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泻银河事有无，掀天浊浪只须臾。
人间更有风涛险，翻说黄河是畏途。
常听说银河倒泻，这事真假难辨，如今见到的黄河，一下子浊浪掀天。
人世间的风波，不知比这险恶多少，可人们反说，险途只在这黄河中间。
这首诗前两句将黄河的浊浪排天，以天上盼银河倒泻陪衬，极力描写它的险恶。说人们一旦来到那一泻千里、气势磅礴的黄河岸边时，就不免被它那“倒泻银河”的神秘传说吓住。对这种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的人，诗人是非常蔑视的。自然，横渡黄河是有一定危险的，但也只不过是承受“须臾”的“掀天浊浪”而已。在永恒的时间和空同里，人的生命也正如激流险峰中的一叶小舟：当生活的巨浪铺天盖地砸下来时，没人能够事先预见，也没人能知道这灾难会延续到何时。宋琬曾是位少有方名的诗人，早年便高中进士，为官时也颇多惠政，深得人民爱戴。却不想被人诬陷，以至于“立逮下狱”，“并系妻子”，在拘囚的三年中，又险遭不测之祸。这就难怪他会借“渡黄河”之题，发出“人间更有风涛险”的沉重叹息了。
后两句写黄河汹涌奔腾，古人不知其发源地，认为是天上的银河倒翻下来的，故有“黄河之水天上来”之说。它有掀天的浪涛，但是要渡过去也用不了多长时间，惊涛骇浪的风险很短暂，一般都能渡过。真正的风险却是在人间。一般人在险恶的人间，习惯了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豺狼横行、暗无天日、伤天害理、良心灭绝的生活，还不曾觉察到它的险恶，反而说黄河的险风恶浪才是最可怕的，不敢渡过。
宋琬认为诗人处穷困之境，心怀“幽忧”之情，自易“悲歌慷慨”。（《董阆石诗序》）黄河本是自然界之险途，但无论其“倒泻银河”也好，“掀天浊浪”也罢，在诗人眼中，与人生道路之充满尔虞我诈，相互倾轧相比，都微不足道。诗人以反衬的手法极写其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十分深刻，含感时伤世之情，发穷愁孤愤之音，诗格老成，笔力劲健，可见其诗风之一个侧面。
宋琬曾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因为族人诬告他与起义军首领于七有联系，被满门抄系，槛车押赴北京。三年后才出狱，又放废了八年。在这期间，他对于人情的反复，世途的险恶，有深刻的体会。此诗即写于宋琬释归之后，他晚年遭到人生大挫折，故亦借渡黄河而慷慨悲歌。
柳絮飞时别洛阳，梅花发后到三湘。
世情已逐浮云散，离恨空随江水长。
燕地寒，花朝节后，余寒犹厉。冻风时作，作则飞沙走砾。局促一室之内，欲出不得。每冒风驰行，未百步辄返。
廿二日天稍和，偕数友出东直，至满井。高柳夹堤，土膏微润，一望空阔，若脱笼之鹄。于时冰皮始解，波色乍明，鳞浪层层，清澈见底，晶晶然如镜之新开而冷光之乍出于匣也。山峦为晴雪所洗，娟然如拭，鲜妍明媚，如倩女之靧面而髻鬟之始掠也。柳条将舒未舒，柔梢披风，麦田浅鬣寸许。游人虽未盛，泉而茗者，罍而歌者，红装而蹇者，亦时时有。风力虽尚劲，然徒步则汗出浃背。凡曝沙之鸟，呷浪之鳞，悠然自得，毛羽鳞鬣之间皆有喜气。始知郊田之外未始无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
夫不能以游堕事而潇然于山石草木之间者，惟此官也。而此地适与余近，余之游将自此始，恶能无纪？己亥之二月也。
随宜饮食聊充腹，取次衣裘亦暖身。
未必得年非瘦薄，无妨长福是单贫。
老龟岂羡牺牲饱，蟠木宁争桃李春。
随分自安心自断，是非何用问闲人。
休舞银貂小契丹，满堂宾客尽关山。从今嫋嫋盈盈处，谁复端端正正看。
模泪易，写愁难。潇湘江上竹枝斑。碧云日暮无书寄，寥落烟中一雁寒。
西湖香市，起于花朝，尽于端午。山东进香普陀者日至，嘉湖进香天竺者日至，至则与湖之人市焉，故曰香市。
然进香之人，市于三天竺，市于岳王坟，市于湖心亭，市于陆宣公祠，无不市，而独凑集于昭庆寺。昭庆寺两廊故无日不市者，三代八朝之古董，蛮夷闽貊之珍异，皆集焉。至香市，则殿中边甬道上下、池左右、山门内外，有屋则摊，无屋则厂，厂外又棚，棚外又摊，节节寸寸。凡胭脂簪珥、牙尺剪刀，以至经典木鱼、伢儿嬉具之类，无不集。
此时春暖，桃柳明媚，鼓吹清和，岸无留船，寓无留客，肆无留酿。袁石公所谓：“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已画出西湖三月，而此以香客杂来，光景又别。士女闲都，不胜其村妆野妇之乔画；芳兰芗泽，不胜其合香芫荽之薰蒸；丝竹管弦，不胜其摇鼓颌笙之聒帐；鼎彝光怪，不胜其泥人竹马之行情；宋元名画，不胜其湖景佛图之纸贵。如逃如逐，如奔如追，撩扑不开，牵挽不住。数百十万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日簇拥于寺之前后左右者，凡四阅月方罢。恐大江以东，断无此二地矣。
崇祯庚辰三月，昭庆寺火。是岁及辛巳壬午荐饥，民强半饿死。壬午道梗，山东香客断绝，无有至者，市遂废。辛巳夏，余在西湖，但见城中饿殍舁出，扛挽相属。时杭州刘太守梦谦，汴梁人，乡里抽丰者，多寓西湖，日以民词馈送。有轻薄子改古诗诮之曰：“山不青山楼不楼，西湖歌舞一时休。暖风吹得死人臭，还把杭州送汴州。”可作西湖实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