眷言访舟客，兹川信可珍。
洞澈随清浅，皎镜无冬春。
千仞写乔树，百丈见游鳞。
沧浪有时浊，清济涸无津。
岂若乘斯去，俯映石磷磷。
纷吾隔嚣滓，宁假濯衣巾？
愿以潺湲水，沾君缨上尘。
回忆拜访友人的情景，新安江确实值得珍视。
江水清澈见底，一年四季都皎洁如镜。
千仞高的乔木在岸边生长，万丈深的水底可以看见游鱼。
沧浪之水有时也会浑浊，清澈的济水干涸时也失去了渡口。
不如乘船顺流而去，俯身看见映在水中的鳞次栉比的石头。
让我远离世间的尘嚣，宁愿借此水涤荡我的衣巾。
愿意用缓缓流水，拭去你帽缨上的尘土。
首二句破题，诗人乘舟溯流，泛临新安江上，发现江上风景非常优美，心情为之一振，不由发出“兹川信可珍”的由衷感叹。接下四句，即承“兹川信可珍”意，铺陈描写。无论深处还是浅处，江水都清澈缥碧，略无一点一滴浑浊；无论春天还是秋天，江水都皎若明镜，不沾一丝一毫尘埃。江水简直清澈透了。所以，透过千仞江水，沿江山峰上苍松碧树的身影仍然清晰可见；俯视百丈水府，神情自若、倏忽往来的游鱼也络绎分明。“千仞”、“百丈”，极言江水之深——江水深深如许，而仍能映见乔树，忽闪游鱼，则一湾碧如玉清如月的新安江水，宛然可见。“写”、“见”二字，逼现水底奇景异观，直将江水之清莹缥碧反映出来。总此四句，诗人通过绘写江水之“深”，衬写出江水之“清”，以至使人感到虽深犹浅。这就是诗题中点出的“新安江至清浅，深见底”的韵致。新安江之“信可珍”，正在于它的“清”。
京官外发，一般都具有贬的意味。沈约此后曾致书徐勉，中有“出守东阳，意在止足”之语（见《梁书》本传），颇有点自宽自慰自我解嘲的意思，可见当时他的心情还是比较低沉的。世事浑沌，祸福难倚，万物皆空矣，由此，修行励志、洁身自好的独善其身的念头便油然而生。接下六句便是抒发这一情怀。七、八二句分用两个典故。沈约用此二典，前句顺用，后句反用，都为一意：沧浪之水有混浊的时候，清济之水也有干涸的时候。既然如此，那么“岂若乘斯去，俯映石磷磷。纷吾隔嚣滓，宁假濯衣巾？”诗人想到，既然自己时运如此不济，既然自己不能随世沉浮，那么，此次前往东阳，便与京师嚣世自然隔绝了，可以自由自在徜徉山水，泛咏皋壤，过上一段清静优闲的日子了，就不必还要假藉沧浪之水来洗濯衣巾、涤神爽志了。正点出此旨。细加品味，诗人言语之间颇有些“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一般的庆幸之感。值得注意的是，自“沧浪”句以下，诗已转入抒情；但紧跟“岂若乘斯去”，却落“俯映石磷磷”一句，又回到写景，似颇突兀。实际上，这正是匠心独运之笔。抒情伊始，嵌入一句写景，首先便将诗意荡漾开去，在诗法上，恰似淡云出岫，显得舒展自如，张弛有度，而且，磷磷水中之石，棱角分明，自有一种清峻坚劲的品格在，诗人俯瞰其貌，不期然唤起了崇敬和向往之意，仿佛从中找到了自己的精神依托，映现出了自己的影子。所以，突入此句，实在是一种精神的宣言和戛戛独造的峥嵘品格的展现，暗寓了诗人此去东阳的人生追求。谓之神来之笔，殆不为过。最后，诗人似乎意犹未尽，寄语京城中的朋友：“愿以潺湲水，沾君缨上尘。”言语之中，颇有“世人皆醉我独醒”的自得。此句收束全篇，照应诗题，显得周到而严密。诗人的精神似乎获得了解放，他不但洋溢出一种远离尘嚣的轻松愉快之情，更抑制不住透露出一种俯视人寰的超脱和自豪之感。
诗人是久经官场沉浮了，对于一般的荣辱升迁，似乎并不那么特别究心。他以极平静的心情，欣赏新安江的清绮风光，描绘新安江水的清浅透澈，从而折射出诗人的清思洁想。而只是在游览的观想和反思之中，才逐渐流露出了身世之感和隐退之意，并由此反映出由苦闷、沉郁到解脱、轻松的复杂的思想历程，沉稳，老到。反映到文思上，便显得从容不迫，纡徐有致。从写景到抒情，从构句到用典，笔调细腻，婉转多姿，转换贴切自然，景、情、理络绎生辉。在庄重、澹淡的风貌中，显现出圆熟、深沉和隽永的神韵。
据《梁书・沈约传》记载，隆昌元年（494年）沈约除吏部郎，出为东阳太守。新安江源出安徽婺县，流经浙江，是自建康赴东阳的必由之路。这诗就是此行途中所作。
明月茫茫，夜来应照南桥路。梦游熟处。一枕啼秋雨。
可惜人生，不向吴城住。心期误。雁将秋去。天远青山暮。
小沟东接长江，柳堤苇岸连云际。烟村潇洒，人闲一哄，渔樵早市。永昼端居，寸阴虚度，了成何事。但丝莼玉藕，珠粳锦鲤，相留恋，又经岁。
因念浮丘旧侣，惯瑶池、羽觞沈醉。青鸾歌舞，铢衣摇曳，壶中天地。飘堕人间，步虚声断，露寒风细。抱素琴，独向银蟾影里，此怀难寄。
昭帝崩，昌邑王贺废，宣帝初即位，路温舒上书，言宜尚德缓刑。其辞曰：
“臣闻齐有无知之祸，而桓公以兴；晋有骊姬之难，而文公用伯。近世赵王不终，诸吕作乱，而孝文为太宗。由是观之，祸乱之作，将以开圣人也。故桓、文扶微兴坏，尊文、武之业，
泽加百姓，功润诸侯，虽不及三王，天下归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义，省刑罚，通关梁，一远近，敬贤如大宾，爱民如赤子，内恕情之所安而施之于海内，是以囹圄空虚，天下太平。夫继变化之后，必有异旧之恩，此贤圣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无嗣，大臣忧戚，焦心合谋，皆以昌邑尊亲，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乱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祸变之故，乃皇天之所以开至圣也。故大将军受命武帝，股肱汉国，披肝胆，决大计，黜亡义，立有德，辅天而行，然后宗庙以安，天下咸宁。臣闻《春秋》正即位，大一统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与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统，涤烦文，除民疾，存亡继绝，以应天意。
“臣闻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贱仁义之士，贵治狱之吏，正言者谓之诽谤，遏过者谓之妖言，故盛服先王不用于世，忠良切言皆郁于胸，誉谀之声日满于耳，虚美熏心，实祸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赖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饥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狱乱之也。夫狱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复生，绝者不可复属。《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今治狱吏则不然，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离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计岁以万数。此仁圣之所以伤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则乐生，痛则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做囚人不胜痛，则饰词以视之，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却，则锻练而周内之；盖奏当之成，虽咎繇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何则？成练者众，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狱吏专为深刻，残贼而亡极，媮为一切，不顾国患，此世之大贼也。故俗语曰：“画地为狱议不入；刻木为吏期不对。”此皆疾吏之风，悲痛之辞也。故天下之患，莫深于狱；败法乱正，离亲塞道，莫甚乎治狱之吏，此所谓一尚存者也。”
“臣闻乌鸢之卵不毁，而后凤凰集；诽谤之罪不诛，而后良言进。故古人有言：“山薮臧疾，川泽纳污，瑾瑜匿恶，国君含诟。”唯陛下除诽谤以招切言，开天下之口，广箴谏之路，扫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宽刑罚，以废治狱，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永履和乐，与天亡极，天下幸甚。”
上善其言。
白龙改常服，偶被豫且制。
谁使尔为鱼，徒劳诉天帝。
作书报鲸鲵，勿恃风涛势。
涛落归泥沙，翻遭蝼蚁噬。
万乘慎出入，柏人以为识。
一尺深红蒙曲尘，天生旧物不如新。
合欢桃核终堪恨，里许元来别有人。
井底点灯深烛伊，共郎长行莫围棋。
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
沈约（公元441年～公元513年），字休文，吴兴郡武康县（今浙江省德清县）人。是南朝梁开国功臣，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刘宋建威将军沈林子之孙、刘宋淮南太守沈璞之子。
出身吴兴沈氏。少时孤贫，笃志好学。南朝宋时期，起家奉朝请，迁郢州外兵参军。南齐建立后，任征虏记室、太子家令、著作郎、国子祭酒。梁武帝萧衍即位，授尚书仆射，册封建昌县侯，历任左仆射、中书令、尚书令、左光禄大夫、侍中、太子少傅。天监十二年（公元513年），去世，享年七十三岁，谥号为隐。
作为南朝文坛领袖，沈约学问渊博，精通音律，与周颙等创四声八病之说，要求以平、上、去、入四声相互调节的方法应用于诗文，避免八病，这为当时韵文创作开辟了新境界。其诗与王融诸人的诗皆注重声律、对仗，时号“永明体”，是从比较自由的古体诗走向格律严整的近体诗的一个重要过渡阶段。著有《晋书》《宋书》《齐纪》《梁武帝本纪》等史书，其中《宋书》入二十四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