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州城西百余步，有小溪。南流数十步，合营溪。水抵两岸，悉皆怪石，欹嵌盘曲，不可名状。清流触石，洄悬激注；佳木异竹，垂阴相荫。
此溪若在山野之上，则宜逸民退士之所游处；在人间，则可为都邑之胜境，静者之林亭。而置州以来，无人赏爱；徘徊溪上，为之怅然。乃疏凿芜秽，俾为亭宇；植松与桂，兼之香草，以裨形胜。为溪在州右，遂命之曰右溪。刻铭石上，彰示来者。
从道州城向西走一百多步，有一条小溪。这条小溪向南流几十步远，汇入营溪。两岸全是一些奇石，（这些石头）有的倾斜嵌叠，有的盘曲回旋，不能够用言语形容（它们的美妙）。清澈的溪流撞击着岩石，水回旋而流，激水触石溅起高高的浪花，激荡倾注；岸边美丽的树木和珍奇的青竹，投下的阴影互相掩映。
这条溪水如果在空旷的山间田野，就是很适合避世隐居的人和隐士居住的；如果它在人烟密集的地方，也可以成为都会城镇（市民游览）的胜地，仁者休憩的园林。但是自从道州成为州的治所以来，至今也没有人来欣赏和关爱（它）；我在溪水边走来走去，为它（景色秀丽但无人知晓）而惋惜！于是进行疏导开通，清除掉杂乱的草木，建起了亭阁，栽上了松树、桂树，又种植了鲜花香草，来增益它优美的景致。因为溪水在道州城的右面，便命名为“右溪”。把这些文字刻在石上，明白地告诉后来人。
《右溪记》文笔简练，开头即以清丽的语言，寥寥数笔，勾勒出怪石嶙峋、泉佳林幽的右溪美景。文章虽短，却用了多种表达方式。写溪，突出其小；写石，突出其怪；写水，突出其湍急、清激；写木竹，突出其“垂阴”。正面写溪、写水，又通过写石、写树竹从侧面烘托溪水。这一层重在描写。第二层写由小溪引起的感慨，以议论为主，兼以抒情，将作者隐士的襟怀与怀才不遇的身世之感表现俱足，使写景的志趣得以体现。写对小溪的修葺和美化，用的是记叙手法，而命名和刻石的来由则用诠释说明的方法。各种表达手法综合运用，达到了高度统一。
全文内容可分成三个部分。从开头至“垂阴相荫”是第一部分，描叙小溪的地理位置和周围景色。从“此溪若在山野之上”到“为之怅然”是第二部分，感叹小溪的位不适宜与受人冷落。从“乃疏凿芜秽”至结尾是第三部分，记叙小溪的疏整经过和命名由来。这篇游记文字精练、文气流畅，但又不是一泻无余，而是如文中那条因“触石”而“洄悬激注”的溪流一般，迂回起伏。文章开头交代小溪的地理位置，语气冷静，笔调平实；接着细致地描绘小溪周围的“怪石”“佳木”“异竹”等景色，赞誉之情包含其中，令读者不胜向往，文气渐起；正当作者设想这条清秀的溪流若在山野，便可给隐逸之士带来愉悦；若在闹市，就能成为游览胜地时，作者笔调忽转：“而置州以来，无人赏爱。”小溪的不为人知令作者“为之怅然”。然而，作者接着又记叙“疏凿芜秽”“植松与桂，兼之香草”的整治过程，小溪从此将告别寂寞凄清的境遇，成为名胜之地，令人为之一振。文章短短百余字，却写得一波三折、纡徐委曲，使其具有抑扬顿挫之美，而避免了直叙的平淡无味。
《右溪记》一文的写景部分，尽管着墨无多，但作者抓住景物的基本特征，既有具体描绘，又传示空间布局整体性的和谐，从而营造了一个富有感染力的意境。整个环境以小溪为中心物象，兼以岸石、竹木，三者各具风姿、自成一趣。作者写石，不写其排列的错落有致，却突出其形状的“欹嵌盘曲”，以其怪异造成幽峭感，以其不整齐与相抵的流水互为映衬，化静为动。作者写水，不写其涓涓细流，却突出水波冲击岩石的迂回激荡，使溪水富有动势。描写竹树，不表现其枝繁叶茂，却写其浓荫相叠，营造出色彩光亮的幽暗感。作者把这些充满动感而又奇峭的景物融为一体，赋予环境鲜明的特征：宁静而有生气，和美又觉幽渺。使自然的清幽奇巧充分展现于峻洁清疏的文字之中。
此文又因作者感情的流注而别具韵味。作者对右溪不仅作了观赏性的描绘，还进一步为其久不为人重视的遭遇而慨叹不已。此景无论置于山野或是都邑都会受到青睐，在这里却遭受冷遇。作者以为与此景相称的人物当是“逸民退士”或清心静欲者，这是作者对右溪美景特有的体悟，它与上文的描写文字相辅相成，突出景色清幽宁静的特征。与作者的慨叹相呼应的，是其自我形象的出现。此景无人赏爱，唯独他怅然徘徊流连。这一略觉寂寞而沉郁的意态，与环境气氛相应和，作者形象和客观景色融为一体，构成一幅透着淡淡的怅意而带有幽幽的美感的图画。
这篇文章的优美，还源于句式结构和所写之景的有机结合。文中写景皆为四字句，作者在组合语句时，采用一物一态的方式描绘出一幅幅图景。石、水、竹木，分别以“欹嵌盘曲”“洄悬激注”“垂阴相荫”等节律明快的四言短句，使句式与景物的动态动势极为吻合，增强了画面的生动性。
作者元结以右溪无人赏识、任使芜秽的遭际，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深沉慨叹，明显地流露出抑郁不平之气。元结疏通右溪，建造亭宇，种上象征高洁的松桂和香草，这表现出他对美的追求，更反映了他淡泊名利、爱好天然的性格。文章借右溪无人赏爱，抒发了作者怀才不遇的感慨。前半部分集中写景，后半部分偏重议论抒情，景为情设，情因景生，情景交融，形神具备，是一篇独立的游记。因此，《右溪记》不仅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而且也蕴含着作者鲜明的个性特征。
元结在《右溪记》中的感慨和不平虽不及柳宗元山水游记所流露的那样强烈，但元结笔下的右溪泉石，与柳宗元《永州八记》中的钴姆小丘、小石城山，实际运用的是同一种笔法。高步瀛《唐宋文举要》甲编卷一引清吴先生的话说：“次山放恣山水，实开子厚先声，文字幽眇芳洁，亦能自成境趣。”
《右溪记》作于唐代宗广德、永泰年间（763年7月—766年11月），当时作者元结正在道州（今湖南道县）刺史任上。元结于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赴道州刺史任时，由于几经兵荒马乱，加上“西原蛮”少数民族的侵犯，道州“人十无一，户才满千”，“城池井邑，但生荒草，登高极望，不见人烟”（元结《谢上表》）。作为刺史，元结施行仁政，“为民营舍造田，免徭役”。此文记叙的对道州城西一条风景秀丽的小溪加以整治的前后经过，正是元结造福民众、政绩斐然的一个有力佐证。
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鄂人也。衡少善属文，游于三辅，因入京师，观太学，遂通五经，贯六艺。虽「虽然」才高于世，而无骄尚之情。常从容淡静，不好交接俗人。永元中，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过度」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凭借」以讽谏。精思傅会，十年乃「才」成。大将军邓骘奇其才，累「多次」召不应。
衡善机巧，尤「尤其」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安帝雅「素常」闻衡善术学，公车特征拜郎中，再迁为太史令。遂乃研核阴阳，妙尽璇机之正，作浑天仪，著《灵宪》、《算罔论》，言「论述」甚详明。
顺帝初，再转，复为太史令。衡不慕当世，所居之官辄积年不徙。自去史职，五载复还。
阳嘉元年，复造候风地动仪。以精铜铸成，员「通“圆”」径八尺，合盖隆起，形似酒尊「通“樽”」，饰以篆文山龟鸟兽之形。中有都「大」柱，傍行「延伸」八道，施「设置」关发机。外有八龙，首衔铜丸，下有蟾蜍，张口承之。其牙「枢纽」机巧制，皆「都」隐在尊中，覆盖周密无际。如有地动，尊则振龙，机发吐丸，而蟾蜍衔之。振声激扬，伺者因「凭借」此觉知。虽「虽然」一龙发机，而七首不动，寻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验之以事，合契若神。自书典所记，未之有也。尝一龙机发而地不觉动，京师学者咸「都」怪其无征。后数日驿至，果地震陇西，于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后，乃令史官记地动所从方起。
时「当时」政事渐损，权移于下，衡因上疏陈事。后迁侍中，帝引在帷幄，讽议左右。尝问天下所疾恶者。宦官惧其毁己，皆共目之，衡乃诡对而出。阉竖恐终为其患，遂共谗之。衡常思图身之事，以为吉凶倚伏，幽微难明。乃作《思玄赋》以宣「表达」寄「寄托」情志。
永和初，出为河间相。时国王骄奢，不遵典宪；又多豪右，共为不轨。衡下车，治威严，整法度，阴「暗中」知奸党名姓，一时收禽，上下肃然，称为政理。视事三年，上书乞骸骨，征拜尚书。年六十二，永和四年卒。
著《周官训诂》，崔瑗以为不能有异于诸儒也。又欲继孔子《易》说《彖》、《象》残缺者，竟不能就。所著诗、赋、铭、七言、《灵宪》、《应闲》、《七辩》、《巡诰》、《悬图》凡三十二篇。
永初中，谒者仆射刘珍、校书郎刘騊駼等著作东观，撰集《汉记》，因定汉家礼仪，上言请衡参论其事，会并卒，而衡常叹息，欲终成之。及为侍中，上疏请得专事东观，收捡遗文，毕力补缀。又条上司马迁、班固所叙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又以为王莽本传但应载篡事而已，至于编年月，纪灾祥，宜为《元后本纪》。又更始居位，人无异望，光武初为其将，然后即真，宜以更始之号建于光武之初。书数上，竟不听。及后之著述，多不详典，时人迫恨之。
论日：崔瑗之称平子曰“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斯致可得而言欤！推其围范两仪，天地无所蕴其灵；运情机物，有生不能参其智。故知思引渊微，人之上术。《记》日：“德成而上，艺成而下。”量斯思也，岂夫艺而已哉?何德之损乎！
吴江女道士，头戴莲花巾。
霓衣不湿雨，特异阳台云。
足下远游履，凌波生素尘。
寻仙向南岳，应见魏夫人。
我所思兮在太山。
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沾翰。
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
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
我所思兮在桂林。
欲往从之湘水深，侧身南望涕沾襟。
美人赠我金琅玕，何以报之双玉盘。
路远莫致倚惆怅，何为怀忧心烦伤。
我所思兮在汉阳。
欲往从之陇阪长，侧身西望涕沾裳。
美人赠我貂襜褕，何以报之明月珠。
路远莫致倚踟蹰，何为怀忧心烦纡。
我所思兮在雁门。
欲往从之雪雰雰，侧身北望涕沾巾。
美人赠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
路远莫致倚增叹，何为怀忧心烦惋。
江陵陷，元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或问之，答曰：“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未有不恶其不悔不仁而归咎于读书者，曰：“书何负于帝哉？”此非知读书者之言也。帝之自取灭亡，非读书之故，而抑未尝非读书之故也。取帝之所撰著而观之，搜索骈丽，攒集影迹，以夸博记者，非破万卷而不能。于其时也，君父悬命于逆贼，宗社垂丝于割裂；而晨览夕披，疲役于此，义不能振，机不能乘，则与六博投琼、耽酒渔色也，又何以异哉？夫人心一有所倚，则圣贤之训典，足以锢志气于寻行数墨之中，得纤曲而忘大义，迷影迹而失微言，且为大惑之资也。况百家小道，取青妃白之区区者乎。
呜呼！岂徒元帝之不仁，而读书止以导淫哉？宋末胡元之世，名为儒者，与闻格物之正训，而不念格之也将以何为。数《五经》《语》《孟》文字之多少而总记之，辨章句合离呼应之形声而比拟之，饱食终日，以役役于无益之较订，而发为文章，侈筋脉排偶以为工，于身心何与耶？于伦物何与耶？于政教何与耶？自以为密而傲人之疏，自以为专而傲人之散，自以为勤而傲人之惰。若此者，非色取不疑之不仁、好行小慧之不知哉？其穷也，以教而锢人之子弟；其达也，以执而误人之国家；则亦与元帝之兵临城下而讲《老子》，黄潜善之虏骑渡江而参圆悟者，奚别哉？抑与萧宝卷、陈叔宝之酣歌恒舞，白刃垂头而不觉者，又奚别哉？故程子斥谢上蔡之玩物丧志，有所玩者，未有不丧者也。梁元、隋炀、陈后主、宋徽宗皆读书者也，宋末胡元之小儒亦读书者也，其迷均也。
或曰：“读先圣先儒之书，非雕虫之比，固不失为君子也。”夫先圣先儒之书，岂浮屠氏之言，书写读诵而有功德者乎？读其书，察其迹，析其字句，遂自命为君子，无怪乎为良知之说者起而斥之也。乃为良知之说，迷于其所谓良知，以刻画而仿佛者，其害尤烈也。
夫读书将以何为哉？辨其大义，以立修己治人之体也；察其微言，以善精义入神之用也。乃善读者有得于心而正之以书者鲜矣，下此而如太子弘之读《春秋》而不忍卒读者鲜矣，下此而如穆姜之于《易》，能自反而知愧者鲜矣。不规其大，不研其精，不审其时，且有如汉儒之以《公羊》废大伦，王莽之以讥二名待匈奴，王安石以国服赋青苗者，经且为蠹。而史尤勿论已。读汉高之诛韩、彭而乱萌消，则杀亲贤者益其忮毒；读光武之易太子而国本定，则丧元良者启其偏私；读张良之辟谷以全身，则炉火彼家之术进；读丙吉之杀人而不问，则怠荒废事之陋成。无高明之量以持其大体，无斟酌之权以审于独知，则读书万卷，止以导迷，顾不如不学无术者之尚全其朴也。
故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志定而学乃益，未闻无志而以学为志者也。以学而游移其志，异端邪说，流俗之传闻，淫曼之小慧，大以蚀其心思，而小以荒其日月，元帝所为至死而不悟者也。恶得不归咎于万卷之涉猎乎？儒者之徒，而效其卑陋，可勿警哉？
千里长安名利客，轻离轻散寻常。难禁三月好风光，满阶芳草绿，一片杏花香。
记得年时临上马，看人眼泪汪汪。如今不忍更思量。恨无千日酒，空断九回肠。
元结(公元719年－772年)，中唐前期文学家，字次山，号漫叟、聱叟，河南鲁山（今河南鲁山县）人。元结少时不羁，十七岁从师于元德秀。天宝六年(747年)应举落第后，归隐商余山。天宝十二年（753年）进士及第。安史之乱中，曾率族人避难于猗玗洞（今湖北大冶境内），因号猗玗子。
乾元二年(759年)，唐肃宗召其进京问策，上《时议》三篇，受到赏识。后被任命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史翙幕参谋，抗击史思明叛军，保全十五城。唐代宗时，任道州刺史，调容州，政绩颇丰。大历七年(772年)入朝，同年卒于长安。
元结与顾况、王建等人同为新乐府运动的先驱。其诗文注重反映政治现实和社会矛盾，文风力求摆脱六朝以来雕饰华靡的弊病，清淡简洁，纯真自然。唯过于质朴，文采稍逊。原有集，已散佚，明人辑有《元次山集》，编有诗选《箧中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