嵩峰远叠千重雪，伊浦低临一片天。
百顷平皋连别馆，两行疏柳拂清泉。
国须柱石扶丕构，人待楼航济巨川。
萧相方如左右手，且于穷僻置闲田。
遥远的嵩山堆千重白雪，低低的伊水映一片蓝天。
水滨百顷田地连接着别墅，两行疏落的柳枝拂动清泉。
国之大厦正须柱石般的重臣支撑，谁想渡过大河必得凭借高大楼船。
潞公像萧相国一样曾是左右臂膀，如今却在荒僻的村野造屋买田。
这首诗写出了这些“耆老”们表面上优游闲散、遣情世外，实则身在江湖，心念朝廷，为不得在朝而耿耿不快的真实心情。
前四句写潞国公庄园的景色。作者采用中国画以写意为主的泼墨笔法，粗线勾勒出了一幅“山沓水匝、树杂云合，”（《文心雕龙·物色》中语）的山水画图。那淡淡的远景是嵩山，山峦重叠的峰顶上覆盖着白皑皑的积雪；那茫茫的一片是伊水，水天相连，浑然一色。画面近处，浓墨点染的是大片平整的土地，矗矗楼台、潺潺清泉镶嵌其间；小溪两旁，柳枝低垂，轻拂水面。远近相宜，虚实相生，浓淡相间，一幅简远恬静的庄园山水图历历在目。置身其间，使人流连忘返。
然而出乎人意料之外，五六句作者笔锋突兀陡转。“国须柱石扶丕构，人待楼航济巨川”两句，耸然挺拔，别开一境，将前四句闲淡平和的气氛拓宕开去，而转以“正肃之气”代之。面对如画的风景，作者却无心观赏，反而勾起了他满腹愁绪、无限心事。那高峭入云的嵩山，如同撑起了苍穹一角；国家这座大厦，也正是需要如嵩山这样刚直有力的柱石来撑扶。那茫茫一色的伊水，深广莫测，人若想到达彼岸，小船独舟是不行的，需凭借楼船才能征服它。这两句承接首联，隐喻国家的治理须依靠大臣之力，而辅弼大臣又须仰仗皇帝的威势才能使自己的政治主张、治国纲领得以实现。此联从前四句淡远的景致中振起，气魄很大，气势很盛，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符合司马光的大臣身份。
正当作者雄心勃勃策划“扶丕构”、“济巨川”之时，历史的阴云却又飘至他的心头。他抚今追昔，又生感慨，笔势又陡然下跌：“萧相方如左右手，且于穷僻置闲田。”当年的名相萧何辅佐汉高祖，曾被视为左右手，殊荣加身，然而终遭猜忌，有人劝他“多买田地，贱贯贷以自污。”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萧何“置田宅必居穷处，为家不治垣屋”。“且”字点出了昔日的萧何、后来的潞国公并包括作者本人在内，买田建馆，投闲置散，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迫于形势，不得不以此自娱消遣。作者把潞国公比作萧何，实际上也是自况，既含蓄地赞扬了潞国公（也包括他自己）的辅君治国才干，又隐隐讽喻了宋神宗如当年猜忌功臣的汉高祖，在“国须柱石”之际，却将得力大臣排斥于朝廷之外。
全诗波澜起伏，感情抑扬有致。前四句写眼前景，笔起云烟，历历如绘，平和匀称。眼前景勾起心底情。五六句触景生情，骤然振起，气势轩昂，情感冲动。结尾又陡然抹倒，历史如彼，现实如此，不尽之意，尽在言外。这并不是出于作者的有意做作，而是由生活的矛盾所决定的。闲散的生活和宏伟的抱负、平静的风景和强烈的感情构成了生活中的巨大矛盾，作者把这个矛盾写出来，就形成了诗中起伏的波澜和抑扬的章法。
因为和王安石的政见不同，作者自1071年（宋神宗熙宁四年）至1085年（元丰八年），退居洛阳。1082年（元丰五年），曾任宰相的文彦博（潞国公）、富弼（韩国公）等人也因反对新法入洛阳定居。他们组成了一个在野集团，名之“耆英会”，常在一起聚首，置酒相娱。君贶，即宣徽使王拱辰，为耆英会成员之一。此诗作于作者与诸位耆老在文彦博庄园宴乐之时。
新安鲍良珊客于吴，将归寿其母，作西王母之图而谒予问瑶池之事。
予观《山海经》、《汲冢竹书》、《穆天子传》称西王母之事，信奇矣。秦始皇东游海上，礼祀名山大川及八神，求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传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然终身不得至，但望之如云而已。汉武帝诸方土言神仙若将可得，欣然庶几遇之。穆王身极西土，至昆仑之丘，以观舂山之瑶，乃秦皇、汉武之所不能得者，宜其乐之忘归。造父何用盗骊、骅骝、骤耳之驷，驰归以求区区之徐偃王，穆王岂非所谓耄耶？
《列子》日： “穆王觞瑶池，骤乃观日之所入，一日行万里。王乃叹日：‘呜呼！予一人不足于德而谐于乐，后世其追数吾过乎！”’穆王盖有悔心矣。然又日：“穆王几神人哉！能穷当世之乐，犹百年乃殂，后世以为登遐焉。”《传》云：“天子西征，宿于黄鼠之山，至于西王母之邦。”执圭璧好，献锦组，西王母再拜受之，觞瑶池之上。遂驱升于弁山。乃纪其迹于石，而树之槐，眉日西王母之山 《山海经》日：玉山，西王母山也，在流沙之西。而博望侯使大夏、穷河源，不睹所谓昆仑者。此殆如武陵桃源。近在人世而迷者也。《武帝内传》云：帝斋承华殿中，有青鸟从东方来集殿前。上问东方朔，朔日：“此西王母欲来也。”顷之，西王母乘紫云辇，驾五色龙上殿，自设精馔，以袢盛桃，帝食之甘美。夫武帝见西王母于甘泉、柏梁、蜚廉、桂馆间，视穆王之车辙马迹周行天下，不又逸耶？岂公孙卿所谓“事如迂诞，积以岁年乃可致”耶？然史云“候伺神人，入海求蓬莱，终无有验”，则又何也？史又云“时去时来，其风肃然”，岂神灵怪异，有无之间固难言也？
庄生有言：夫道“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广，莫知其始，莫知其终。”子其归而求之，西王母其在子之黄山之间耶？
今天子治明庭，修黄帝之道，西王母方遍现中土，人人见之。穆满、秦、汉之事，其不足道矣！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夫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而世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且其意不在书。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罪夷灭者，不可胜数。虽有贲、育，无所复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势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何者？其身之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以侥幸于不死，此圯上老人所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逆；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践之困于会稽，而归臣妾于吴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何则？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项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呜呼！此其所以为子房欤！
香靥凝羞一笑开，柳腰如醉暖相挨，日长春困下楼台。
照水有情聊整鬓，倚栏无绪更兜鞋，眼边牵系懒归来。
送人犹未苦，苦送春、随人去天涯。片红都飞尽，正阴阴润绿，暗里啼鸦。赋情顿雪双鬓，飞梦逐尘沙。叹病渴凄凉，分香瘦减，两地看花。
西湖断桥路，想系马垂杨，依旧欹斜。葵麦迷烟处，问离巢孤燕，飞过谁家。故人为写深怨，空壁扫秋蛇。但醉上吴台，残阳草色归思赊。
日暮游西园，冀写忧思情。
曲池扬素波，列树敷丹荣。
上有特栖鸟，怀春向我鸣。
褰衽欲从之，路险不得征。
徘徊不能去，伫立望尔形。
风飚扬尘起，白日忽巳冥。
回身入空房，托梦通精诚。
人欲天不违，何惧不合并？
司马光（1019年～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省夏县）人，出生于光州光山（今河南省光山县）。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时期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自称西晋安平献王司马孚后代。
司马光于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中进士甲科。先后任谏议大夫、翰林院学士、御史中丞等职。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坚决辞去枢密副使的任命，隐居洛阳十五年，专心编撰《资治通鉴》。宋哲宗即位后，高太后听政，司马光回朝任职，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主持朝政，排斥新党，废止新法。为相八个月后病卒。追封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配享哲宗庙廷，图形昭勋阁；从祀于孔庙，称“先儒司马子”，又从祀历代帝王庙。
司马光在史学、哲学、经学、文学乃至医学方面都进行过钻研，代表作有《资治通鉴》《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稽古录》《涑水记闻》《潜虚》《游山行记》《注古文学经》《家范》《医问》等。其在文学上明确反对辞藻堆砌，提倡“可用之文”，推崇文以载道。在宇宙论上认为“万物皆祖于虚，生于气”，在人性论上坚持“善恶混”；在道统论上推崇荀（况）、扬（雄）而对孟子则颇多微词；在王霸论上，持“王霸无异道”立场。司马光为人忠直严谨，低调淡泊，有破瓮救友、诚信卖马等逸事，为世人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