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贤人，其所以得之于天者独全，故生而向学，不待壮而其道已成。既老而后从事，则虽其极日夜之勤劬，亦将徒劳而鲜获。姚君姬传，甫弱冠而学已无所不窥，余甚畏之。姬传，余友季和之子，其世父则南青也。亿少时与南青游，南青年才二十，姬传之尊府方垂髫未娶。太夫人仁恭有礼，余至其家，则太夫人必命酒，饮至夜分乃罢。其后余漂流在外，倏忽三十年，归与姬传相见，则姬传之齿已过其尊府与余游之岁矣。明年，余以经学应举，复至京师。无何，则闻姬传已举于乡而来，犹未娶也。读其所为诗赋古文，殆欲压余辈而上之，姬传之显名当世，固可前知。独余之穷如曩时，而学殖将落，对姬传不能不慨然而叹也。
昔王文成公童子时，其父携至京师，诸贵人见之，谓宜以第一流自待。文成问何为第一流，诸贵人皆曰：“射策甲科，为显官。”文成莞尔而笑，“恐第一流当为圣贤。”诸贵人乃皆大惭。今天既赋姬传以不世之才，而姬传又深有志于古人之不朽，其射策甲科为显官，不足为姬传道；即其区区以文章名于后世，亦非余之所望于姬传。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以尧舜为不足为，谓之悖天，有能为尧舜之资而自谓不能，谓之漫天。若夫拥旄仗钺，立功青海万里之外，此英雄豪杰之所为，而余以为抑其次也。
姬传试于礼部，不售而归，遂书之以为姬传赠。
古代的圣贤之人，他们也许是能够得到上天照顾的原因吧，所以（他们）一生下来就爱学习，不到成年就学有所成了。如果等到老了再去学习，那么，即使他夜以继日地用尽所有的精力去勤奋学习，也将是徒劳而无所获的。
姚鼐字姬传，刚到二十来岁就已经无所不学了，我非常敬服他。姚鼐是我朋友季和的儿子，他的伯父就是（著名的）南青先生，回忆（我）年轻时与南青交往，（那时）南青才二十岁，姚鼐的父亲还没有长大成人，还未娶妻，姚鼐的祖母仁义恭敬很有礼节。我（每次）到姚家去，他的祖母都一定要摆酒设宴，一直饮到半夜才散席。此后，我一直在外漂泊，转眼间三十年（过去了），（再）回乡见到姚鼐时，这时姚鼐的年龄已经超过他父亲与我交往时的岁数了。第二年，我因为被举荐参加博学鸿辞科考试，再次来到京师。不久，就听说姚鼐乡试中举也来到了京城，还没有娶妻成家。我读他所写的诗文辞赋，几乎有赶上和超过我们这辈人的势头。姚鼐能够闻名于当世，这是本来就事先预料到的。只有我还像以前一样穷困无知，而学问的积累增长也将衰落。我不能不对姚鼐感慨赞叹啊。
从前王守仁小时，他父亲带他来到京城，京城的（许多）贵人见了他，都说他应该是第一流的，王守仁问什么是第一流，诸贵人说：“考中进士，做大官。”文成微微的笑着说：“恐怕第一流的应该是圣贤之人。”诸位贵人都非常惭愧。现在既然上天赋予姚鼐世以稀世的才华，并且姚鼐也有志于古人的立德、立功、立言的做法，那考中进士做大官，不是姚鼐所追求的。如果他只是凭文章出众而名传后世，也不是我对姚鼐的期望。孟子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认为不值得去做尧舜，那是违背天理，有能成为尧舜的天资却说做不到，那是不尊重天理。像那举着大旗，手持武器，统领士兵，在遥远的边疆立下战功，这是英雄豪杰们所做的，而我认为还是其次的。
姚鼐参加了礼部组织的考试，没有考中要回乡，于是我就写了这篇序把它作为礼物赠送给他。
姚鼐二十举于乡，至京赴会试，不第，刘大櫆写文章赠给他。姚鼐《祭刘海蜂先生文》谓“贱子既冠，于京复见，先生以执手，为我磋叹，嗣学古人，以任道期，亹亹（wěi wěi）其文，以赠吾离”，即指此文。文中可见刘、姚的亲密关系以及刘对姚的推重，其间也多少流露了一点老大无成的感慨。
清风明月苦相思，荡子从戎十载馀。
征人去日殷勤嘱，归雁来时数附书。
山水观形胜，襄阳美会稽。
最高唯望楚，曾未一攀跻。
石壁疑削成，众山比全低。
晴明试登陟，目极无端倪。
云梦掌中小，武陵花处迷。
暝还归骑下，萝月映深溪。
正月二十一日，某顿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获书言史事，云具《与刘秀才书》，及今乃见书藁，私心甚不喜，与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谬。
若书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馆下，安有探宰相意，以为苟以史荣一韩退之耶？若果尔，退之岂宜虚受宰相荣己，而冒居馆下，近密地，食奉养，役使掌故，利纸笔为私书，取以供子弟费？古之志于道者，不若是。
且退之以为纪录者有刑祸，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为褒贬，犹且恐惧不敢为；设使退之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贬成败人愈益显，其宜恐惧尤大也，则又扬扬入台府，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犹尔，设使退之为宰相，生杀出入，升黜天下土，其敌益众，则又将扬扬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于内庭外衢而已耶？何以异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也？
又言“不有人祸，则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于鲁、卫、陈、宋、蔡、齐、楚者，其时暗，诸侯不能行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当其时，虽不作《春秋》，孔子犹不遇而死也。 若周公、史佚，虽纪言书事，独遇且显也。又不得以《春秋》为孔子累。范晔悖乱，虽不为史，其宗族亦赤。司马迁触天子喜怒，班固不检下，崔浩沽其直以斗暴虏，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于不幸。子夏不为史亦盲，不可以是为戒。其余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无以他事自恐。 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祸非所恐也。
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诚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则同职者又所云若是，后来继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则卒谁能纪传之耶？如退之但以所闻知孜孜不敢怠，同职者、后来继今者，亦各以所闻知孜孜不敢怠，则庶几不坠，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语，每每异辞，日以滋久，则所云“磊磊轩天地”者决必沉没，且乱杂无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岂当待人督责迫蹙然后为官守耶？
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准，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犹惧于此。今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犹所云若是，则唐之史述其卒无可托乎！明天子贤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为速为；果卒以为恐惧不敢，则一日可引去，又何 以云“行且谋”也？今人当为而不为，又诱馆中他人及后生者，此大惑已。 不勉己而欲勉人，难矣哉！
罗带惹香，犹系别时红豆。泪痕新，金缕旧，断离肠。
一双娇燕语雕梁，还是去年时节。绿杨浓，芳草歇，柳花狂。
王孙圉聘于晋，定公飨之。赵简子鸣玉以相，问于王孙圉曰：“楚之白珩犹在乎？”对曰“然。”简子曰：“其为宝也几何矣？”曰：“未尝为宝。楚之所宝者，曰观射父，能作训辞，以行事于诸侯，使无以寡君为口实。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训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献善败于寡君，使寡君无忘先王之业；又能上下说乎鬼神，顺道其欲恶，使神无有怨痛于楚国。又有薮曰云，连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龟、珠、角、齿，皮、革、羽、毛，所以备赋用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币帛，以宾享于诸侯者也。若诸侯之好币具，而导之以训辞，有不虞之备，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于诸侯，而国民保焉。此楚国之宝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宝之焉？
“圉闻国之宝，六而已。明王圣人能制议百物，以辅相国家，则宝之；玉足以庇荫嘉谷，使无水旱之灾，则宝之；龟足以宪臧否，则宝之；珠足以御火灾，则宝之；金足以御兵乱，则宝之；山林薮泽足以备财用，则宝之。若夫哗嚣之美，楚虽蛮夷，不能宝也。”
刘大櫆（1698年—1779年或1780年），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安徽桐城人（今枞阳县汤沟镇陈家洲人）。清代中期古文家、诗人，“桐城派”代表作家。
刘大櫆早年抱“明经致用”之志，但屡试不中。雍正四年（1726年），刘大櫆初至京师，年富才盛，文动京师。雍正七年（1729年）、雍正十年（1732年）两次参加贡生考试都只登副榜。乾隆六年（1741年），由方苞荐举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被张廷玉压制落选。乾隆十五年（1750年），张廷玉特举其参试经学，又未被录取。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前往黟县教书。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76岁的刘大櫆从歙县回到故里桐城枞阳，在江畔故居聚徒讲学，直至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或四十五年（1780年）病故，享年82岁（一作83岁），被誉为“桐城三祖”之一，是继方苞之后“桐城派”的中坚人物。
刘大櫆总结和发展了桐城派散文理论，他强调神气、音节、字句的统一，重视散文的艺术表观，对“桐城派”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