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臣曰：民禀天地之灵，含五常之德，刚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动于中，则歌咏外发。六义所因，四始攸系，升降讴谣，纷披风什。虽虞夏以前，遗文不睹，禀气怀灵，理无或异。然则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
周室既衰，风流弥著。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自兹以降，情志愈广。王褒、刘向、扬、班、崔、蔡之徒，异轨同奔，递相师祖。虽清辞丽曲，时发乎篇，而芜音累气，固亦多矣。若夫平子（张衡）艳发，文以情变，绝唱高踪，久无嗣响。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
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工为形似之言，二班（班固、班彪）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摽能擅美，独映当时。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源其飚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徒以赏好异情，故意制相诡。
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缀平台之逸响，采南皮之高韵。遗风余烈，事极江右。在晋中兴，玄风独扇，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驰骋文辞，义殚乎此。自建武暨于义熙，历载将百。虽缀响联辞，波属云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遒丽之辞，无闻焉尔。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
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摽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若夫敷衽论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数，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至于先士茂制，讽高历赏。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自灵均以来，多历年代，虽文体稍精，而此秘未睹。至于高言妙句，音韵天成，皆暗与理合，匪由思至。张、蔡、曹、王，曾无先觉；潘、陆、颜、谢，去之弥远。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知此言之非谬。如曰不然，请待来哲。
人承受天地的灵气，蕴含着五行的德性，刚柔交替使用，喜怒表现为不同的情感。心中的情志有所触动，就会通过歌咏表达出来，这是六义的根源，与四始密切相关，歌声或高或低，歌谣丰富多彩。虽然虞夏以前的文章没有留存下来，但人禀受天地灵气，情理上或许没有什么不同。那么，歌咏的兴起，应该是从有人类开始的。
周王室衰微后，这种文学风尚更加盛行。屈原、宋玉在前面开创了良好的风气，贾谊、司马相如在后面继承并发展。美妙的文辞使金石增光，高尚的情义直冲云天。从此之后，人们的情志表达更加广泛。王褒、刘向、扬雄、班固、崔骃、蔡邕这些人，走在不同的道路上却都致力于文学，相互继承学习。虽然优美的言辞和华丽的曲调时常出现在文章中，但芜杂的音韵和拖沓的文气，也确实很多。至于张衡文采华丽，文章随着情感而变化，他的绝妙之作和高尚风范，很久都无人能继承。 原文 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
到了建安时期，曹氏奠定了基业，曹操、曹丕、曹叡三祖和陈王曹植，都富有才华，开始用情感来组织文章，用文辞来修饰内容。从汉到魏，四百多年间，文人学士的文体发生了三次变化。司马相如擅长描写事物的外形，班彪、班固擅长抒发情感和阐述道理，曹植、王粲以气质为文章的本体。他们都各自展现出卓越的才能，在当时独放异彩。因此当时的文人，都相互倾慕学习。推究这种文学风尚的起源，无不以《诗经》和《离骚》为祖。只是因为欣赏喜好不同，所以文章的立意和体制也有所不同。
到了元康年间，潘岳、陆机特别优秀，他们的声律与班固、贾谊不同，文体与曹植、王粲有变化。文章内容丰富如繁星，文辞华丽似锦绣，继承了司马相如在平台的佳作，采撷了南皮文人的高雅韵味。这种文风的影响，在江右地区达到了极致。东晋中兴之后，玄学之风盛行，做学问以研究老子为主，博览书籍仅限于《庄子》的内七篇。在文辞上驰骋才华，所表达的义理也都局限于此。从晋元帝建武年间到晋安帝义熙年间，将近一百年，虽然文章连绵不断，如波浪相连、云朵聚集，但无不把道家的思想寄托于文章之中，刚健华丽的文辞，却不曾听到。殷仲文开始变革孙绰、许询的文风，谢混大大改变了太元年间的玄言诗风。到了刘宋时期，颜延之、谢灵运名声远扬，谢灵运的兴致情韵高超，颜延之的体裁严谨细密，他们都与前代的优秀作家并驾齐驱，为后世树立了典范。
如果要敞开衣襟，推心置腹地讨论文章，探讨前人的文采，那么文章工巧与拙劣的方法，似乎是有可说之处的。五种颜色相互映衬，八种乐器的声音和谐流畅，是因为各种颜色和音律都各自适合事物的特点。要使宫音和羽音相互变化，声调高低错落有致，如果前面是平声，那么后面就应该是仄声。在一个句子之内，音韵都不相同；在两个句子之中，轻重音也都不一样。精妙地通达这个道理，才可以谈论文章。 原文 至于先士茂制，讽高历赏，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自灵均以来，多历年代，虽文体稍精，而此秘未睹。至于高言妙句，音韵天成，皆暗与理合，匪由思至。张蔡曹王，曾无先觉，潘陆颜谢，去之弥远。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谬。如曰不然，请待来哲。 翻译 至于前代文人的佳作，受到人们的高度赞赏，曹植的《赠丁仪王粲》，王粲的《七哀诗》，孙楚的《征西官属送于陟阳侯作》，王瓒的《杂诗》，都是直接抒发内心的情感，并非依傍诗歌和史书，正是因为音律和谐，才超越了前人的法式。从屈原以来，经历了许多年代，虽然文体逐渐精妙，但这种音律的奥秘却没有被发现。至于那些高超美妙的语句，音韵自然天成，都暗中与音律的道理相合，并非是通过思考就能达到的。张衡、蔡邕、曹植、王粲，都没有先察觉到，潘岳、陆机、颜延之、谢灵运，离这个奥秘就更远了。世上如果有知音，能够理解其中的道理，就会知道这些话并非错误。如果有人认为不是这样，那就请等待后世的贤能之人来评判吧。
《宋书谢灵运传论》为南朝梁史学家、文学家沈约所撰，附于《宋书·谢灵运传》后，后由萧统辑入《文选》。此文以评述谢灵运文学成就为契机，系统梳理先秦至南朝诗歌发展脉络，剖析历代文风流变与创作规律。
全文以“歌咏兴于生民”为起点，历述屈原、宋玉至建安文学的代表作家，提出汉代至魏晋存在“文体三变”现象。文中着重探讨声律理论，主张“宫羽相变，低昂互节”的音韵协调原则，强调“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的创作规范，分析曹植、王粲等前代作品在音律运用上的得失。通过对文学史脉络的梳理与声律规则的归纳，为南朝永明体诗歌的声律化提供理论依据。
挂席凌蓬丘，观涛憩樟楼。
三山动逸兴，五马同遨游。
天竺森在眼，松风飒惊秋。
览云测变化，弄水穷清幽。
叠嶂隔遥海，当轩写归流。
诗成傲云月，佳趣满吴洲。
春城丽白日，阿阁跨层楼。
苍江忽渺渺，驱马复悠悠。
京洛多尘雾，淮济未安流。
岂不思抚剑，惜哉无轻舟。
夫君良自勉，岁暮勿淹留。
四纪才名天下重。三朝构厦为梁栋。定册功成身退勇。辞荣宠。归来白首笙歌拥。
顾我薄才无可用。君恩近许归田垅。今日一觞难得共。聊对捧。官奴为我高歌送。
十里湖光载酒游，青帘低映白苹洲。西风听彻采菱讴。
沙岸有时双袖拥，画船何处一竿收。归来无语晚妆楼。
端坐苦愁思，揽衣起西游。
树木发春华，清池激长流。
中有孤鸳鸯，哀鸣求匹俦。
我愿执此鸟，惜哉无轻舟。
欲归忘故道，顾望但怀愁。
悲风鸣我侧，羲和逝不留。
重阴润万物，何惧泽不周？
谁令君多念，自使怀百忧。
沈约（公元441年～公元513年），字休文，吴兴郡武康县（今浙江省德清县）人。是南朝梁开国功臣，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刘宋建威将军沈林子之孙、刘宋淮南太守沈璞之子。
出身吴兴沈氏。少时孤贫，笃志好学。南朝宋时期，起家奉朝请，迁郢州外兵参军。南齐建立后，任征虏记室、太子家令、著作郎、国子祭酒。梁武帝萧衍即位，授尚书仆射，册封建昌县侯，历任左仆射、中书令、尚书令、左光禄大夫、侍中、太子少傅。天监十二年（公元513年），去世，享年七十三岁，谥号为隐。
作为南朝文坛领袖，沈约学问渊博，精通音律，与周颙等创四声八病之说，要求以平、上、去、入四声相互调节的方法应用于诗文，避免八病，这为当时韵文创作开辟了新境界。其诗与王融诸人的诗皆注重声律、对仗，时号“永明体”，是从比较自由的古体诗走向格律严整的近体诗的一个重要过渡阶段。著有《晋书》《宋书》《齐纪》《梁武帝本纪》等史书，其中《宋书》入二十四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