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
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
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自己都感到好笑,一生为嘴到处奔忙,老来所干的事,反而要得荒嘴。
长江环抱城郭,深知江鱼味美,茂竹漫山遍野,只觉阵阵笋香。
贬逐的人,当然不妨员外安置,诗人惯例,都要做做水曹郎。
惭愧的是我对政事已毫无补益,还要耗费官府岸禄,领取压酒囊。
这首诗语言平实清浅,却深刻揭示出苏轼初到黄州时复杂矛盾的心情。
诗以自嘲口吻开头,此前诗人一直官卑职微,只做过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三州知州,到湖州仅两月便下御史台狱,年轻时的抱负均成泡影,只能说为口腹生计而奔忙。“老来”,诗人当时方四十五岁,这个年龄在古人已算不小了,苏轼作于密州的《江城子》词中便有“老夫聊发少年狂”之句。“事业转荒唐”指“乌台诗案”事,屈沉下僚尚可忍耐,无端的牢狱之灾更使他检点自己的人生态度,“荒唐”二字是对过去的自嘲与否定,却含有几分牢骚。面对逆境,苏轼以平静、旷达的态度对待之。
初到黄州,正月刚过,又寄居僧舍,却因黄州三面为长江环绕而想到可有鲜美的鱼吃,因黄州多竹而犹如闻到竹笋的香味,把视觉形象立即转化为味觉嗅觉形象,表现出诗人对未来生活的憧憬,紧扣“初到”题意,亦表露了诗人善于自得其乐、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苏轼这种“能从黄连中嚼出甜味来”的精神是最应令人钦敬的,这种豁达、乐观的精神,使他在黄州的五年政治上的低谷时期(政治上不可能有任何作为),却在创作上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大批著名词篇均写于这一时期,苏轼成了古代文学家中身处逆境而大有作为的典范,苏轼“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鲁迅语)的高尚思想境界成为后人之表率。
后四句为作者自嘲,颈联写以祸为福的宽慰心态,用典自况。“为口”而至此,可以说是人生的大不幸了,诗人却以苦为乐,以祸为福,在扫兴的“员外置”前加了一个“不妨”,在倒霉的“水曹郎”前加了一个“例作”,安之若素,自我调侃。其心胸开阔,个性旷达便跃然纸上。尾联写无功受禄的愧怍,质朴自然。身为“员外”,却没能为国家出力办事,而又要白白花费国家的钱银,实在是惭愧。“压酒囊”就是工钱,虽然钱不多,可对于一个“无补丝毫事”的人来说,还要费这工资,确实惭愧。 在就表现了诗人的豁达和自得。
“诗穷而后工”,“只惭”句有几分无奈,但并不把它作为完全无所作为的理由,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文学上却可以大有作为。黄州成了苏轼一生词与文章创作的顶点,也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坛的地位。这首诗一反古代诗人在遭受打击时鸣冤叫屈、叹老嗟卑的惯例,虽自嘲不幸,却又以超旷的胸襟对待,后世诗作唯有鲁迅的一首“运交华盖”与其相似。
苏轼因被御史中丞李定及舒亶、何正臣等人诬陷,于1079年(元丰二年)八月十八日被押赴台狱勘问(即“乌台诗案”),历时一百三十日,十二月二十八日获释出狱,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不得签书公事,令御史台差人转押前去。第二年正月初一离开京师,四日至陈州,二十日至岐亭,二月一日至黄州贬所,寓居定惠院,随僧蔬食。此诗作于初抵黄州时。
美人消息隔重关,川途弯复弯。沉沉空翠厌征鞍,马前山复山。
浓泼黛,缓拖鬟,当年看复看。只余眉样在人间,相逢艰复艰。
扶桑已在渺茫中,家在扶桑东更东。
此去与师谁共到?一船明月一帆风。
非有先生仕于吴,进不能称往古以厉主意,退不能扬君美以显其功,默然无言者三年矣。吴王怪而问之曰:“寡人获先人之功,寄于众贤之上,夙兴夜寐,未尝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举,远集吴地,将以辅治寡人,诚窃嘉之。体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视靡曼之色,耳不听钟鼓之音;虚心定志,欲闻流议者,三年于兹矣。今先生进无以辅治,退不扬主誉,窃不为先生取之也。盖怀能而不见,是不忠也;见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
吴王曰:“可以谈矣,寡人将竦意而听焉。”先生曰:“于戏!可乎哉?可乎哉?谈何容易!夫谈者有悖于目、拂于耳、谬于心而便于身者;或有说于目、顺于耳、快于心而毁于行者,非有明王圣主,孰能听之矣?”吴王曰:“何为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先生试言,寡人将听焉。”先生对曰:“昔者关龙逢深谏于桀,而王子比干直言于纣。此二臣者,皆极虑尽忠,闵主泽不下流,而万民骚动,故直言其失,切谏其邪者,将以为君之荣,除主之祸也。今则不然,反以为诽谤君之行,无人臣之礼,果纷然伤于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为天下笑。故曰:谈何容易!是以辅弼之臣瓦解,而邪谄之人并进,遂及飞廉、恶来革等。二人皆诈伪,巧言利口,以进其身;阴奉雕琢刻镂之好,以纳其心。务快耳目之欲,以苟容为度。遂往不戒,身没被戮,宗庙崩弛,国家为虚。放戮贤臣,亲近谗夫。《诗》不云乎?‘谗人罔极,交乱四国’,此之谓也。故卑身贱体,说色微辞,愉愉呴呴终无益于主上之治,即志士仁人不忍为也。将俨然作矜庄之色,深言直谏,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损百姓之害;则忤于邪主之心,历于衰世之法。故养寿命之士莫肯进也,遂居深山之间,积土为室,编蓬为户,弹琴其中,以咏先王之风,亦可以乐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齐避周,饿于首阳之下,后世称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谈何容易!”
于是吴王戄然易容,捐荐去几,危坐而听。先生曰:“接舆避世,箕子被发佯狂。此二子者,皆避浊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圣主,得赐清燕之间,宽和之色,发愤毕诚,图画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体,下以便万民,则五帝三王之道,可几而见也。故伊尹蒙耽辱,负鼎俎和五味以干汤;太公钓于渭之阳,以见文王。心合意同,谋无不成,计无不从,诚得其君也。深念远虑,引义以正其身,推恩以广其下;本仁祖谊,襃有德,禄贤能,诛恶乱;总远方,壹统类,美风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变天性,下不夺人伦;则天地和洽,远方怀之,故号圣王,臣子之职即加矣。于是裂地定封,爵为公侯;传国子孙,名显后世,民到于今称之,以遇汤与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龙逄、比干独如彼,岂不哀哉!故曰:谈何容易!”
于是吴王穆然,俯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颐,曰:“嗟乎!余国之不亡也,绵绵连连,殆哉世之不绝也。”于是正明堂之朝,齐君臣之位。举贤才,布德惠,施仁义,赏有功;躬亲节俭,减后宫之费,捐车马之用;放郑声,远佞人;省庖厨,去侈靡,卑宫馆,坏苑囿,填池堑,以与贫民无产业者。开内藏,振贫穷,存耆老,恤孤独,薄赋敛,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内晏然,天下大治,阴阳和调,万物咸得其宜。国无灾害之变,民无饥寒之色,家给人足,畜积有余。囹圄空虚,凤凰来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远方异俗之人,向风慕义,各奉其职而来朝贺。
故治乱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见,而君人者莫肯为也。臣愚窃以为过,故《诗》曰:“王国克生,惟周之贞。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此之谓也。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故其吁俞之声,欢休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
《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呜呼,尽之矣。
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之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哉?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
公一女,嫁为畿辅某官某妻。公夫人甚爱女,每迎女,婿固不遣,恚而语女曰:“而翁长铨,迁我京职,则汝朝夕侍母;且迁我如振落叶耳,而固吝者何?”女寄言于母。夫人一夕置酒,跪白公。公大怒,取案上器击伤夫人,出,驾而宿于朝房,旬乃还第。婿竟不调。
公为都御史,与太监某守辽东。某亦守法,与公甚相得也。后公改两广,太监泣别,赠大珠四枚。公固辞。太监泣曰:“是非贿得之。昔先皇颁僧保所货西洋珠于侍臣,某得八焉,今以半别公,公固知某不贪也。”公受珠,内所著披袄中,纫之。后还朝,求太监后,得二从子。公劳之曰:“若翁廉,若辈得无苦贫乎?”皆曰:“然。”公曰:“如有营,予佐尔贾。”二子心计,公无从办,特示故人意耳。皆阳应曰:“诺。”公屡促之,必如约。乃伪为屋券,列贾五百金,告公。公拆袄,出珠授之,封识宛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