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是皆有以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其生也有自来,其逝也有所为。故申、吕自岳降,傅说为列星,古今所传,不可诬也。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是气也,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卒然遇之,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辨。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
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
盖尝论天人之辨:以谓人无所不至,惟天不容伪。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鱼;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故公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而不能回宪宗之惑;能驯鳄鱼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镈、李逢吉之谤;能信于南海之民,庙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盖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
始潮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自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于今,号称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而庙在刺史公堂之后,民以出入为艰。前太守欲请诸朝作新庙,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涤来守是邦,凡所以养士治民者,一以公为师,民既悦服,则出令曰:“愿新公庙者,听。”民欢趋之,卜地于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庙成。
或曰:“公去国万里而谪于潮,不能一岁而归,没而有知,其不眷恋于潮也审矣!”轼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无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独信之深,思之至,焄蒿凄怆,若或见之。譬如凿井得泉,而曰水专在是,岂理也哉!”
元丰元年,诏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韩文公之庙”。潮人请书其事于石,因作诗以遗之,使歌以祀公。其辞曰:
公昔骑龙白云乡,手抉云汉分天章,天孙为织云锦裳。飘然乘风来帝旁,下与浊世扫秕糠。西游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参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灭没倒影不能望,作书诋佛讥君王。要观南海窥衡湘,历舜九嶷吊英皇。祝融先驱海若藏,约束蛟鳄如驱羊。钧天无人帝悲伤,讴吟下招遣巫阳。犦牲鸡卜羞我觞,于餐荔丹与蕉黄。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发下大荒。
一个平常人能成为世世代代的榜样,一句话能被天下人效法。这都是由于他有顶天立地的造化,关系到事物兴盛衰亡的命运。他的产生是有所来历的,他的去世是有所作为的。所以,申伯、吕侯从山岳降生,傅说死后化为列星,从古至今传说的事,是不可捏造的。孟子说:“我善于修养我的正气。”这种正气寓于寻常之中,充满在天地之间,突然遇到它,王公会失去他们的显贵,晋国、楚国会失去他们的富有,张良、陈平会失去他们的才智,孟贲、夏育会失去他们的勇敢,张仪、苏秦会失去他们的辩才。这是谁使他们这样的呢?那必定有不依靠形体就能站立,不依靠力量就能行走,不等待出生就能存在,不跟随死就能消灭的东西。所以,它在天上是星辰,在地上是河山,在幽暗的地方是鬼神,而在明亮的地方又是人。这是道理上的正常现象,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自东汉以来,道德丧失,文风败坏,异端邪说一起兴起,经历了唐代贞观、开元的兴盛时期,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这些宰相辅佐,都不能挽救。惟独韩文公崛起于平民,谈笑着指挥古文运动,天下人没有不跟从他,道德和文风又回到正道,大概到现在有三百年了。古文运动兴起八个朝代之久的文风的衰败,他的道德挽救了天下人的沉迷不悟,他的忠心冒犯了皇帝的恼怒,以勇气夺取了三军的统帅。这难道不是顶天立地,关系到兴盛衰亡的命运,浩然正气独自存在的人吗?
有人曾经议论过天和人的分别,以为人是什么事都能做的,只有天不容许人作假。智慧可以欺骗王公,却不可以欺骗小猪和鱼;实力可以得到天下,却不可以得到平常的男人和平常的妇女的心。所以,韩公的一片真诚,能够拨开衡山的乌云,却不能挽回唐宪宗的迷惑;能够驯服鳄鱼的凶暴,却不能消除皇甫鏄、李逢吉的诽谤;能够在南海的人民中得到信任,建庙祭祀,世代相传,却不能使自己在朝廷上有一天的安身。大概由于韩公能感动的是天,他不能感动的是人啊!
起初潮州人不知道学习,韩公命进士赵德做他们的老师。从此以后,潮州的读书人,都专心学习文章和品行,影响到一般平民,直到现在,潮州号称容易治理的地方。孔子的话是可证实的,“君子学习了儒道就能够爱护人民,小人学习了儒道就能够容易使唤。”潮州人奉事韩公,饮食必去祭祀,水灾旱灾瘟疫,凡是有要求,必定到那里祈祷。可是庙在刺史公堂的后面,人民认为出入艰难。前任太守想把这个情况向朝廷反映,建座新庙,没有结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涤来此地做官。凡是教育读书人、治理人民的措施,完全以韩公作为老师。人民已经心悦诚服,他就发出命令说:“愿意新建韩文公新庙的,听便!”人民欢喜地奔向庙地,在潮州城的南方七里选择了一块地方,一年就把庙建成了。
有人说:“韩公离开京城,万里迢迢,贬谪在潮州,不足一年就回去了。韩公死后如果有知觉,那他也不会依恋于潮州的,这道理是明白的啊!”我回答说:“不是这样。韩公的神灵存在于天下,宛如水存在于地中,没有什么地方不存在。然而潮州人惟独信仰他这样的深沉,思念他到极点,祭祀时香烟缭绕,凄凉悲切,好像看见韩公一样。譬如,开凿水井得到了泉水,就说水专门在这里,难道合理吗?”元丰元年,皇帝诏封韩公为昌黎伯,所以庙门的额上题为“昌黎伯韩文公之庙”。潮州人请我书写此事刻在石碑上,我就做了一首诗赠送给他们,让他们歌唱来祭祀韩公。那歌词说:您从前骑着龙在白云飘浮的仙乡,亲手抉开了天河,分为天下的文章,织女替您织出云锦的衣裳。飘飘然乘着仙风来到上帝身旁,降临人间为污浊的世上扫除秕糠。西边游览了咸池,巡行了扶桑,被及草木普照金光。追赶李白、杜甫一起翱翔,张籍、皇甫湜跑得汗流腿又僵,隐没的倒影不能望。做书斥责佛教讥讽君王,要看看南海观察衡、湘。经过舜埋葬的九疑山,凭吊女英和娥皇。祝融在前面引导,海神也躲藏,管教蛟龙像驱赶群羊。天上缺少人才,上帝悲伤,吟唱着下凡,派来了一位巫阳。用牦牛做祭品,用鸡卜来占卜,进献酒觞,啊!祭品有荔枝红红、香蕉黄黄。韩公稍不停留,我们就眼泪涕滂,但愿您翩然而来,披拂着长发走下大荒。
碑文高度颂扬了韩愈的道德、文章和政绩,并具体描述了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崇敬怀念之情。碑文写得感情澎湃,气势磅礴,被人誉为“宋人集中无此文字,直然凌越四百年,迫文公(按指韩愈)而上之”(《苏长公合作》引钱东湖语)。黄震甚至说:“《韩文公庙碑》,非东坡不能为此,非韩公不足以当此,千古奇观也。”(《三苏文范》引)
碑记的传统写法以叙事为主,《潮州韩文公庙碑》则主于议论,叙事亦以议论出之。可以说是碑记的变体。行文中,作者常在散行中运用对偶句式,以加强文章的音韵美;常用排比叠用的方法,以加强文章的气势;议论中又暗寓自己的身世之感,以加强文章的感情色彩。因而文章音调铿锵、气势充沛而又感慨良深。
起笔两句“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劈空而来,突兀高亢,豪迈警策,一下子就将读者的心紧紧抓住。作者并没有急于要说出具体是谁能具有如此崇高的威望和如此深远的影响,而是继续泛论这种伟人的作用,能“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接着又举出申侯、吕侯是岳神降生,傅说死后变为列星的古代传说来说明这类伟人降生到这世上来是有目的的,从这世上逝去后也能有所作为。这就为下文论述浩然之气作了充分的铺垫,蓄足了气势。于是,文章顺势引出孟子的名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并说明这种气无所不在,“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接着,连用三组排比句,从所遇对象的反应、此气存在的条件和此气存在的方式这三个方面来具体予以描述、评论。“卒然遇之,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辩”,这组排比句是说,突然遇上这种浩然之气,能使人失去其原有的贵、富、智、勇、辩,可见其威力之大。文章又用“是孰使之然哉”这一设问句,引出对此气存在条件的评述:“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实际上是强调此气乃无条件地存在于宇宙之间。正是因为它无条件地存在于宇宙之间,所以它的存在形式也变化不一,并不固定:“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以上三组排比句,如江海横流,浩浩奔涌,襄陵浸天,势不可挡。而为了疏荡其气,使文章形成顿挫,在一组和二组之间,用一设问句“是孰使之然哉”,表示意思的转换;在二组和三组之间,用一因果连词“故”,表示上下层之间的因果关系。三层写完,又用“此理之常,无足怪者”予以归纳小结,使其开合有序,奔放中现出严谨。这一段对于浩然正气的描述、评论,虽带有相当的夸张和较浓的神秘色彩,但浩然之气并非虚无飘渺的东西,而是确实存在着的,这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正义的力量和精神。因此,它的影响极为深远,比如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就将其写入著名的爱国诗篇《正气歌》中,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和浓郁的爱国主义精神。它在今后还将沾溉后人,涵育百代。
碑文首段,对于浩然正气作了充分的描述、评论,韩愈的高大形象已隐隐出现,于是二段顺势转入评述其道德文章。碑文先强调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之后,不仅统一的政治局面不复存在,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儒家思想也完全解体。先是道教和佛教盛行,到了晋朝,又出现释、道合一的玄学。因此,从儒家的立场来看,儒道丧失、异端并起的说法并非夸张。再看文风,魏、晋文章已开始骈偶化,到了南期,骈文占了绝对的优势,讲究平仄押韵,堆砌辞藻和典故,内容空虚,陈言泛滥,连反对过于骈偶化的刘勰在写作《文心雕龙》时也依然采用骈文,可见其势力之大,已积重难返。即使进入唐朝,在政治、经济上出现了贞观和开元盛世,并先后出现了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等贤相,对于衰弊的文风,也无法改变。直到贞元、元和之际,“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用“谈笑”“麾之”“靡然”等词语来强调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号召力之强、声势之大,是完全符合文学史实际的。接着,碑文连用四个排比分句:“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以此从文、道、忠、勇四个方面来盛赞韩愈的道德文章和为人行事。一个分句一个方面,概括力极强,气势也极其充畅,因此这四个分句也成为整个碑文最警策的名句而流传千古、脍炙人口。而韩愈在文、道、忠、勇这四个方面的表现,正体现了上文所写的浩然正气,所以苏轼强调说:“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这样,将一、二两段完全挽合起来。至此,读者才充分理解,原来碑文首段所放笔泛写的浩然正气,实际上是句句都在描写韩愈。由此可见此文立意的精巧,用心的良苦。
碑文第三段,完全转换角度,另起炉灶,从论“天人之辨”人手。所谓“天人之辨”,就是分清天意和人为两个方面的情况,也即是:“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鱼;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人干坏事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但天意是不能容忍的;人可以欺骗王公大人,但天意不能容忍人去欺骗小猪、小鱼,因为《易·中孚》的卦象象征着中心诚信,诚信到能感化小猪、小鱼等微细之物,如能扩大到以之施政,一定能获得吉祥,因为诚信正应合着天刚正的美德;人可以用暴力去夺取天下,却不能用暴力去征服匹夫匹妇之心,因为这也体现了天意。这些说法,在今天看来,有不少唯心的成分在内,但也不是毫无合理的内核。比如将天意理解为公理和法律,还是可以讲得通的。接着,碑文便从天意和人为的角度,连用排比句进行两相比照,指出:“故公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而不能回宪宗之惑;能驯鳄鱼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镩、李逢吉之谤;能信于南海之民,庙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在这两相比照中,前项均属天意,后项均属人为。凡属天意者,韩愈都能取得成功;凡属人为者,韩愈全遭失败。所以结论是:“盖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这样论说,不仅能与上文论述浩然之气的话完全吻合,不致矛盾,而且主要是突出和强调韩愈受到贬滴、遭遇诽谤、不能安身于朝廷,全是人为的结果,也即是君昏臣奸的黑暗政治所造成的。因此,碑文这样写,不仅是为了歌颂韩愈的忠诚和正直,也寄寓着对韩愈在政治上屡遭陷害打击的愤懑在内。
碑文第四段,重点描写韩愈在潮州的政绩以及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崇敬和怀念之情。由于韩愈在潮州期间重视兴办教育事业,故“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由于韩愈在潮州期间重视水利、根除民患,故“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而对于王涤倡议重建韩愈新庙之举,“民欢趋之”。而当有人以韩愈生前在潮时间很短、对潮并不留恋为由认为在潮修建韩庙并无意义时,苏轼直接出面,以“如水之在地中”来比喻韩愈之神“无所往而不在也”,说明韩愈影响之广大深远,既极生动形象,又极具说服力。
碑文最后,为了进一步抒写作者对于韩愈的高度崇敬之情,又展开浪漫的想象,创作了一首热情洋溢的诗歌。诗中想象韩愈是天仙下凡,“下与浊世扫秕糠”的;他的诗歌成就极高,可以“追逐李、杜参翱翔”;他忠诚耿直,敢于“作书诋佛讥君王”;他感动上苍,“祝融先驱海若藏,约束蛟鳄如驱羊”。因而当他离开天廷以后,上帝十分悲伤,仍然将他召回。诗的最后,写作者献上丰厚的祭品,虔诚地向他祷告,希望他能在人间稍作停留,但他却翩然飞回天宫,于是作者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便涕泪滂沱了。诗中通过这种浪漫的想象,既再一次高度赞扬了韩愈的业绩,天人共鉴,韩愈的精神,感天动地,从而表现一位古文运动完成者对于古文运动开拓者的十分虔敬的心情,又紧密呼应碑文首段对于浩然正气的描述、评论,文心之深细严密,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综上所述,这篇碑文将议论、描述、引征、对话、诗歌等熔铸于一炉,高论卓识,雄健奔放,骈散兼施,文情并茂。正如王世贞所说:“此碑自始至末,无一懈怠,佳言格论,层见迭出,如太牢之悦口,夜明之夺目,苏文古今所推,此尤其最得意者。”(《御选唐宋文醇》引)而宋代著名诗文评论家洪迈,则将它与唐代许多著名作家所撰写的韩愈碑、传、墓志等文章相比,指出它完全超越了前人:“刘梦得、李习之、皇甫持正、李汉,皆称颂韩公之文,各极其挚……及东坡之碑一出,而后众说尽废……骑龙白云之诗,蹈厉发越,直到《雅》《颂》,所谓若捕龙蛇、搏虎豹者,大哉言乎!”(《容斋随笔》卷八)
这篇文章,在艺术上有很强的感染力,是苏轼文章中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之一,是历代碑文中别具一格的佳作。它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文章写得气势磅礴,感情充沛。苏轼对韩愈的生平业绩相当熟悉,但如何写好这篇文章,却使他颇感踌躇。相传他“不得一起头,行起数十遍,忽得此两句。”文章起首没有介绍韩愈生平行状,而是不拘一格,用“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这两句精警奇险之句运领全篇,如奇峰突起,出手不凡。然后议论英发,雄辩滔滔,用“申、吕自岳降,傅说为列星”引孟子语录,纵谈天下浩然之气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卒然遇之,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辩”,这浩然之气不借形体而自立,不仗外力而运行,不靠生命而存在,不随死亡而消逝。“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这两组排此,如江河横流,不可遏止。然后才笔锋顿转,从历史的兴衰中引出韩愈。文章的首段议论纵横捭阖,明写先贤的生死踪迹,暗写韩愈是参天地、关盛衰、生有来,死有为的非凡哲圣,可与先贤比肩为伍。文章用语精警新奇,振聋发聩。象“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论人至此,评价之高,堪称响遏行云。如此宏大气势,一是由于韩愈的丰功伟绩,二是得力于苏轼的如椽巨笔,可以说,非韩愈不能当,非苏轼不能为。
第二,文章旁征博引,丰富了作品的内涵。“申、吕自岳降,傅说为列星”,申伯是周宣王功臣,吕侯辅辕穆王有德,据传他们降生时有山岳降神的吉兆,预示他们是周王室的屏障;傅说是商王武丁的宰相,传他死后升天,化为列星,这是取自传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引自孔孟语录。“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前指韩愈上《论佛骨表》,认为迎佛骨是“伤风败俗、传笑四方”的举动,并援引史实说信佛的皇帝都要短命,因而触怒宪宗;后指唐穆宗长庆年间王廷凑叛乱,韩愈以兵部侍郎身份去宣慰叛军,面对全副武装的叛军,韩愈引述当朝史实,说明反叛朝廷的人都没有好下场。王廷凑怕部下为韩愈说动,答应结束叛乱。以上,俱有文字材料可证,说明苏轼对韩愈事迹知之甚详,烂熟于胸,故能在写作上起到以一当十的作用。
第三,文章格式自然多变,手法生动灵话,不拘旧套。第一至三段全是议论,但又各自不同。第一段骈散相间,第二段以散体为主,第三段几乎全是骈体。第四、五两段是叙述,但一段以直叙写出,一段以对话写出。最后两段,情生于心而发于歌咏。文中有议论、有叙述、有对答、有引文、有诗歌,以第三人称为主,也间有第一人称。文章中比喻形象生动,对韩愈“其不眷恋于潮也审矣”的说法,苏轼以第一人称为之辩:“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无所往而不在也。譬如凿井得泉,而曰水专在是,岂理也哉”,以水作喻,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第四,文章奇峰迭起,富于浪漫色彩。“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等句,是议论奇。“申、吕自岳降,傅说为列星”古代良臣降生时发生异兆,死后化为星岳,使文章的议论奇气横生。“能开衡山之云”,“能驯鳄鱼之暴”,是叙事奇。韩愈能得天道而不得于人事,苏轼写韩愈的精诚能感天动地,驯服鳄鱼,将此类传说写得似真似神,这些笔墨使文章富有奇气,增添了韩愈的神奇风致。最后是文章结尾的诗歌写得奇,歌词写韩愈飘然乘风来自天帝身旁,下凡为浊世扫除文章批糠,追随李白、杜甫和他们比翼翱翔,张籍、皇甫湜汗流浃背追也追不上。天宫无人辅佑,天帝悲伤。派遣神巫唱着神曲招请他的神灵。诗歌天上人间,神游万里,极富浪漫气息,肯定了韩愈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歌颂了韩愈不朽的业绩。
潮州(今广东潮安县)知州王涤在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重修韩愈庙后,写书请苏轼为此庙撰写碑文。苏轼慨然从命,不久就将手书碑样寄给王涤,这就是著名的散文名篇《潮州韩文公庙碑》。
阳生大弟:吾比以家贫亲老,时还故郡。在本县之西界,有雕山焉。其处闲远,水石清丽,高岩四匝,良田数顷。家先有野舍于斯,而遭乱荒废,今复经始。即石成基,凭林起栋。萝生映宇,泉流绕阶。月松风草,缘庭绮合;日华云实,旁沼星罗。檐下流烟,共霄气而舒卷;园中桃李,杂松柏而葱蒨。时一牵裳涉涧,负杖登峰,心悠悠以孤上,身飘飘而将逝,杳然不复自知在天地间矣。若此者久之,乃还所住。孤坐危石,抚琴对水;独咏山阿,举酒望月。听风声以兴思,闻鹤唳以动怀。企庄生之逍遥,慕尚子之清旷。首戴萌蒲,身衣缊袯,出艺粱稻,归奉慈亲。缓步当车,无事为贵,斯已适矣,岂必抚麈哉!
而吾子既系名声之缰锁,就良工之剞劂。振佩紫台之上,鼓袖丹墀之下。采金匮之漏简,访玉山之遗文。敝精神于丘坟,尽心力于河汉。摛藻期之鞶绣,发议必在芬芳。兹自美耳,吾无取焉。尝试论之:夫昆峰积玉,光泽者前毁;瑶山丛桂,芳茂者先折。是以东都有挂冕之臣,南国见捐情之士。斯岂恶粱锦、好蔬布哉!盖欲保其七尺,终其百年耳。今弟官位既达,声华已远,象由齿毙,膏用明煎。既览老氏谷神之谈,应体留侯止足之逸。若能翻然清尚,解佩捐簪,则吾于兹,山庄可办。一得把臂入林,挂巾垂枝;携酒登巘,舒席平山,道素志,论旧款,访丹法,语玄书。斯亦乐矣,何必富贵乎?去矣阳子,途乖趣别。缅寻此旨,杳若天汉。已矣哉!书不尽言。
登百丈山三里许,右俯绝壑,左控垂崖,垒石为磴,十余级乃得度。山之胜,盖自此始。
循磴而东,即得小涧。石梁跨于其上。皆苍藤古木,虽盛夏亭午无暑气。水皆清澈,自高淙下,其声溅溅然。度石梁,循两崖曲折而上,得山门。小屋三间,不能容十许人,然前瞰涧水,后临石池,风来两峡间,终日不绝。门内跨池又为石梁。度而北,蹑石梯,数级入庵。庵才老屋数间,卑庳迫隘,无足观。独其西阁为胜。水自西谷中循石罅奔射出阁下,南与东谷水并注池中。自池而出,乃为前所谓小涧者。阁据其上流,当水石峻激相搏处,最为可玩。乃壁其后,无所睹。独夜卧其上,则枕席之下,终夕潺潺。久而益悲,为可爱耳。
出山门而东十许步,得石台。下临峭岸,深昧险绝。于林薄间东南望,见瀑布自前岩穴瀵涌而出,投空下数十尺。其沫乃如散珠喷雾,目光烛之,璀璨夺目,不可正视。台当山西南缺,前揖芦山,一峰独秀出,而数百里间峰峦高下亦皆历历在眼。日薄西山,余光横照,紫翠重迭,不可殚数。旦起下视,白云满川,如海波起伏。而远近诸山出其中者,皆若飞浮来往。或涌或没,顷刻万变。台东径断,乡人凿石容磴以度,而作神祠于其东,水旱祷焉。畏险者或不敢度。然山之可观者,至是则亦穷矣。
余与刘充父、平父、吕叔敬、表弟徐周宾游之。既皆赋诗以纪其胜,余又叙次其详如此。而其最可观者,石磴、小涧、山门、石台、西阁、瀑布也。因各别为小诗以识其处,呈同游诸君。又以告夫欲往而未能者。
湘山晴色远微微,尽日江头独醉归。
不见两关传露布,尚闻三殿未垂衣。
边筹自古无中下,朝论于今有是非。
日暮平沙秋草乱,一双白鸟避人飞。
碧玉孤根生在林,美人相赠比双金。
初开郢客缄封后,想见巴山冰雪深。
多节本怀端直性,露青犹有岁寒心。
何时策马同归去,关树扶疏敲镫吟。
渌水带青潮。水上朱阑小渡桥。桥上女儿双笑靥,妖娆。倚着栏干弄柳条。
月夜落花朝。减字偷声按玉箫。柳外行人回首处,迢迢。若比银河路更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