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陵陷,元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或问之,答曰:“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未有不恶其不悔不仁而归咎于读书者,曰:“书何负于帝哉?”此非知读书者之言也。帝之自取灭亡,非读书之故,而抑未尝非读书之故也。取帝之所撰著而观之,搜索骈丽,攒集影迹,以夸博记者,非破万卷而不能。于其时也,君父悬命于逆贼,宗社垂丝于割裂;而晨览夕披,疲役于此,义不能振,机不能乘,则与六博投琼、耽酒渔色也,又何以异哉?夫人心一有所倚,则圣贤之训典,足以锢志气于寻行数墨之中,得纤曲而忘大义,迷影迹而失微言,且为大惑之资也。况百家小道,取青妃白之区区者乎。
呜呼!岂徒元帝之不仁,而读书止以导淫哉?宋末胡元之世,名为儒者,与闻格物之正训,而不念格之也将以何为。数《五经》《语》《孟》文字之多少而总记之,辨章句合离呼应之形声而比拟之,饱食终日,以役役于无益之较订,而发为文章,侈筋脉排偶以为工,于身心何与耶?于伦物何与耶?于政教何与耶?自以为密而傲人之疏,自以为专而傲人之散,自以为勤而傲人之惰。若此者,非色取不疑之不仁、好行小慧之不知哉?其穷也,以教而锢人之子弟;其达也,以执而误人之国家;则亦与元帝之兵临城下而讲《老子》,黄潜善之虏骑渡江而参圆悟者,奚别哉?抑与萧宝卷、陈叔宝之酣歌恒舞,白刃垂头而不觉者,又奚别哉?故程子斥谢上蔡之玩物丧志,有所玩者,未有不丧者也。梁元、隋炀、陈后主、宋徽宗皆读书者也,宋末胡元之小儒亦读书者也,其迷均也。
或曰:“读先圣先儒之书,非雕虫之比,固不失为君子也。”夫先圣先儒之书,岂浮屠氏之言,书写读诵而有功德者乎?读其书,察其迹,析其字句,遂自命为君子,无怪乎为良知之说者起而斥之也。乃为良知之说,迷于其所谓良知,以刻画而仿佛者,其害尤烈也。
夫读书将以何为哉?辨其大义,以立修己治人之体也;察其微言,以善精义入神之用也。乃善读者有得于心而正之以书者鲜矣,下此而如太子弘之读《春秋》而不忍卒读者鲜矣,下此而如穆姜之于《易》,能自反而知愧者鲜矣。不规其大,不研其精,不审其时,且有如汉儒之以《公羊》废大伦,王莽之以讥二名待匈奴,王安石以国服赋青苗者,经且为蠹。而史尤勿论已。读汉高之诛韩、彭而乱萌消,则杀亲贤者益其忮毒;读光武之易太子而国本定,则丧元良者启其偏私;读张良之辟谷以全身,则炉火彼家之术进;读丙吉之杀人而不问,则怠荒废事之陋成。无高明之量以持其大体,无斟酌之权以审于独知,则读书万卷,止以导迷,顾不如不学无术者之尚全其朴也。
故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志定而学乃益,未闻无志而以学为志者也。以学而游移其志,异端邪说,流俗之传闻,淫曼之小慧,大以蚀其心思,而小以荒其日月,元帝所为至死而不悟者也。恶得不归咎于万卷之涉猎乎?儒者之徒,而效其卑陋,可勿警哉?
江陵沦陷时,梁元帝焚烧古今图书达十四万卷之多。有人问他原因,他回答说:“我读了万卷书,还是落得今日的下场,所以把书烧掉。”没有人不痛恨元帝不知悔改、麻木不仁,却把亡国的责任推给读书这件事,都说:“图书有什么地方亏欠元帝呢?”这种批评不是真懂得读书的人的话。元帝自取灭亡,不是读书的缘故,但也不见得不是读书的缘故。我们拿元帝的著作来看,他写文章,费尽心机于对偶,堆积许多史实典故,以向别人夸耀他渊博的记诵,这要不是读破万卷书是做不到的。但在他写作的时候,他父王的生命捏在叛贼的手里,国家的命脉不绝如缕,却日夜读书,读得精疲力竭,既不去伸张正义,也不知利用机会,那么读书和下棋赌博、沉迷酒色有什么区别呢?一般人若注意力有偏差,那么即使读的是圣贤的经典,也会将志气消磨在文句的研究上,懂得细节却忘了大道理,沉迷于史实却忽略了精义,这样反而助长疑惑。何况元帝读的不是圣贤之书,所从事的只是对偶这种小技艺呢!
唉!何止元帝麻木不仁,读书反而促使他更加荒诞呢?宋末及元朝时,有一些人号称儒者,他们懂得“格物”一词的意思,却从不去想“格”了以后要做什么。五经、《论语》《孟子》有哪些字句他们全记得,研究其中文句的章法组合而模仿之。整天吃得饱饱的,辛劳地做些没有益处的考证,然后写成文章,讲究文脉对仗,认为这样就算擅长写作了。这跟人的身心健全有什么相干呢?跟人伦事物有什么相干呢?跟政治教化有什么相干呢?却自以为文章严谨,而鄙视别人的松散;自以为精神专注,而鄙视别人分心;自以为用功勤快,而鄙视别人懒惰,像这样,不就成了孔子所批评的“自以为仁义,行为却违背仁义,其实不仁;自以为聪明,但只卖弄小聪明,其实不聪明”吗?当他们卑微时,教书为业,却僵化了人家子弟的思想;当他们显耀时,掌握政权,却耽误了国家大事。那么他们和梁元帝在敌人兵临城下时却开讲《老子》、南宋宰相黄潜善在金兵渡过长江进攻时却念佛参禅有何分别呢?和南齐废帝萧宝卷、陈后主陈叔宝整天饮酒歌舞,一直到敌人刀剑临头还不觉悟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程颐曾批评谢良佐“玩物丧志”,因为有所沉迷,必有所失。梁元帝、隋炀帝、陈后主、宋徽宗,都是勤于读书的人,一些宋末元朝的小儒,也是勤于读书的人,但他们的错误是同样的。
有人说:“读古代圣贤的经典,和读讲究辞藻的诗文不同,无论如何也还算是个君子。”读古代圣贤的书,哪里像佛家说的不管写经或读经只要一读一写就有功德一样呢?读圣贤的书,研究圣贤的事迹,能够分辨字句,就自称是君子,难怪研究“良知”学说的人要出来批评了。但研究“良知”的人,沉迷在他们所谓的“良知”里,追求那种似有若无的境界,害处更大。
那么读书究竟要做什么呢?是要分辨道理,以树立修养自己、治理人民的基础;研究精义,以改进圆融处理事物的能力。然而真正善于读书,懂得将自己领悟的道理求证于圣贤书的人,太少了。等而下之,能像太子李弘读《春秋》而不忍心读完的,也太少了。再等而下之,能像穆姜读《易》便能自我反省而知道惭愧的,也太少了。如果读书不能掌握大端,不研求精义,不详考时势,将会像汉光武帝假借《公羊传》“立子以贵”的论点破坏父子间的伦理,王莽假借“讥二名”的说法对待匈奴王,王安石假借《周礼》“国服”的记载推行青苗法一样,读经书反而有害,更不必说读史了。读到汉高祖杀韩信、彭越而消除了叛乱的萌芽,更加忌恨阴毒地杀害亲人、贤人;读到汉光武帝更换太子而奠定了立国的根本,便动了私心而丧尽天良;读到张良学辟谷而能保全生命,便讲求炼丹的技术;读到丙吉见杀人却不过问,便养成懒散不办公的陋习。所以没有高超宽朗的胸襟来把握住大端,不懂得衡量轻重来考核自己的见解,那么读了万卷书,只会助长迷惑,反而不如不学无术的人还能保住他的纯真了。
所以孔子说:“我十五岁便立志求学问。”志向定了,求学才有益处,我没听说过不立志却把读书当作志向的。只读书,而志向却游移不定,只爱读些异端邪说,听些世俗传闻,搞些小聪明。就大的来说,会侵蚀人的心志思想,就小的来说,也浪费了光阴。梁元帝为了这些,到死都不知觉悟,怎会不归咎到遍读万卷书之上呢?读儒书的却效法梁元帝的低俗鄙陋,能不引以为诫吗?
王夫之在这篇文章中,没有再从谴责焚书方面立论,而是透过一层,从读书的根本方法方面落墨,对梁元帝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推求败亡之由,更为发人深思。全文大致可以分为三层意思。第一、二段为第一层,着重说明读书沉迷于舍本逐末、只讲求文字技巧的“词章之学”,“搜索骈俪,攒集影迹,以夸博记”是属于“玩物丧志”。作者先点出梁元帝焚书之事,由此引出“读书”问题,作为立论基础。接着针对“书何负于帝哉”的“非知读书者之言”,着重指出“帝之自取灭亡,非读书之故,而抑未尝非读书之故也”。意思是说,梁元帝的败亡,不是读书本身造成的,但也和读书的错误方法大有关系。这样通过一波三折,提出了全文的中心论点,是一篇眼目所在。以下,作者从梁元帝所写的作品进行分析,指出他在“君父悬命于逆贼,宗社垂丝于割裂”的危急关头,仍然在书籍中沉迷不返,孜孜于寻章摘句,这和游戏赌博、沉湎酒色,简直没有什么区别,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它的害己误国的严重性质。然后,从“岂徒元帝之不仁”开始,一笔推开,锋芒所向,直指“宋末胡元之世”那些只知道以所谓正道来解释格物的定义而不考虑这样解释用来做什么的“儒者”;指出他们“饱食终日”,只做些无益于身心、伦物和政教的“雕虫”之事,这种害人子弟、误人国家的行为,与梁元帝、隋炀帝、陈后主、宋徽宗等昏庸之辈的所作所为,也实在毫无二致。这就进一步对“宋末胡元之小儒”进行了严厉的抨击。
第三、四段为第二层意思,在第一层论述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深入分析了在读书中迷于所谓“良知”,不知鉴别,其为害比专事“雕虫”者更甚。文章先从“良知”学派反对宋儒只重视书本写起,但殊不知把抽象的所谓“良知”描绘得煞有介事,使大家根据所谓“良知”来读书,不知辨别好坏,其危害就更大了。然后提出读书的目的是“修己治人”,然而真正能从书中获得有益的知识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恰当处理事务的人,却又极少。不仅如此,有些人还专门从书中寻找根据来为自己的错误行为作辩护,例如“汉儒”、王莽之流;或者径直照着错误去做,变本加厉,那就更是极端错误了。这种错误的读书方法,当然会带来害人害己、祸国殃民的严重后果。于是,作者进一步指出:“无高明之量以持其大体,无斟酌之权以审于独知,则读书万卷,止以导迷”。这就从深层意义上,指出了不善读书的害处。第五段为第三层意思,总结全文,指出正确的读书方法,是要自己先立定志向,识虑明白,这样才能免于读书受害。文中先引出孔子的话,从正面提出见解,要“志定而学”。接着,从反面说明“无志而学”的恶果,“大以蚀其心思,而小以荒其日月”,而梁元帝的至死不悟,正是这个原因。所以梁元帝的“自取灭亡”,是和“读书”大有关系的。最后警告“儒者之徒”,不要“效其卑陋”,语重心长,启人深思。
这篇文章虽然是谈论历史,却很有现实感和针对性。作者生当明清易代之际,明末雕章琢句的琐屑的学习方法,以及王守仁“良知”学说盛行后造成的谈玄、空疏的学风,对于明代的灭亡,起了催化的作用。关于这一点,作者是亲身经历和体验过的。明朝灭亡以后,他遁迹深山,痛定而思,借用历史事实来认真总结明朝灭亡的沉痛教训,其中折射出明清之际那一段血与火的历史之光,反映出一位思想家的历史沉思。作者以其深刻的见解,透过梁元帝读书而又焚书这件事,指出“玩物丧志”和不知鉴别的读书方法带来的严重恶果,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可谓切中时弊。文章在富于哲理的思辨中,闪射着深沉睿智的光辉。
王夫之的文章,不仅以深刻的思想性见称,也以严密的逻辑和谨严的结构见长,篇法特别圆紧。此文围绕一篇眼目,以梁元帝读书这件历史事实为线索,通贯全篇,论述严密:开手交待出梁元帝读书这件史实,提出中心,紧接着就对他的“玩物丧志”的读书方法加以剖析;第二段推廓开去讲“宋末胡元之世”的“儒者”,似乎离题较远,但一句“则亦与元帝之兵临城下而讲《老子》……奚别哉”,又恰到好处地收拢回来;第三、四段进一步引申、生发,似乎与梁元帝无关,但段末点出“读书万卷,止以导迷”,又暗中与中心和线索紧扣;到最后一段,特别写道:“……元帝所为至死而不悟者也。恶得不归咎于万卷之涉猎乎?”不仅紧扣线索,而且与篇首的意思遥相照应,全篇浑然一气,形成严密的整体。文章有放有收,放能放得开,收能收得紧;用笔曲折,穿插呼应,细针密线;层层递进,步步为营,以阐明其旨。从这些地方,可以见出作者在组织安排、行文布局方面的高度技巧。正由于此,进一步增强了文章深刻的思想性。
全文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文笔显得特别犀利。这篇文章有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论述入木三分,充满着作者的主观感情。文章一开始,就以论难的方式提出论点,这就与一般的平铺直叙不同,十分警拔有力;以下二、三、四段,都以反问开始,中间不断地反问、感叹,往复辩难,并且使用了大量的对偶句和排比句,使得文势内生。特别是最后连用两个反问句作结,使激荡于文中的强烈感情,不禁奔涌而出,更增加了雄强的气势。全篇议论严正,气势宏大,激情充沛,具有撼动人心的巨大力量。
明朝末年,最高统治者德失政弊,而当时许多学者置国事于不顾,空谈程朱理学,信奉陆王心学。作者之文正是对此而发。
清明天气醉游郎。莺儿狂。燕儿狂。翠盖红缨,道上往来忙。记得相逢垂柳下,雕玉珮,缕金裳。
春光还是旧春光。桃花香。李花香。浅白深红,一一斗新妆。惆怅惜花人不见,歌一阕,泪千行。
海色雨中开,涛飞江上台。
声驱千骑疾,气卷万山来。
绝岸愁倾覆,轻舟故溯洄。
鸱夷有遗恨,终古使人哀。
冷清清人在西厢,叫一声张郎,骂一声张郎。乱纷纷花落东墙,问一会红娘,絮一会红娘。枕儿余衾儿剩,温一半绣床,闲一半绣床。月儿斜风儿细,开一扇纱窗,掩一扇纱窗。荡悠悠梦绕高唐,萦一寸柔肠,断一寸柔肠。
赋德新王丈玉溪,溪在嵩前费庄,两山绝胜处也。
空濛玉华晓,潇洒石淙秋。嵩高大有佳处,元在玉溪头。翠壁丹崖千丈,古木寒藤两岸,村落带林丘。今日好风色,可以放吾舟。
百年来,算惟有,此翁游。山川邂逅佳客,猿鸟亦相留。父老鸡豚乡社,儿女篮舆竹几,来往亦风流。万事已华发,吾道付沧洲。
年高雪满簪,唤渡浙江浔。
花落一杯酒,月明千里心。
凤凰身宇宙,麋鹿性山林。
别后空回首,冥冥烟树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