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王之时，以学为政，学者致之出，政者学之施，学无异习，政无异术。自朝廷达之郡国，自郡国达乏天下，元元本本，靡有二事。故士不于学，则为奇言异行；政不于学，则无道揆法守。君臣上下，视吾之有学，犹农之有田，朝斯夕斯，不耕不耘，则无所得食，而有卒岁之忧。些人伦所以明，教化所以成。道德一而风俗同，惟是故也。
后世之学，盖盛于先王之时矣。居处之安，饮食之丰，训约之严，先王之时未必有此；然学自为学，政自为政，群居玩岁，自好者不过能通经缉文，以取科第，既得之，则昔之所习者，旋以废忘。一视薄书期会之事，则曰：“我方为政，学于何有？”嗟夫！后世言治者常不敢望先王之时，其学与政之分与！
国家之学至矣，十室之邑有师弟子，州县之吏以学名官，凡岂为是观美而已？盖欲还先王之旧，求政于学。顾卒未有以当上意者，则士大夫与学者之罪也。
衡之学曰石鼓书院云者，其来已久，中迁之城南，士不为便，而还其故，则自前教授施君鼎。石鼓之学，据潇、湘之会，挟山岳之胜。其迁也，新室屋未具。提点刑狱王君彦洪、提举常平郑君丙、知州事张君松，皆以乾道乙酉至官下，于是方有兵事，三君任不同而责均，虽日不䞹暇，然知夫学所以为政，兵其细也，则谓教授苏君总龟，使遂葺之。居无何而学成，兵事亦已，环三君之巡属，整整称治。
夫兵之已而治之效，未必遽由是学也，而余独表而出之，盖乐夫三君识先王所以为学之意，于羽檄交驰之际，不敢忘学，学成而兵有功，治有绩，则余安得不为之言，以劝夫为政而不知学者耶？凡衡之士，知三君之心，则居是学也，不专章句之务，而亦习夫他日所以为政；不但为科第之得，而思致君泽民之业。使政之与学复而为一，不惟三君之望如此，抑国家将于是而有获与！
明年八月旦，历阳张某记。
先王的时候，用学习作为为政之道，学习源于为政的需要，而为政又是学习的结果。学习没有怪异的习惯，政令没有怪异的方法。从朝廷到郡国，从郡国到天下，追根究底，离不开这两件事。所以士人不求学，就会有诡异的言行；政令不源于学习，就不会有准则法度。君臣之间从上到下，对待我们的办学，犹如潘有田地，早上这样，晚上也这样，不耕耘，就没饭吃，年终时就有忧虑。这就是人伦得以明了、教化得以成功的原因。道德划一且风俗等同，就是这个缘故呀。
后世之人学习，大概兴盛于先王之时。仪容举止之安详，饮食之丰富，教诲约束之严格，先王之时未必达到这个地步；然而只是为了学而学，只是为了施政而施政，整天聚在一起，贪图安逸，所追求的不过是能够通晓经文，以取得科举登第，得到功名后，昔日所学习的东西，很快废弃忘却。一旦看到书本或按规定的期限施行政令之事，就说：“我刚从政，有什么好学的？”唉！后人提到治理天下的人常常不敢仰望先王之时，大概是因为学习与为政分开了！
国家办学之道已经很完备了，十户的小地方有老师和弟子，州县的官吏用办学作为扬名之道，难道仅仅全是为了观美吗？大概想恢复先王的旧道，通过学习来施政。只是最终没能符合上司的心意，这是士大夫与求学之人的错呀。
衡州的学校叫石鼓书院什么的，其由来已久，中途曾经迁到城南，士人认为不方便，又搬回原来的地方，这事来自前教授施君鼎。石鼓的学校，占据潇、湘之要道，挟带着山岳之名胜。它搬迁时，还没有新教室。提点刑狱王彦洪、提举常平人郑君丙、知州张君松，都于乾道乙酉年上任，这时正有战乱，三人职责不同但责任均担，虽每天忙得要死，然而都知道办学是为政之本，战乱只是小事，就授命教授苏总龟，让他马上修葺学校。不久学校修成，战乱也结束，环视三人的地盘，整齐严谨，太平无事。
战乱结束且太平无事，未必立马是学习所致，而我上表称赞他们，大概是欣赏他们三人懂得先王重视学习的原因，在军情紧急之际，仍然不敢忘记办学，学校修成并且治兵有功，治理地方有政绩，那么我哪能不替他们讲出来，来劝导那些施政却不知道学习的人呢？衡州全部士人，知晓三人的心思，就住在这所学校里，不只是专心学习，还学习以后的为政之道；不只为了科举登第，还想到报效君王，泽被苍生之业。使为政与学习再次合而为一，不只三位官员的愿望是这样，或许国家也将从这里有所收获吧！
明年八月旦，历阳张某记。
本文围绕学习与为政的紧密联系展开论述，强调学习对于治理国家、提升个人品德的重要性。文章首先指出先王时期学习与为政相辅相成，批判后世之人学与政分离的弊端，呼吁恢复先王旧道；接以衡州石鼓书院为例，赞扬地方官员在战乱之际仍坚持办学的决心与行动，进一步强调学习与为政相结合的重要性。全文逻辑清晰，论证有力，通过生动实例和深刻对比，使人认识到学习与为政的紧密联系，以及学习对个人品德提升、国家治理的积极作用，作者希望士人能重拾先王之道，将学习与为政合而为一，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显示出对士人的殷切期望。
漾舟雪浪映花颜，徐福携将竟不还。
同作危时避秦客，此行何似武陵滩。
重阳日，宜州城楼宴集，即席作。
诸将说封侯，短笛长歌独倚楼。万事尽随风雨去，休休，戏马台南金络头。
催酒莫迟留，酒味今秋似去秋。花向老人头上笑，羞羞，白发簪花不解愁。
淅江归路杳，西南却羡、投林高鸟。升斗微官，世累苦相萦绕。不似麒麟殿里，又不与、巢由同调。时自笑，虚名负我，半生吟啸。
扰扰马足车尘，被岁月无情，暗消年少。钟鼎山林，一事几时曾了。四壁秋虫夜雨，更一点、残灯斜照。清镜晓，白发又添多少。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归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轼每读《诗》至《鸱鸮》，读《书》至《君奭》，常窃悲周公之不遇。及观《史》，见孔子厄于陈蔡之间，而弦歌之声不绝，颜渊、仲由之徒，相与问答。夫子曰： “‘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颜渊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尔多财，吾为尔宰。”夫天下虽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乐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贵，有不如夫子之贫贱。夫以召公之贤，以管蔡之亲，而不知其心，则周公谁与乐其富贵？而夫子之所与共贫贱者，皆天下之贤才，则亦足以乐乎此矣。
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从之游而与之上下其议论。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意其飘然脱去世俗之乐，而自乐其乐也。方学为对偶声律之文，求斗升之禄，自度无以进见于诸公之间。来京师逾年，未尝窥其门。 今年春，天下之士，群至于礼部，执事与欧阳公实亲试之。轼不自意，获在第二。既而闻之，执事爱其文，以为有孟轲之风，而欧阳公亦以其能不为世俗之文也而取。是以在此，非左右为之先容，非亲旧为之请属，而向之十余年间闻其名而不得见者，一朝为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有大贤焉而为其徒，则亦足恃矣。苟其侥一时之幸，从车骑数十人，使闾巷小民聚观而赞叹之，亦何以易此乐也。 传曰：“不怨天，不尤人。”盖“优哉游哉，可以卒岁”。执事名满天下，而位不过五品。其容色温然而不怒，其文章宽厚敦朴而无怨言，此必有所乐乎斯道也。轼愿与闻焉。
张孝祥（1132年－1170年），字安国，别号于湖居士，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南宋著名词人，书法家。唐代诗人张籍的七世孙。
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张孝祥状元及第，授承事郎，签书镇东军节度判官。由于上书为岳飞辩冤，为权相秦桧所忌，诬陷其父张祁有反谋，并将其父下狱。次年，秦桧死，授秘书省正字。历任秘书郎，著作郎，集英殿修撰，中书舍人等职。宋孝宗时，任中书舍人直学士院。隆兴元年（1163年）任建康留守。又为荆南、湖北路安抚使，此外还出任过抚州、平江府、静江府、潭州等地的长官，颇有政绩。乾道五年（1169年），以显谟阁直学士致仕。次年在芜湖病逝，年仅三十八岁。
张孝祥善诗文，尤工于词，其风格宏伟豪放，为“豪放派”代表作家之一。有《于湖居士文集》《于湖词》等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