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顿首白，先辈吴君足下。前辱示书及文三篇，发而读之，浩乎若千万言之多，及少定而视焉，才数百言尔。非夫辞丰意雄，沛然有不可御之势，何以至此！然犹自患伥伥莫有开之使前者，此好学之谦言也。
修材不足用于时，仕不足荣于世，其毁誉不足轻重，气力不足动人。世之欲假誉以为重，借力而后进者，奚取于修焉？先辈学精文雄，其施于时，又非待修誉而为重，力而后进者也。然而惠然见临，若有所责，得非急于谋道，不择其人而问焉者欤？
夫学者未始不为道，而至者鲜焉；非道之于人远也，学者有所溺焉尔。盖文之为言，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世之学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则曰：“吾学足矣”。甚者至弃百事不关于心，曰：“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鲜也。昔孔子老而归鲁，六经之作，数年之顷尔。然读《易》者如无《春秋》，读《书》者如无《诗》，何其用功少而至于至也？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书，荀卿盖亦晚而有作。若子云、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语，此道未足而强言者也。后之惑者，徒见前世之文传，以为学者文而已，故愈力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谓“终日不出于轩序，不能纵横高下皆如意”者也，道不足也。若道之充焉，虽行乎天地，入于渊泉，无不之也。
先辈之文浩乎沛然，可谓善矣。而又志于为道，犹自以为未广，若不止焉，孟、荀可至而不难也。修学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于所悦，而溺于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励修之少进焉。幸甚！幸甚！修白。
欧阳修顿首在先辈吴君足下说：前次有辱先辈寄来书信及大作三篇，读后感到浩浩然像有千言万言之多，等到我稍微定下神来仔细一看，才几百字啊。如果不是文辞丰厚，文意雄伟浩然盛大势不可挡，何以能达到这种地步呢 然而还自己担心没有人开导，自感无所适从，这是先辈好学自谦的话啊！
我的才能不足为当时所用，官职不能使后世感到荣耀，我（对人）的批评和赞誉也无足轻重，气势力量也不足打动人。世上要想凭借（别人的）赞誉以自重，凭借（别人的）力量以引进的人，何所取于我欧阳修呢！先辈学问精湛，文章雄伟，都施用于当今，这些又不是靠我的赞誉而被推重，靠我的力量而被引进的。然而先辈却惠然下问，责求于我，难道不是您急于谋求为文之道，以至无暇择人而问了吗？
大凡求学的人，未尝不是为了（儒家的）“道”,但是能到达“道”的境地的人很少。不是“道”离人很远，而是求学的人（过于）沉湎（于）其他方面，因为文章的语言难以精细工巧而可喜，却容易（使作者）喜悦而自我满足，世上的求学者，往往沉湎于这种情况之中，（文章）一有精细工巧之处，就说：我的学问足够了。甚者甚至于抛弃一切事务，不关心任何世事，说：我是文士，做文章是我的职业.这就是之所以到达“道”的境地的人很少的原因啊！
从前孔子老年时回归鲁国，他作“六经”,只用了很短的时间.然而读《易经》好像没有《春秋》，读《书经》好像没有《诗经》，他用功是何其之少而达到的境地却又如其之高.圣人的文章，虽是（一般人）不可及的，然而大抵是（内容上的）“道”突出而文章不难自己达到佳妙之处.所以孟子一生栖遑奔波，追求于“道”,以至没有时间著书，荀子也是到了晚年才有时间著述文章。像扬雄，王通勉强模仿别人的语言模式，著书立说，这就是"道"未充足而硬要发言著述的例子啊！后世那些不明白事理的人，只是看到前世的文章流传了下来，以为学习的仅是文采罢了，所以愈是用力（于文章的文采），愈是勤勉（学习文章的技巧），反而愈是写不好文章。这就是足下所说的终日不出书房之门，却不能使文章纵横驰骋，挥洒如意的原因是“道”未充足啊！如果“道”已经充足，（文章）就是驰骋于天地之大，沉游于渊泉之深，也是可以无所不到的。
先辈的文章，气势浩荡盛大，可以说是很好的了。而又有志于（追求）“道”，还自谦以为不够广大，如果这样追求不止，孟子，荀子的境地是不难达到的。我学习“道”但未能学到，然而所幸的是我不甘于自我喜悦满足，停滞不前，因为您能够求“道”不止，又用这种精神对我的少许进步加以勉励，所以我实在是万分有幸啊！欧阳修禀告。
此文是一封书信，也是欧阳修领导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一篇纲领性文章。信的主要内容是讨论“道”（圣贤之道、思想内容）和“文”（辞采、技巧）的关系问题，提出“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的重要观点，强调“道”对文章的决定作用。这是欧阳修一贯坚持的观点，他在《答祖择之书》中也说：“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同时，这一观点跟韩愈的“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哗，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答李翊书》）、柳宗元的“大都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也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强调作家的主观修养（包括思想、道德、学识等）对于创作的重要性。作家思想充实，富有远见卓识，他的文章就能“浩乎沛然”。由此出发，作者认为许多人写文章不能取得大的成就，原因就在于看不到作家应掌握的“道”对于写作的重要性，舍本逐末，把工夫花在言词等表现形式上，因而“愈力愈勤而愈不至”。作者还批评一般读书人求“道”不专，稍有一点成绩，便沾沾自喜自我满足，甚至“终日不出轩序”，“弃百事不关于心”，所以不能有很高的造诣。文章还以孔子、孟子、荀子等儒学大师重视身体力行，孜孜求道的事例与扬雄、王通一味模仿前人而勉强作文作对比，说明“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的道理。欧阳修的思想基本属于儒家思想，他提倡的“道”，也不外乎儒家之道。但欧阳修特别崇尚实际，强调致用，因此，他的“道”也包含着适合社会现实需要的政治主张、学说和思想修养等，表明他所倡导的古文其实是和当时的社会生活关系密切而不可分的。
作者在信中回答吴充提出的问题，却从分析评论当时一般学者的通病入手，引用古人作正反例证来阐述自己的观点。这样既容易把道理说得透彻深刻，也有助于启发对方。另外，作者虽是开导对方，但他态度谦恭，对吴充的文章和他的“志于为道”赞赏有加。这些，都使得文章表现出纡徐婉转的特点。
这是欧阳修写给吴充的一封回信，作于康定元年（1040年）。当时吴充应进士举到京城开封，带着文章向欧阳修求教，欧阳修于是写了此信作答。
时再点弓手，老幼俱集。大雨甚寒，道死者百余人。自壤河至昆阳老牛陂，僵尸相继。
汝坟贫家女，行哭音凄怆。
自言有老父，孤独无丁壮。
郡吏来何暴，县官不敢抗。
督遣勿稽留，龙钟去携杖。
勤勤嘱四邻，幸愿相依傍。
适闻闾里归，问讯疑犹强。
果然寒雨中，僵死壤河上。
弱质无以托，横尸无以葬。
生女不如男，虽存何所当！
拊膺呼苍天，生死将奈向？
晓发梳临水，寒塘坐见秋。
乡心正无限，一雁度南楼。
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山行。
绿阴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
日课四条，同治十年金陵节署中日记
一曰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故《大学》之“诚意”章，两言“慎独”。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则《大学》之所谓“自慊”，《中庸》之所谓“戒慎”“恐惧”，皆能切实行之。即曾子之所谓“自反而缩”，孟子之所谓“仰不愧”“俯不怍”，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之时。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二曰主敬则身强。“敬”之一字，孔门持以教人，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至程朱则千言万语不离此旨。内而专静纯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程子谓“上下一于恭敬，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气无不和，四灵毕至，聪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飨帝”，盖谓敬则无美不备也。吾谓“敬”字切近之效，尤在能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庄敬日强，安肆日偷，皆自然之征应。虽有衰年病躯，一遇坛庙祭献之时，战阵危急之际，亦不觉神为之悚，气为之振。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强矣。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能懈慢，则身体之强健，又何疑乎？
三曰求仁则人悦。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即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若但知自了，而不知教养庶汇，是于天之所以厚我者，辜负甚大矣。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立者自立不惧，如富人百物有馀，不假外求；达者四达不悖，如贵人登高一呼，群山四应。人孰不欲己立己达，若能推以立人达人，则与物同春矣。后世论求仁者，莫精于张子之《西铭》。彼其视民胞物与，宏济群伦，皆事天者性分当然之事。必如此，乃可谓之人；不如此，则曰悖德、曰贼。诚如其说，则虽尽立天下之人，尽达天下之人，而曾无善劳之足言，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
四曰习劳则神钦。凡人之情，莫不好逸而恶劳。无论贵贱智愚老少，皆贪于逸而惮于劳，古今之所同也。人一日所着之衣、所进之食，与一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称，则旁人韪之，鬼神许之，以为彼自食其力也。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羞，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古之圣君贤相，若汤之昧旦丕显，文王日昃不遑，周公夜以继日、坐以待旦，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无逸》一篇，推之于勤则寿考，逸则夭亡，历历不爽。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炼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慧而长才识。为天下计，则必己饥己溺，一夫不获，引为余辜。大禹之周乘四载，过门不入；墨子之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故荀子好称大禹、墨翟之行，以其勤劳也。军兴以来，每见人有一材一技，能耐艰苦者，无不见用于人，见称于时。其绝无材技、不惯作劳者，皆唾弃于时，饥冻就毙。故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能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祇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是以君子欲为人神所凭依，莫大于习劳也。
余衰年多病，目疾日深，万难挽回。汝及诸侄辈，身体强壮者少。古之君子，修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强而后有振兴之象，必使人悦神钦而后有骈集之祥。今书此四条，老年用自儆惕，以补昔岁之愆。并令二子各自勖勉。每夜以此四条相课，每月终以此四条相稽。仍寄诸侄共守，以期有成焉。
移得绿杨栽后院。学舞宫腰，二月青犹短。不比灞陵多送远，残丝乱絮东西岸。
几叶小眉寒不展。莫唱《阳关》，真个肠先断。分付与春休细看，条条尽是离人怨。
欧阳修（1007年8月6日－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
欧阳修四岁丧父，虽家贫而好学。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及第。景祐元年（1034年）任馆阁校勘，两年后因替被贬的范仲淹申辩而被外贬夷陵。后入朝复职，又升知谏院、知制诰等职，赞助推行庆历新政。新政失败后，上疏反对罢免范仲淹等事，被外放知滁、扬、颍及应天等州府。数年后再度被召回朝，拜官翰林学士。嘉祐五年（1060年）升任枢密副使，次年拜参知政事。宋英宗即位后，被卷入濮议之争中，颇受非议。宋神宗即位后力求辞位，出知亳、青、蔡三州，又反对熙宁变法的部分措施。熙宁四年（1071年）得以太子少师致仕，翌年逝世，享年六十六岁。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
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为文以韩愈为宗，大力反对浮靡的时文，以文章负一代盛名，名列“唐宋八大家”和“千古文章四大家”中。平生喜好奖掖后进，曾巩、王安石、苏洵父子等都受到他的提携和栽培，对北宋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文纡徐委曲，明白易晓，擅长抒情，说理畅达，影响了宋朝一代的文风。诗风雄健清丽，词风婉约有致。此外在经学、史学、金石学等方面都有卓著的成就，苏轼称他“事业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师”。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今有诗词文集《欧阳文忠公集》《六一词》等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