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兰之枻沙棠舟,玉箫金管坐两头。
美酒樽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
仙人有待乘黄鹤,海客无心随白鸥。
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
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
在木兰为桨沙棠为舟的船上,箫管之乐在船的两头吹奏着。
船中载着千斛美酒和美艳的歌妓,任凭它在江中随波逐流。
黄鹤楼上的仙人还有待于乘黄鹤而仙去,而我这个海客却毫无机心地与白鸥狎游。
屈原的词赋至今仍与日月并悬,而楚王建台榭的山丘之上如今已空无一物了。
我兴酣之时,落笔可摇动五岳,诗成之后,啸傲之声,直凌越沧海。
功名富贵如果能够长在,汉水恐怕就要向西北倒流了。
这首诗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是很能代表李白特色的篇章之一。诗以江上的遨游起兴,表现了诗人对庸俗、局促的现实的蔑弃,和对自由、美好的生活理想的追求。
开头四句,虽是江上之游的即景,但并非如实的记叙,而是经过夸饰的、理想化的具体描写,展现出华丽的色彩,有一种超世绝尘的气氛。“木兰之枻沙棠舟”,是珍贵而神奇的木料制成的:“玉箫金管坐两头”,乐器的精美可以想象吹奏的不同凡响:“美酒尊中置千斛”,足见酒量之富,酒兴之豪:“载妓随波任去留”,极写游乐的酣畅恣适。总之,这江上之舟是足以尽诗酒之兴,极声色之娱的,是一个超越了纷浊的现实的、自由而美好的世界。
中间四句两联,两两对比。“仙人”一联承上,对江上泛舟行乐,加以肯定赞扬:“屈平”一联启下,揭示出理想生活的历史意义。“仙人有待乘黄鹤”,即使修成神仙,仍然还有所待,黄鹤不来,也上不了天;而己之泛舟江上,“海客无心随白鸥”,乃已忘却机巧之心,物我为一,不知何者为物,何者为我,比那眼巴巴望着黄鹤的神仙还要“神仙”。到了这种境界,人世间的功名富贵,荣辱穷通,就更不在话下了。因此,俯仰宇宙,纵观古今,便得出了与“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的庸夫俗子相反的认识:“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泛舟江汉之间,想到屈原与楚王,原是很自然的,而这一联的警辟,乃在于把屈原和楚王作为两种人生的典型,鲜明地对立起来。屈原尽忠爱国,反被放逐,终于自沉汨罗,他的词赋,可与日月争光,永垂不朽;楚王荒淫无道,穷奢极欲,卒招亡国之祸,当年奴役人民建造的宫观台榭,早已荡然无存,只见满目荒凉的山丘。这一联形象地说明了,历史上属于进步的终归不朽,属于反动的必然灭亡;还有文章者不朽之大业,而势位终不可恃的这一层意思。
结尾四句,紧接“屈平”一联尽情发挥。“兴酣”二句承屈平辞赋说,同时也回应开头的江上泛舟,极其豪壮,活画出诗人自己兴会飚举,摇笔赋诗时藐视一切,傲岸不羁的神态。“摇五岳”,是笔力的雄健无敌:“凌沧洲”是胸襟的高旷不群。最末“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承楚王台榭说,同时也把“笑傲”进一步具体化、形象化了。不正面说功名富贵不会长在,而是从反面说,把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来一个假设,便加强了否定的力量,显出不可抗拒的气势,并带着尖锐的嘲弄的意味。 这首诗的思想内容,基本上是积极的。另一方面,诗人把纵情声色,恣意享乐,作为理想的生活方式而歌颂,则是不可取的。金管玉箫,携酒载妓,也是功名富贵中人所迷恋的。这正是李白思想的矛盾。这个矛盾,在他的许多诗中都有明白的表现,成为很有个性特点的局限性。
全诗十二句,形象鲜明,感情激扬,气势豪放,音调浏亮。读起来只觉得它是一片神行,一气呵成。而从全诗的结构组织来看,它绵密工巧,独具匠心。开头是色彩绚丽的形象描写,把读者立即引入一个不寻常的境界。中间两联,属对精整,而诗意则正反相生,扩大了诗的容量,诗笔跌宕多姿。结尾四句,极意强调夸张,感情更加激昂,酣畅恣肆,显出不尽的力量。这是经过细心体会后的符合创作实际的看法。
虽然在后世或许是因为什么“载妓随波任去留”又或者是“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消极观点的原因,这首诗未被选入课本之中,名气也不如将进酒之类的名篇,但也是李白三四十岁的大成之作,它相对中规中矩,但磅礴流畅,犹如大江之来,一气呵成,表达了作者强烈的感情,豁达的心态,睥睨天下的磅礴气势,读过此诗,让人久久沉静在作者营造的恢弘之境中。
此诗当为李白游江夏(今湖北省武汉市武昌)时所作,有人认为作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年),也有人认为作于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根据唐汝询《唐诗解》卷十三“此因世途迫隘而肆志以行乐也”的说法,可知李白因有感于“世途迫隘”的现实而吟出这首诗。

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焉耳。刘备之雄才也,而好结髦。嵇康之达也,而好锻炼。阮孚之放也,而好蜡屐。此岂有声色臭味也哉,而乐之终身不厌。
凡物之可喜,足以悦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书与画。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钟繇至以此呕血发冢,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复壁,皆以儿戏害其国凶此身。此留意之祸也。
始吾少时,尝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岂不颠倒错缪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复好。见可喜者虽时复蓄之,然为人取去,亦不复惜也。譬之烟云之过眼,百鸟之感耳,岂不欣然接之,然去而不复念也。于是乎二物者常为吾乐而不能为吾病。
驸马都尉王君晋卿虽在戚里,而其被服礼义,学问诗书,常与寒士角。平居攘去膏粱,屏远声色,而从事于书画,作宝绘堂于私第之东,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为记。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
熙宁十年七月二十日记。
太师王公,讳彦章,字子明。郓州寿张人也。事梁,为宣义军节度使,以身死国,葬于郑州之管城。晋天福二年,始赠太师。
公在梁以智勇闻。梁晋之争数百战,其为勇将多矣;而晋人独畏彦章。自乾化后,常与晋战,屡困庄宗于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赵岩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将,多以谗不见信,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尽失河北,事势已去,诸将多怀顾望。独公奋然自必,不少屈懈,志虽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矣。悲夫!
五代终始才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国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时,能不污其身得全其节者,鲜矣!公本武人,不知书,其语质,平生尝谓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盖其义勇忠信出于天性而然。予于五代书,窃有善善恶恶之志。至于公传,未尝不感愤叹息。惜乎旧史残略,不能备公之事。
康定元年,予以节度判官来此。求于滑人,得公之孙睿所录家传,颇多于旧史,其记德胜之战尤详。又言:敬翔怒末帝不肯用公,欲自经于帝前;公因用笏画山川,为御史弹而见废。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节。此皆旧史无之。又云:公在滑,以谗自归于京师,而史云召之。是时,梁兵尽属段凝,京师赢兵不满数千;公得保銮五百人之郓州,以力寡,败于中都。而史云将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
公之攻德胜也,初受命于帝前,期以三日破敌;梁之将相闻者皆窃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时,庄宗在魏,闻公复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驰马来救,已不及矣。庄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何其神哉!
今国家罢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败军杀将,连四五年,而攻守之计,至今未决。予尝独持用奇取胜之议,而叹边将屡失其机。时人闻予说者,或笑以为狂,或忽若不闻,虽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读公家传,至于德胜之捷,乃知古之名将,必出于奇,然后能胜。然非审于为计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伟男子之所为,非拘牵常算之士可到也。每读其传,未尝不想见其人。
后二年,予复来通判州事。岁之正月,过俗所谓铁枪寺者,又得公画像而拜焉。岁久磨灭,隐隐可见。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惧失其真也。公尤善用枪,当时号“王铁枪”。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犹以名其寺,童儿牧竖皆知王铁枪之为良将也。一枪之勇,同时岂无?而公独不朽者,岂其忠义之节使然欤?画已百余年矣,完之复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系乎画之存不存也。而予尤区区如此者,盖其希慕之至焉耳。读其书,尚想乎其人;况得拜其像,识其面目,不忍见其坏也。画既完,因书予所得者于后,而归其人,使藏之。
望处雨收云断,凭阑悄悄,目送秋光。晚景萧疏,堪动宋玉悲凉。水风轻、蘋花渐老,月露冷、梧叶飘黄。遣情伤。故人何在,烟水茫茫。
难忘。文期酒会,几孤风月,屡变星霜。海阔山遥,未知何处是潇湘!念双燕、难凭远信,指暮天、空识归航。黯相望。断鸿声里,立尽斜阳。
自别钱塘山水后,不多饮酒懒吟诗。
欲将此意凭回棹,报与西湖风月知。
风露湿行云,沙水迷归艇。卧看明河月满空,斗挂苍山顶。
万古只青天,多事悲人境。起舞闻鸡酒未醒,潮落秋江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