，请替我凭吊一下望诸君（乐毅）的墓，是提醒董生应妥善处理他和唐王朝的关系。作者借原燕国大将乐毅被迫逃到赵国去的故事，来暗示董生。“为我吊望诸君之墓”，是提醒董生应妥善处理他和唐王朝的关系。还进一步照应前面的“古”字，委托他到燕市上去看看还有没有高渐离那样的“屠狗者”；如果有的话，就劝其入朝廷效忠。连河北的“屠狗者”都要劝他入朝，则对董生投奔河北依附藩镇之举所抱态度也就不言而喻了。
此外，全文在赞扬董生“隐居行义”的同时，也对“刺史不能荐”表示遗憾。这位董生隐居了一段时间，大约不安于“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的现状，终于主动出山了，选择了去河北投靠藩镇。对于董生的“郁郁不得志”，韩愈自然是抱有一定的同情的。
全文措辞深婉，意在言外，虽仅百余字，但一波三折，起伏跌宕。虽是一篇送行的文章，但送之正是为了留之，微情妙旨，全寄于笔墨之外。
唐宪宗元和年间，安徽寿县的董邵南到长安应进士举，屡试不第，准备投靠河北的藩镇。韩愈一直主张全国“大一统”，反对地方分裂主义。董与韩交谊甚厚，知董“怀抱利器”，往投河北，“必有合”然而这对韩来讲，是一种“从贼”；可董又“不得志于有司”，也正由于此，韩提笔写下了这篇有名的赠序。
自京口还钱塘道中
蜀客到江南，长忆吴山好。吴蜀风流自古同，归去应须早。
还与去年人，共藉西湖草。莫惜尊前仔细看，应是容颜老。
酌一卮，须教玉笛吹。锦筵红蜡烛，莫来迟。繁红一夜经风雨，是空枝。
洛阳城东路，桃李生路傍。
花花自相对，叶叶自相当。
春风东北起，花叶正低昂。
不知谁家子，提笼行采桑。
纤手折其枝，花落何飘飏。
请谢彼姝子，何为见损伤？
高秋八九月，白露变为霜。
终年会飘堕，安得久馨香？
秋时自零落，春月复芬芳。
何时盛年去，欢爱永相忘？
吾欲竟此曲，此曲愁人肠。
归来酌美酒，挟瑟上高堂。
里中有盲童，操日者术，善鼓琴。邻有某生，召而吊之曰：“子年几何矣？”曰：“年十五矣。”“以何时而眇？”曰：“三岁耳。”“然则子之盲也且十二年矣！昏昏然而行，冥冥焉而趋。不知天地之大，日月之光，山川之流峙，容貌之妍丑，宫室之宏丽，无乃甚可悲矣乎？吾方以为吊也！”
盲者笑曰：“若子所言，是第知盲者之为盲，而不知不盲者之尽为盲也。夫育者曷尝盲哉？吾目虽不见，而四肢百体均自若也，以目无妄动焉。其于人也，闻其音而知其姓氏；审其语而知其是非。其行也，度其平陂以为步之疾徐，而亦无颠危之患。入其所精业，而不疲其神于不急之务，不用其力于无益之为，出则售其术以饱其腹。如是者久而习之，吾无病于目之不见也。今夫世之人，喜为非礼之貌，好为无用之观。事至而不能见，见而不能远，贤愚之品不能辨，邪正在前不能释，利害之来不能审，治乱之故不能识；诗书之陈于前，事物之接于后，终日睹之而不得其意，倒行逆施，伥伥焉踬且蹶而不之悟，卒蹈于罗网，入于陷阱者往往而是。夫天之爱人甚矣，予之以运动知识之具，而人失其所以予之之意，辄假之以陷溺其身者，岂独目哉！吾将谓昏昏然而行，冥冥然而趋，天下其谁非盲也？盲者独余耶？余方且睥睨顾盼，谓彼等者不足辱吾之一瞬也。乃子不自悲而悲我，不自吊而吊我！吾方转而为子悲为子吊也。”
某生无以答。间诣余言，余闻而异之，曰：“古者瞽、史教诲，师箴，瞍赋，朦诵，若晋之师旷、郑之师慧是也。兹之盲者，独非其伦耶？”为记其语，庶使览之者知所愧焉。
据鞍指挥八千兵，昔日中原几战争。
追鹿已无秦社稷，逝骓方叹楚歌声。
英雄事往人何在？寂寞台空草自生。
回首云山青矗矗，黄流依旧绕彭城。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一说怀州修武（今河南省修武县）人，自称“郡望昌黎（今辽宁省义县）”，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中国唐朝中期官员、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
韩愈三岁而孤，随兄嫂生活。自幼攻读六经百家之书，于贞元八年（792年）登进士第。最初两任节度推官，后授四门博士，升监察御史。因论宫市之弊而被贬为阳山县令，之后遇赦，调江陵法曹参军。历任都官员外郎、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的行军司马，参与讨平“淮西之乱”，升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819年），因谏迎佛骨一事被贬为潮州刺史。唐穆宗即位后被召入朝，拜国子祭酒。晚年官至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享年五十七岁。获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加封昌黎伯，并从祀孔庙。
韩愈鄙六朝骈体文风，推崇古体散文，其文质朴无华，气势雄健，“文起八代之衰”“集八代之成”，开古文运动之滥觞。后人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亦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又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有《韩昌黎集》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