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兰之枻沙棠舟,玉箫金管坐两头。
美酒樽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
仙人有待乘黄鹤,海客无心随白鸥。
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
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
在木兰为桨沙棠为舟的船上,箫管之乐在船的两头吹奏着。
船中载着千斛美酒和美艳的歌妓,任凭它在江中随波逐流。
黄鹤楼上的仙人还有待于乘黄鹤而仙去,而我这个海客却毫无机心地与白鸥狎游。
屈原的词赋至今仍与日月并悬,而楚王建台榭的山丘之上如今已空无一物了。
我兴酣之时,落笔可摇动五岳,诗成之后,啸傲之声,直凌越沧海。
功名富贵如果能够长在,汉水恐怕就要向西北倒流了。
这首诗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是很能代表李白特色的篇章之一。诗以江上的遨游起兴,表现了诗人对庸俗、局促的现实的蔑弃,和对自由、美好的生活理想的追求。
开头四句,虽是江上之游的即景,但并非如实的记叙,而是经过夸饰的、理想化的具体描写,展现出华丽的色彩,有一种超世绝尘的气氛。“木兰之枻沙棠舟”,是珍贵而神奇的木料制成的:“玉箫金管坐两头”,乐器的精美可以想象吹奏的不同凡响:“美酒尊中置千斛”,足见酒量之富,酒兴之豪:“载妓随波任去留”,极写游乐的酣畅恣适。总之,这江上之舟是足以尽诗酒之兴,极声色之娱的,是一个超越了纷浊的现实的、自由而美好的世界。
中间四句两联,两两对比。“仙人”一联承上,对江上泛舟行乐,加以肯定赞扬:“屈平”一联启下,揭示出理想生活的历史意义。“仙人有待乘黄鹤”,即使修成神仙,仍然还有所待,黄鹤不来,也上不了天;而己之泛舟江上,“海客无心随白鸥”,乃已忘却机巧之心,物我为一,不知何者为物,何者为我,比那眼巴巴望着黄鹤的神仙还要“神仙”。到了这种境界,人世间的功名富贵,荣辱穷通,就更不在话下了。因此,俯仰宇宙,纵观古今,便得出了与“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的庸夫俗子相反的认识:“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泛舟江汉之间,想到屈原与楚王,原是很自然的,而这一联的警辟,乃在于把屈原和楚王作为两种人生的典型,鲜明地对立起来。屈原尽忠爱国,反被放逐,终于自沉汨罗,他的词赋,可与日月争光,永垂不朽;楚王荒淫无道,穷奢极欲,卒招亡国之祸,当年奴役人民建造的宫观台榭,早已荡然无存,只见满目荒凉的山丘。这一联形象地说明了,历史上属于进步的终归不朽,属于反动的必然灭亡;还有文章者不朽之大业,而势位终不可恃的这一层意思。
结尾四句,紧接“屈平”一联尽情发挥。“兴酣”二句承屈平辞赋说,同时也回应开头的江上泛舟,极其豪壮,活画出诗人自己兴会飚举,摇笔赋诗时藐视一切,傲岸不羁的神态。“摇五岳”,是笔力的雄健无敌:“凌沧洲”是胸襟的高旷不群。最末“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承楚王台榭说,同时也把“笑傲”进一步具体化、形象化了。不正面说功名富贵不会长在,而是从反面说,把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来一个假设,便加强了否定的力量,显出不可抗拒的气势,并带着尖锐的嘲弄的意味。 这首诗的思想内容,基本上是积极的。另一方面,诗人把纵情声色,恣意享乐,作为理想的生活方式而歌颂,则是不可取的。金管玉箫,携酒载妓,也是功名富贵中人所迷恋的。这正是李白思想的矛盾。这个矛盾,在他的许多诗中都有明白的表现,成为很有个性特点的局限性。
全诗十二句,形象鲜明,感情激扬,气势豪放,音调浏亮。读起来只觉得它是一片神行,一气呵成。而从全诗的结构组织来看,它绵密工巧,独具匠心。开头是色彩绚丽的形象描写,把读者立即引入一个不寻常的境界。中间两联,属对精整,而诗意则正反相生,扩大了诗的容量,诗笔跌宕多姿。结尾四句,极意强调夸张,感情更加激昂,酣畅恣肆,显出不尽的力量。这是经过细心体会后的符合创作实际的看法。
虽然在后世或许是因为什么“载妓随波任去留”又或者是“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消极观点的原因,这首诗未被选入课本之中,名气也不如将进酒之类的名篇,但也是李白三四十岁的大成之作,它相对中规中矩,但磅礴流畅,犹如大江之来,一气呵成,表达了作者强烈的感情,豁达的心态,睥睨天下的磅礴气势,读过此诗,让人久久沉静在作者营造的恢弘之境中。
此诗当为李白游江夏(今湖北省武汉市武昌)时所作,有人认为作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年),也有人认为作于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根据唐汝询《唐诗解》卷十三“此因世途迫隘而肆志以行乐也”的说法,可知李白因有感于“世途迫隘”的现实而吟出这首诗。
月黑星移灯屡闪,依稀打过初更。清游如此太多情。豆花凉帖地,知雨咽虫声。
渐逼疏蓬风淅淅,几家茅屋都扃。茨茹荷叶认零星。不知潮欲落,渔梦悄然生。
轨息陆途初,枻鼓川路始。
涟漪繁波漾,参差层峰峙。
萧疏野趣生,逶迤白云起。
登陟苦跋涉,䁹盼乐心耳。
即玩玩有竭,在兴兴无已。
鼓鞞惊破霓裳,海棠亭北多风雨。歌阑酒罢,玉啼金泣,此行良苦。驼背模糊,马头匼匝,朝朝暮暮。自都门燕别,龙艘锦缆,空载得、春归去。
目断东南半壁,怅长淮已非吾土。受降城下,草如霜白,凄凉酸楚。粉阵红围,夜深人静,谁宾谁主?对渔灯一点,羁愁一搦,谱琴中语。
得邻之茆地,蕃之,树竹木,灌蔬于其间,结茅以自休,嚣然而乐。世固有处廊庙之贵,抗万乘之富,吾不愿易也。
人之性不同,于是知伏闲隐隩,吾性所最宜。驱之就烦,非其器所长,况使之争于势利、爱恶、毁誉之间邪?
然吾亲之养无以修,吾之昆弟饭菽藿羹之无以继,吾之役于物,或田于食,或野于宿,不得常此处也,其能无焰然于心邪?少而思,凡吾之拂性苦形而役于物者,有以为之矣。士固有所勤,有所肆,识其皆受之于天而顺之,则吾亦无处而非其乐,独何必休于是邪?顾吾之所好者远,无与处于是也。
然而六艺百家史氏之籍,笺疏之书,与夫论美刺非、感微托远、山镵冢刻、浮夸诡异之文章,下至兵权、历法、星官、乐工、山农、野圃、方言、地记、佛老所传,吾悉得于此。
皆伏羲以来,下更秦汉至今,圣人贤者魁杰之材,殚岁月,惫精思,日夜各推所长,分辨万事之说,其于天地万物,小大之际,修身理人,国家天下治乱安危存亡之致,罔不毕载。处与吾俱,可当所谓益者之友非邪?
吾窥圣人旨意所出,以去疑解蔽。贤人智者所称事引类,始终之概以自广,养吾心以忠,约守而恕者行之。其过也改,趋之以勇,而至之以不止,此吾之所以求于内者。
得其时则行,守深山长谷而不出者,非也。不得其时则止,仆仆然求行其道者,亦非也。吾之不足于义,或爱而誉之者,过也。吾之足于义,或恶而毁之者,亦过也。彼何与于我哉?此吾之所任乎天与人者。然则吾之所学者虽博,而所守者可谓简;所言虽近而易知,而所任者可谓重也。
书之南轩之壁间,蚤夜觉观焉,以自进也。南丰曾巩记。
余一夕坐陶太史楼,随意抽架上书,得《阙编》诗一帙,恶楮毛书,烟煤败黑,微有字形。稍就灯间读之,读未数首,不觉惊跃,急呼周望:“《阙编》何人作者,今邪古邪?”周望曰:“此余乡徐文长先生书也。”两人跃起,灯影下读复叫,叫复读,僮仆睡者皆惊起。盖不佞生三十年,而始知海内有文长先生,噫,是何相识之晚也!因以所闻于越人士者,略为次第,为《徐文长传》。
徐渭,字文长,为山阴诸生,声名藉甚。薛公蕙校越时,奇其才,有国士之目。然数奇,屡试辄蹶。中丞胡公宗宪闻之,客诸幕。文长每见,则葛衣乌巾,纵谈天下事,胡公大喜。是时公督数边兵,威镇东南,介胄之士,膝语蛇行,不敢举头,而文长以部下一诸生傲之,议者方之刘真长、杜少陵云。会得白鹿,属文长作表,表上,永陵喜。公以是益奇之,一切疏计,皆出其手。文长自负才略,好奇计,谈兵多中,视一世士无可当意者。然竟不偶。
文长既已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糵,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雨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虽其体格时有卑者,然匠心独出,有王者气,非彼巾帼而事人者所敢望也。文有卓识,气沉而法严,不以摸拟损才,不以议论伤格,韩、曾之流亚也。文长既雅不与时调合,当时所谓骚坛主盟者,文长皆叱而奴之,故其名不出于越,悲夫!喜作书,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欧阳公所谓“妖韶女老,自有余态”者也。间以其余,旁溢为花鸟,皆超逸有致。
卒以疑杀其继室,下狱论死。张太史元汴力解,乃得出。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显者至门,或拒不纳。时携钱至酒肆,呼下隶与饮。或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周望言:“晚岁诗文益奇,无刻本,集藏于家。”余同年有官越者,托以抄录,今未至。余所见者,《徐文长集》《阙编》二种而已。然文长竟以不得志于时,抱愤而卒。
石公曰:“先生数奇不已,遂为狂疾;狂疾不已,遂为囹圄。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虽然,胡公间世豪杰,永陵英主,幕中礼数异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人主悦,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独身未贵耳。先生诗文崛起,一扫近代芜秽之习,百世而下,自有定论,胡为不遇哉?”
梅客生尝寄予书曰:“文长吾老友,病奇于人,人奇于诗。”余谓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