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
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宝璐。
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
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
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同光。
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济乎江湘。
乘鄂渚而反顾兮,欸秋冬之绪风。
步余马兮山皋,邸余车兮方林。
乘舲船余上沅兮,齐吴榜以击汰。
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疑滞。
朝发枉陼兮,夕宿辰阳。
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
入溆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
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
山峻高而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
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其承宇。
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
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
接舆髡首兮,桑扈臝行。
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
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
与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
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
乱曰:鸾鸟凤凰,日以远兮。
燕雀乌鹊,巢堂坛兮。
露申辛夷,死林薄兮。
腥臊并御,芳不得薄兮。
阴阳易位,时不当兮。
怀信侘傺,忽乎吾将行兮。
我自幼就喜欢这奇伟的服饰啊,年纪老了爱好仍然没有减退。
腰间挂着长长的宝剑啊,头上戴着高高的切云帽。身上披挂着珍珠佩戴着美玉。
世道混浊没有人了解我啊,我却高视阔步,置之不理。
坐上驾着青龙两边配有白龙的车子,我要同重华一道去周游仙境。
登上昆仑山啊吃那玉的精英,我要与天地啊同寿,我要和日月啊同样光明。
可悲啊,楚国没人了解我,明早我就要渡过长江和湘水了。
在鄂渚登岸,回头遥望国都,对着秋冬的寒风叹息。
让我的马慢慢地走上山岗,让我的车来到方林。
坐着船沿着沅水向上游前进啊!船夫们一齐摇桨划船。
船缓慢地不肯行进啊,老是停留在回旋的水流里。
清早我从枉渚起程啊,晚上才歇宿在辰阳。
只要我的心正直啊,就是被放逐到偏僻遥远的地方又有何妨?
进入溆浦我又迟疑起来啊,心里迷惑着不知我该去何处。
树林幽深而阴暗啊,这是猴子居住的地方。
山岭高大遮住了太阳啊,山下阴沉沉的并且多雨。
雪花纷纷飘落一望无际啊,浓云密布好像压着屋檐。
可叹我的生活毫无愉快啊,寂寞孤独地住在山里。
我不能改变志向去顺从世俗啊,当然难免愁苦终身不得志。
接舆剪去头发啊,桑扈裸体走路。
忠臣不一定被任用啊,贤者不一定被推荐。
伍子胥遭到灾祸啊,比干被剁成肉泥。
与前世相比都是这样啊,我又何必埋怨当今的人呢!
我要遵守正道毫不犹豫啊,当然难免终身处在黑暗之中。
尾声:鸾鸟、凤凰,一天天远去啊;
燕雀、乌鹊在厅堂和庭院里做窝啊。
露申、辛夷,死在草木丛生的地方啊;
腥的臭的都用上了,芳香的却不能接近啊。
黑夜白昼变了位置,我生得不是时候啊。
我满怀着忠信而不得志,只好飘然远行他方。
《九章·涉江》全篇一般分为五段。从开头至“旦余济乎江湘”为第一段,述说自己高尚理想和现实的矛盾,阐明这次涉江远走的基本原因,“奇服”、“长铗”、“切云”之“冠”、“明月”、“宝璐”等都用以象征自己高尚的品德与才能,蒋骥说:“与世殊异之服,喻志行之不群也。”自流放以来,屈原的年龄一天天大起来,身体也一天天衰老下去,可他为楚国的进步的努力绝没有放弃过,朱熹说:“登昆仑,言所致之高;食玉英,言所养之洁。”(《楚辞集注》)他坚持改革,希望楚国强盛的想法始终没有减弱,决不因为遭受打击,遇到流放而灰心。但他心中感到莫名的孤独。“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哀南夷之莫吾知兮”,自己的高行洁志却不为世人所理解,这真使人太伤感了。因此,决定渡江而去。
从“乘鄂渚而反顾兮”至“虽僻远之何伤”为第二段,叙述一路走来,途中的经历和自己的感慨。“乘鄂渚”四句,言自己登上今湖北武昌西面的鄂渚,不禁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途,又放马在山皋上小跑,直到方林(亦在今长江北岸)才把车子停住。“乘舲船”四句言自己沿沅江上溯行舟,船在逆水与漩涡中艰难行进,尽管船工齐心协力,用桨击水,但船却停滞不动,很难前进,此情此景正如诗人自己的处境。“朝发枉陼”四句,接写自己的行程,早上从枉陼出发,晚上到了辰阳,足有一日行程,行程愈西,作者思想愈加坚定。他坚信自己的志向是正确的,是忠诚的,是无私的。同时,坚信无论如何的艰难困苦,自己都不感到悲伤。
从“入溆浦余儃佪兮”至“固将愁苦而终穷”为第三段,写进入溆浦以后,独处深山的情景。“入淑浦”四句言已进入溆浦。溆浦在辰阳的万山之中。这里深林杳冥,榛莽丛生,是猿狖所居,而不是人所宜去的地方。“山峻高”四句写深山之中,云气弥漫,天地相连,更进一步描绘沅西之地山高林深,极少人烟的景象。这是对流放地的环境的形容夸张,也是对自己所处政治环境的隐喻,为下文四句作好铺垫。“哀吾生之无乐兮”四句言自己在这样的政治环境和生活环境当中,是无乐可言了。然而就是这样,也绝不改变自己原先的政治理想与生活习惯,决不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妥协变节。
从“接舆髡首兮”至“固将重昏而终身”是第四段,从自己本身经历联系历史上的一些忠诚义士的遭遇,进一步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论语·微子》说:“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战国策·秦三》说:“箕子接舆,漆身而为厉,被发而为狂。”接舆被发佯狂,是坚决不与统治者合作的表示。《孔子家语》说桑扈“不衣冠而处”,也是一种玩世不恭,不与统治者合作的行为。“接舆”六句是通过两种不同类型的四个事例来说明一个观点:接舆、桑扈是消极不合作,结果为时代所遗弃;伍员、比干是想拯救国家改变现实的,但又不免杀身之祸,所以结论是“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与前世而皆然兮”四句说自己知道,所有贤士均是如此,自己又何怨于当世之人!表明自己仍将正道直行,毫不犹豫,而这样势必遭遇重重黑暗,必须准备在黑暗中奋斗终身。
“乱曰”以下为第五段。批判楚国政治黑暗,邪佞之人执掌权柄,而贤能之人却遭到迫害。“鸾鸟凤凰”四句,比喻贤士远离,小人窃位。凤凰是古传说中的神鸟,这里比喻贤士。“燕雀乌鹊”用以比喻小人。“露申辛夷”四句言露申辛夷等香草香木竟死于丛林之中,“腥臊”比喻奸邪之人陆续进用,而忠诚义士却被拒之门外。“阴阳易位”四句更点出了社会上阴阳变更位置的情况,事物的是非一切都颠倒了,他竟不得其时。不言而喻,他一方面胸怀坚定的信念,另一方面又感到失意徬徨。既然龌龊的环境难以久留,他将要离开这里远去。
这首诗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诗中有一大段记行文字。这段文字描绘了沅水流域的景物,成为中国最早的一首卓越的纪行诗歌,对后世同类诗歌的创作发生了影响。诗中景物描写和情感抒发的有机结合,达到了十分完美的程度。在诗歌的第二段,通过行程、景物、季节、气候的描写和诗人心灵思想的抒发,刻画了一位饱经沧桑,孤立无助,登上鄂渚回顾走过的道路的老年诗人的形象,又展示了一叶扁舟在急流漩涡中艰难前进的情景,舟中的逐臣的心绪正与这小船的遭遇一样,有着抒发不完的千丝万缕的感情。而诗歌第三段进入溆浦之后的深山老林的描写,衬托出了诗人寂寞、悲愤的心情,也令人扼腕。此篇比喻象征手法的运用也十分纯熟。诗歌一开始,诗人便采用了象征手法,用好奇服、带长铗、冠切云、被明月、佩宝璐来表现自己的志行,以驾青虬骖白螭、游瑶圃、食玉英来象征自己高远的志向。最后一段,又以鸾鸟、凤凰、香草来象征正直、高洁;以燕雀、乌鹊、腥臊来比喻邪恶势力,充分抒发了诗人内心对当前社会的深切感受。
《涉江》在表现上与《离骚》不同,它所记的是一次现实的历程,诗表明屈原当日渡江,行经湘水、洞庭(鄂渚在潮畔),沿沅水上溯,经枉陼、辰阳到达溆浦,暂处山叶,路线及归宿极为清楚。这和《离骚》的“物发轫于天津,夕余至乎西极”、“路不周以左转,指西海以为期”的幻境,以象心路之历程大不一样,使得这首诗更富于现实感与生活气息。然而,在某些方面,它又与《离骚》息息相通。思想情感的相同不论,在混用神话、社会、自然三种意象成篇而又天衣无缝这一点上,《涉江》就与《离骚》机抒相同。另一点是诗的主观色彩很强,一是夸张与想象(如写溆浦、写瑶圃),二是全诗将被放逐写成自疏,变被动为主动,都表现了这种感情色彩。全诗结构很完整,又有开合变化,大体首尾多用比兴象征,中幅用赋法叙述,首段调子昂折多长句,尾节调子悲凉主短句。形式变化一依情韵的消长。凡此都表现出诗人在艺术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关于此篇的写作时间,则有许多分歧,大概有四种意见。一说是作于楚怀王时期,这种意见以汪瑗为代表,汪瑷《楚辞集解》认为此篇“末又援引古人以自慰,其词和,其气平,其文简而洁,无一语及壅君谗人之怨恨,其作于遭谗人之始,未放之先欤!与《惜诵》相表里,皆一时之作”。第二种说法是作于楚顷襄王初年,如林云铭《楚辞灯》说作于顷襄王二年(公元前297年)。戴震《屈原赋注》也说:“至此重遭谗谤,济江而南,往斥逐之所。盖顷襄王复迁之江南时也。”第三种意见认为作于被放逐期间,时约顷襄王九年(公元前290年)左右,如蒋骥《山带阁注楚辞》说“《涉江》《哀郢》,皆顷襄时放于江南所作,然《哀郢》发郢而至陵阳,皆自西往东。《涉江》从鄂渚入溆浦,乃自东北往西南,当在既放陵阳之后”,又说:“顷襄即位,自郢放陵阳。……居陵阳九年,作《哀郢》,已而自陵阳入辰溆,作《涉江》。”第四种意见认为是临死前的作品,如郭沫若《屈原研究》认为,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白起破郢后,屈原被赶到江南,“接连着做了《涉江》《怀沙》《惜往日》诸篇,终于自沉了”。
以上诸说中,汪瑗作于怀王时代说不可取,因其词实际上并不平和,其作于放逐后之情景甚为明显。在作于顷襄王时代之说中,蒋骥说较为可取,因从整篇文章的思想来看,此时的屈原对楚王已完全失望,与《离骚》等中年之作不同,虽具体年代有待商榷,但大致可定为是流放江南多年之后,是屈原晚年的作品,写作时间当在《《九章·哀郢》》之后。

走去走来三百里,五日以为期。六日归时已是疑,应是望多时。
鞭个马儿归去也,心急马行迟。不免相烦喜鹊儿,先报那人知。
阑珊玉佩罢霓裳,相对绾红妆。藕丝风送凌波去,又低头、软语商量。一种情深,十分心苦,脉脉背斜阳。
色香空尽转生香,明月小银塘。桃根桃叶终相守,伴殷勤、双宿鸳鸯。菰米漂残,沈云乍黑,同梦寄潇湘。
有秦客问于东野主人曰:“闻之前论曰:‘治世之音安以乐,亡国之音哀以思。’夫治乱在政,而音声应之;故哀思之情,表于金石;安乐之象,形于管弦也。又仲尼闻韶,识虞舜之德;季札听弦,知众国之风。斯已然之事,先贤所不疑也。今子独以为声无哀乐,其理何居?若有嘉讯,今请闻其说。”主人应之曰:“斯义久滞,莫肯拯救,故令历世滥于名实。今蒙启导,将言其一隅焉。夫天地合德,万物贵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故章为五色,发为五音;音声之作,其犹臭味在于天地之间。其善与不善,虽遭遇浊乱,其体自若而不变也。岂以爱憎易操、哀乐改度哉?及宫商集比,声音克谐,此人心至愿,情欲之所锺。故人知情不可恣,欲不可极故,因其所用,每为之节,使哀不至伤,乐不至淫,斯其大较也。然‘乐云乐云,锺鼓云乎哉,?哀云哀云,哭泣云乎哉?因兹而言,玉帛非礼敬之实,歌舞非悲哀之主也。何以明之?夫殊方异俗,歌哭不同。使错而用之,或闻哭而欢,或听歌而戚,然而哀乐之情均也。今用均同之情,案,“戚”本作“感”,又脱同字,依《世说·文学篇》注改补。而发万殊之声,斯非音声之无常哉?然声音和比,感人之最深者也。劳者歌其事,乐者舞其功。夫内有悲痛之心,则激切哀言。言比成诗,声比成音。杂而咏之,聚而听之,心动于和声,情感于苦言。嗟叹未绝,而泣涕流涟矣。夫哀心藏于苦心内,遇和声而后发。和声无象,而哀心有主。夫以有主之哀心,因乎无象之和声,其所觉悟,唯哀而已。岂复知‘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已’哉。风俗之流,遂成其政;是故国史明政教之得失,审国风之盛衰,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故曰‘亡国之音哀以思’也。 夫喜、怒、哀、乐、爱、憎、惭、惧,凡此八者,生民所以接物传情,区别有属,而不可溢者也。夫味以甘苦为称,今以甲贤而心爱,以乙愚而情憎,则爱憎宜属我,而贤愚宜属彼也。可以我爱而谓之爱人,我憎而谓之憎人,所喜则谓之喜味,所怒而谓之怒味哉?由此言之,则外内殊用,彼我异名。声音自当以善恶为主,则无关于哀乐;哀乐自当以情感,则无系于声音。名实俱去,则尽然可见矣。且季子在鲁,采《诗》观礼,以别《风》、《雅》,岂徒任声以决臧否哉?又仲尼闻《韶》,叹其一致,是以咨嗟,何必因声以知虞舜之德,然後叹美邪?今粗明其一端,亦可思过半矣。”
秦客难曰:“八方异俗,歌哭万殊,然其哀乐之情,不得不见也。夫心动于中,而声出于心。虽托之于他音,寄之于余声,善听察者,要自觉之不使得过也。昔伯牙理琴而锺子知其所志;隶人击磬而子产识其心哀;鲁人晨哭而颜渊审其生离。夫数子者,岂复假智于常音,借验于曲度哉?心戚者则形为之动,情悲者则声为之哀。此自然相应,不可得逃,唯神明者能精之耳。夫能者不以声众为难,不能者不以声寡为易。今不可以未遇善听,而谓之声无可察之理;见方俗之多变,而谓声音无哀乐也。”又云:“贤不宜言爱,愚不宜言憎。然则有贤然后爱生,有愚然后憎成,但不当共其名耳。哀乐之作,亦有由而然。此为声使我哀,音使我乐也。苟哀乐由声,更为有实,何得名实俱去邪?”又云:“季子采《诗》观礼,以别《风》、《雅》;仲尼叹《韶》音之一致,是以咨嗟。是何言欤?且师襄奏操,而仲尼睹文王之容;师涓进曲,而子野识亡国之音。宁复讲诗而后下言,习礼然后立评哉?斯皆神妙独见,不待留闻积日,而已综其吉凶矣;是以前史以为美谈。今子以区区之近知,齐所见而为限,无乃诬前贤之识微,负夫子之妙察邪?”
主人答曰:“难云:虽歌哭万殊,善听察者要自觉之,不假智于常音,不借验于曲度,锺子之徒云云是也。此为心悲者,虽谈笑鼓舞,情欢者,虽拊膺咨嗟,犹不能御外形以自匿,诳察者于疑似也。以为就令声音之无常,犹谓当有哀乐耳。又曰:“季子听声,以知众国之风;师襄奏操,而仲尼睹文王之容。案如所云,此为文王之功德,与风俗之盛衰,皆可象之于声音:声之轻重,可移于後世;襄涓之巧,能得之于将来。若然者,三皇五帝,可不绝于今日,何独数事哉?若此果然也。则文王之操有常度,韶武之音有定数,不可杂以他变,操以余声也。则向所谓声音之无常,锺子之触类,于是乎踬矣。若音声无常,锺子触类,其果然邪?则仲尼之识微,季札之善听,固亦诬矣。此皆俗儒妄记,欲神其事而追为耳,欲令天下惑声音之道,不言理以尽此,而推使神妙难知,恨不遇奇听于当时,慕古人而自叹,斯所大罔后生也。夫推类辨物,当先求之自然之理;理已定,然后借古义以明之耳。今未得之于心,而多恃前言以为谈证,自此以往,恐巧历不能纪。”“又难云:“哀乐之作,犹爱憎之由贤愚,此为声使我哀而音使我乐;苟哀乐由声,更为有实矣。夫五色有好丑丑,五声有善恶,此物之自然也。至于爱与不爱,喜与不喜,人情之变,统物之理,唯止于此;然皆无豫于内,待物而成耳。至夫哀乐自以事会,先遘于心,但因和声以自显发。故前论已明其无常,今复假此谈以正名号耳。不为哀乐发于声音,如爱憎之生于贤愚也。然和声之感人心,亦犹酒醴之发人情也。酒以甘苦为主,而醉者以喜怒为用。其见欢戚为声发,而谓声有哀乐,不可见喜怒为酒使,而谓酒有喜怒之理也。”
秦客难曰:“夫观气采色,天下之通用也。心变于内而色应于外,较然可见,故吾子不疑。夫声音,气之激者也。心应感而动,声从变而发。心有盛衰,声亦隆杀。同见役于一身,何独于声便当疑邪!夫喜怒章于色诊,哀乐亦宜形于声音。声音自当有哀乐,但暗者不能识之。至锺子之徒,虽遭无常之声,则颖然独见矣,今蒙瞽面墙而不悟,离娄昭秋毫于百寻,以此言之,则明暗殊能矣。不可守咫尺之度,而疑离娄之察;执中痛之听,而猜锺子之聪;皆谓古人为妄记也。”
主人答曰:“难云:心应感而动,声从变而发,心有盛衰,声亦降杀,哀乐之情,必形于声音,锺子之徒,虽遭无常之声,则颖然独见矣。必若所言,则浊质之饱,首阳之饥,卞和之冤,伯奇之悲,相如之含怒,不占之怖祗,千变百态,使各发一咏之歌,同启数弹之微,则锺子之徒,各审其情矣。尔为听声者不以寡众易思,察情者不以大小为异,同出一身者,期于识之也。设使从下,则子野之徒,亦当复操律鸣管,以考其音,知南风之盛衰,别雅、郑之淫正也?夫食辛之与甚噱,薰目之与哀泣,同用出泪,使狄牙尝之,必不言乐泪甜而哀泪苦,斯可知矣。何者?肌液肉汗,踧笮便出,无主于哀乐,犹簁酒之囊漉,虽笮具不同,而酒味不变也。声俱一体之所出,何独当含哀乐之理也?且夫《咸池》、《六茎》,《大章》、《韶夏》,此先王之至乐,所以动天地、感鬼神。今必云声音莫不象其体而传其心,此必为至乐不可托之于瞽史,必须圣人理其弦管,尔乃雅音得全也。舜命夔“击石拊石,八音克谐,神人以和。”以此言之,至乐虽待圣人而作,不必圣人自执也。何者?音声有自然之和,而无系于人情。克谐之音,成于金石;至和之声,得于管弦也。夫纤毫自有形可察,故离瞽以明暗异功耳。若乃以水济水,孰异之哉?”
秦客难曰:“虽众喻有隐,足招攻难,然其大理,当有所就。若葛卢闻牛鸣,知其三子为牺;师旷吹律,知南风不竞,楚师必败;羊舌母听闻儿啼,而审其丧家。凡此数事,皆效于上世,是以咸见录载。推此而言,则盛衰吉凶,莫不存乎声音矣。今若复谓之诬罔,则前言往记,皆为弃物,无用之也。以言通论,未之或安。若能明斯所以,显其所由,设二论俱济,愿重闻之。”
主人答曰:“吾谓能反三隅者,得意而忘言,是以前论略而未详。今复烦循环之难,敢不自一竭邪?夫鲁牛能知牺历之丧生,哀三子之不存,含悲经年,诉怨葛卢;此为心与人同,异于兽形耳。此又吾之所疑也。且牛非人类,无道相通,若谓鸣兽皆能有言,葛卢受性独晓之,此为称其语而论其事,犹译传异言耳,不为考声音而知其情,则非所以为难也。若谓知者为当触物而达,无所不知,今且先议其所易者。请问:圣人卒人胡域,当知其所言否乎?难者必曰知之。知之之理何以明之?愿借子之难以立鉴识之域。或当与关接识其言邪?将吹律鸣管校其音邪?观气采色和其心邪?此为知心自由气色,虽自不言,犹将知之,知之之道,可不待言也。若吹律校音以知其心,假令心志于马而误言鹿,察者固当由鹿以知马也。此为心不系于所言,言或不足以证心也。若当关接而知言,此为孺子学言于所师,然后知之,则何贵于聪明哉?夫言,非自然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事异号,举一名以为标识耳。夫圣人穷理,谓自然可寻,无微不照。苟无微不照,理蔽则虽近不见,故异域之言不得强通。推此以往,葛卢之不知牛鸣,得不全乎?”又难云:“师旷吹律,知南风不竞,楚多死声。此又吾之所疑也。请问师旷吹律之时,楚国之风邪,则相去千里,声不足达;若正识楚风来入律中邪,则楚南有吴、越,北有梁、宋,苟不见其原,奚以识之哉?凡阴阳愤激,然后成风。气之相感,触地而发,何得发楚庭,来入晋乎?且又律吕分四时之气耳,时至而气动,律应而灰移,皆自然相待,不假人以为用也。上生下生,所以均五声之和,叙刚柔之分也。然律有一定之声,虽冬吹中吕,其音自满而无损也。今以晋人之气,吹无韵之律,楚风安得来入其中,与为盈缩邪?风无形,声与律不通,则校理之地,无取于风律,不其然乎?岂独师旷多识博物,自有以知胜败之形,欲固众心而托以神微,若伯常骞之许景公寿哉?”又难云:“羊舌母听闻儿啼而审其丧家。复请问何由知之?为神心独悟暗语而当邪?尝闻儿啼若此其大而恶,今之啼声似昔之啼声,故知其丧家邪?若神心独悟暗语之当,非理之所得也。虽曰听啼,无取验于儿声矣。若以尝闻之声为恶,故知今啼当恶,此为以甲声为度,以校乙之啼也。夫声之于音,犹形之于心也。有形同而情乖,貌殊而心均者。何以明之?圣人齐心等德而形状不同也。苟心同而形异,则何言乎观形而知心哉?且口之激气为声,何异于籁?纳气而鸣邪?啼声之善恶,不由儿口吉凶,犹琴瑟之清浊不在操者之工拙也。心能辨理善谈,而不能令内?调利,犹瞽者能善其曲度,而不能令器必清和也。器不假妙瞽而良,?不因惠心而调,然则心之与声,明为二物。二物之诚然,则求情者不留观于形貌,揆心者不借听于声音也。察者欲因声以知心,不亦外乎?今晋母未待之于老成,而专信昨日之声,以证今日之啼,岂不误中于前世好奇者从而称之哉?”
秦客难曰:“吾闻败者不羞走,所以全也。吾心未厌而言,难复更从其馀。今平和之人,听筝笛琵琶,则形躁而志越;闻琴瑟之音,则听静而心闲。同一器之中,曲用每殊,则情随之变:奏秦声则叹羡而慷慨;理齐楚则情一而思专,肆姣弄则欢放而欲惬;心为声变,若此其众。苟躁静由声,则何为限其哀乐,而但云至和之声,无所不感,托大同于声音,归众变于人情?得无知彼不明此哉?”
主人答曰:“难云:琵琶、筝、笛令人躁越。又云:曲用每殊而情随之变。此诚所以使人常感也。琵琶、筝、笛,间促而声高,变众而节数,以高声御数节,故使人形躁而志越。犹铃铎警耳,锺鼓骇心,故‘闻鼓鼙之音,思将帅之臣’,盖以声音有大小,故动人有猛静也。琴瑟之体,间辽而音埤,变希而声清,以埤音御希变,不虚心静听,则不尽清和之极,是以听静而心闲也。夫曲用不同,亦犹殊器之音耳。齐楚之曲,多重故情一,变妙故思专。姣弄之音,挹众声之美,会五音之和,其体赡而用博,故心侈于众理;五音会,故欢放而欲惬。然皆以单、复、高、埤、善、恶为体,而人情以躁、静而容端,此为声音之体,尽于舒疾。情之应声,亦止于躁静耳。夫曲用每殊,而情之处变,犹滋味异美,而口辄识之也。五味万殊,而大同于美;曲变虽众,亦大同于和。美有甘,和有乐。然随曲之情,尽于和域;应美之口,绝于甘境,安得哀乐于其间哉?然人情不同,各师所解。则发其所怀;若言平和,哀乐正等,则无所先发,故终得躁静。若有所发,则是有主于内,不为平和也。以此言之,躁静者,声之功也;哀乐者,情之主也。不可见声有躁静之应,因谓哀乐者皆由声音也。且声音虽有猛静,猛静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发。何以明之?夫会宾盈堂,酒酣奏琴,或忻然而欢,或惨尔泣,非进哀于彼,导乐于此也。其音无变于昔,而欢戚并用,斯非‘吹万不同’邪?夫唯无主于喜怒,亦应无主于哀乐,故欢戚俱见。若资偏固之音,含一致之声,其所发明,各当其分,则焉能兼御群理,总发众情邪?由是言之,声音以平和为体,而感物无常;心志以所俟为主,应感而发。然则声之与心,殊涂异轨,不相经纬,焉得染太和于欢戚,缀虚名于哀乐哉?秦客难曰:“论云:猛静之音,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发,是以酒酣奏琴而欢戚并用。此言偏并之情先积于内,故怀欢者值哀音而发,内戚者遇乐声而感也。夫音声自当有一定之哀乐,但声化迟缓不可仓卒,不能对易。偏重之情,触物而作,故今哀乐同时而应耳;虽二情俱见,则何损于声音有定理邪?主人答曰:“难云:哀乐自有定声,但偏重之情,不可卒移。故怀戚者遇乐声而哀耳。即如所言,声有定分,假使《鹿鸣》重奏,是乐声也。而令戚者遇之,虽声化迟缓,但当不能使变令欢耳,何得更以哀邪?犹一爝之火,虽未能温一室,不宜复增其寒矣。夫火非隆寒之物,乐非增哀之具也。理弦高堂而欢戚并用者,直至和之发滞导情,故令外物所感得自尽耳。难云:偏重之情,触物而作,故令哀乐同时而应耳。夫言哀者,或见机杖而泣,或睹舆服而悲,徒以感人亡而物存,痛事显而形潜,其所以会之,皆自有由,不为触地而生哀,当席而泪出也。今见机杖以致感,听和声而流涕者,斯非和之所感,莫不自发也。”
秦客难曰:“论云:酒酣奏琴而欢戚并用。欲通此言,故答以偏情感物而发耳。今且隐心而言,明之以成效。夫人心不欢则戚,不戚则欢,此情志之大域也。然泣是戚之伤,笑是欢之用。盖闻齐、楚之曲者,唯睹其哀涕之容,而未曾见笑噱之貌。此必齐、楚之曲,以哀为体,故其所感,皆应其度量;岂徒以多重而少变,则致情一而思专邪?若诚能致泣,则声音之有哀乐,断可知矣。”
主人答曰:“虽人情感于哀乐,哀乐各有多少。又哀乐之极,不必同致也。夫小哀容坏,甚悲而泣,哀之方也;小欢颜悦,至乐心喻,乐之理也。何以明之?夫至亲安豫,则恬若自然,所自得也。及在危急,仅然后济,则?不及亻舞。由此言之,亻舞之不若向之自得,岂不然哉?,至夫笑噱虽出于欢情,然自以理成又非自然应声之具也。此为乐之应声,以自得为主;哀之应感,以垂涕为故。垂涕则形动而可觉,自得则神合而无忧,是以观其异而不识其同,别其外而未察其内耳。然笑噱之不显于声音,岂独齐楚之曲邪?今不求乐于自得之域,而以无笑噱谓齐、楚体哀,岂不知哀而不识乐乎?”
秦客问曰:“仲尼有言:‘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即如所论,凡百哀乐,皆不在声,即移风易俗,果以何物邪?又古人慎靡靡之风,抑忄舀耳之声,故曰:‘放郑声,远佞人。’然则郑卫之音击鸣球以协神人,敢问郑雅之体,隆弊所极;风俗称易,奚由而济?幸重闻之,以悟所疑。”
主人应之曰:“夫言移风易俗者,必承衰弊之後也。古之王者,承天理物,必崇简易之教,御无为之治,君静于上,臣顺于下,玄化潜通,天人交泰,枯槁之类,浸育灵液,六合之内,沐浴鸿流,荡涤尘垢,群生安逸,自求多福,默然从道,怀忠抱义,而不觉其所以然也。和心足于内,和气见于外,故歌以叙志,亻舞以宣情。然后文之以采章,照之以风雅,播之以八音,感之以太和,导其神气,养而就之。迎其情性,致而明之,使心与理相顺,气与声相应,合乎会通,以济其美。故凯乐之情,见于金石,含弘光大,显于音声也。若以往则万国同风,芳荣济茂,馥如秋兰,不期而信,不谋而诚,穆然相爱,犹舒锦彩,而粲炳可观也。大道之隆,莫盛于兹,太平之业,莫显于此。故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乐之为体,以心为主。故无声之乐,民之父母也。至八音会谐,人之所悦,亦总谓之乐,然风俗移易,不在此也。夫音声和比,人情所不能已者也。是以古人知情之不可放,故抑其所遁;知欲之不可绝,故因其所自。为可奉之礼,制可导之乐。口不尽味,乐不极音。揆终始之宜,度贤愚之中。为之检则,使远近同风,用而不竭,亦所以结忠信,著不迁也。故乡校庠塾亦随之变,丝竹与俎豆并存,羽毛与揖让俱用,正言与和声同发。使将听是声也,必闻此言;将观是容也,必崇此礼。礼犹宾主升降,然后酬酢行焉。于是言语之节,声音之度,揖让之仪,动止之数,进退相须,共为一体。君臣用之于朝,庶士用之于家,少而习之,长而不怠,心安志固,从善日迁,然后临之以敬,持之以久而不变,然后化成,此又先王用乐之意也。故朝宴聘享,嘉乐必存。是以国史采风俗之盛衰,寄之乐工,宣之管弦,使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诫。此又先王用乐之意也。若夫郑声,是音声之至妙。妙音感人,犹美色惑志。耽荒酒,易以丧业,自非至人,孰能御之?先王恐天下流而不反,故具其八音,不渎其声;绝其大和,不穷其变;捐窈窕之声,使乐而不淫,犹大羹不和,不极勺药之味也。若流俗浅近,则声不足悦,又非所欢也。若上失其道,国丧其纪,男女奔随,淫荒无度,则风以此变,俗以好成。尚其所志,则群能肆之,乐其所习,则何以诛之?托于和声,配而长之,诚动于言,心感于和,风俗一成,因而名之。然所名之声,无中于淫邪也。淫之与正同乎心,雅、郑之体,亦足以观矣。”
初八月,半镜上青霄。斜倚画阑娇不语,暗移梅影过红桥。裙带北风飘。
长川波潋滟。楚乡淮岸迢递,一霎烟汀雨过,芳草青如染。驱驱携书剑。当此好天好景,自觉多愁多病,行役心情厌。
望处旷野沈沈,暮云黯黯。行侵夜色,又是急桨投村店。认去程将近,舟子相呼,遥指渔灯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