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氏《国语》，其文深闳杰异，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而其说多诬淫，不概于圣。余惧世之学者溺其文采而沦于是非，是不得由中庸以入尧、舜之道。本诸理，作《非国语》。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 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人乏财用，不亡何待？若国亡，不过十年。十年， 数之纪也。夫天之所弃，不过其纪。”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幽王乃灭，周乃东迁。
非曰：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阴与阳者，气而游乎其间者也。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是恶乎与我谋？自斗自竭，自崩自缺，是恶乎为我设？彼固有所逼引，而认之者不塞则惑。 夫釜鬲而爨者，必涌溢蒸郁以糜百物；畦汲而灌者，必冲荡濆激以败土石。是特老妇老圃者之为也，犹足动乎物，又况天地之无倪，阴阳之无穷，以澒洞轇轕乎其中，或会或离，或吸或吹，如轮如机，其孰能知之？且曰：“源塞，国必亡。人乏财用，不亡何待？”则又吾所不识也。且所谓者天事乎？抑人事乎？若曰天者，则吾既陈于前矣；人也，则乏财用而取亡者，不有他术乎？而曰是川之为尤！又曰：“天之所弃，不过其纪。”愈甚乎哉！吾无取乎尔也。
左丘明的《国语》，它里面的文章深刻宏阔杰出特异。本来就是世人所沉溺爱好欲罢不能的。但是它的观点很多都是欺骗人、惑乱人的，不能很好的概括完美。我害怕当世求学的人沉溺于它的文采却模糊了是非。这就不能够从中庸之道来进入尧、舜的学说、主张。依照这些理由，我写了《非国语》这本书。
（《国语》记载）周幽王二年，西周的泾水、渭水、洛水一带发生了大地震。大夫伯阳父说：“周朝快要亡了！天地间的阴阳二气，不能错乱了位置。如果错乱了，那是被人搅乱的。阳气隐伏在下面不能冒出来，被阴气压迫得不能上升，于是就会发生地震。现今泾水、渭水、洛水一带发生地震，就是阳气失去了它原来的位置而被阴气镇住了。阳气不在自己的位置，跑到了阴气的位置上，水源就必然会被堵塞。水源堵塞了，国家一定要灭亡。如果国家灭亡，不会超过十年。因为十是数的终极。天既然要抛弃这个国家，是不会让它超过这个终极的。”正是这一年，泾水、渭水、洛水枯竭，岐山也崩塌了，周幽王被杀，西周灭亡了。周平王不得不把都城从长安迁到洛阳。
柳宗元非议说：高山和大河，不过是天地间的自然物体；阴气和阳气，不过是天地间的元气。它们自己运行，自己休止，自己屹立，自己流动，这哪里是与人商量过的呢？它们自己冲击，自己枯竭，自己崩塌，自己缺损，这哪里是人安排的呢？自然界的事物本来是互相排斥又互相吸引的，而像伯阳父那样认识它的人，不是无知就是糊涂。用锅煮饭，汤水翻滚蒸气升腾必然会煮烂各种食物；引水灌田，水势奔腾波浪激荡必然会破坏田里的土 石。这些老妇老农所做的事，尚且可以改变物体的形态，何况天地之大无边无际，阴阳变化无穷无尽。阴阳二气，充满于茫茫无际的天地之间，有时聚集，有时分散，有时互相吸引，有时互相排斥，好像车轮滚动，好像纺机运转，它们的变化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呢？伯阳父说：“水源堵塞了，国家必然灭亡。”“人们缺乏财物，国家还不灭亡吗？”这又是我们不能理解的了。这里所说的究竟是天造成的呢？还是人造成的呢？如果说是天造成的，那么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如果说是人造成的，那么由于缺乏财物而导致亡国的，难道没有其他原因吗？何以硬要说是那几条河的过失，还说“天既要抛弃一个国家，不会超过十年”，这就越发荒谬了！我不同意他的这些看法。
此文首先高度概括《国语》的文学价值，但随即指出其“说多诬淫，不概于圣”的问题，为后文的批判奠定了基础；接以幽王二年西周三川地震为例，详细引述了《国语》中的记载，包括伯阳父对地震的解释以及随后发生的历史事件。在此基础上，作者运用逻辑严密的推理，对伯阳父的观点进行了逐条反驳，提出了自己对地震及国家兴衰的看法。全文由总到分，层层递进，逻辑严密，突出作者对地震及国家兴衰问题的独特见解，也引导人思考并质疑传统观念，极大地增强了文章的文学性和可读性。
松冈避暑，茅檐避雨，闲去闲来几度？醉扶怪石看飞泉，又却是、前回醒处。
东家娶妇，西家归女，灯火门前笑语。酿成千顷稻花香，夜夜费、一天风露。
湖阔兼云涌，楼孤属晚晴。
礼加徐孺子，诗接谢宣城。
雪岸丛梅发，春泥百草生。
敢违渔父问，从此更南征。
白盖微云一径深．东峰弟子远相寻。
苍苔路熟僧归寺，红叶声干鹿在林。
高阁清香生静境，夜堂疏磬发禅心。
自从紫桂岩前别，不见南能直到今。
怅望日千里，如何今二毛。
犹思阳谷去，莫厌陇山高。
倚马见雄笔，随身唯宝刀。
料君终自致，勋业在临洮。
韩子云：非知之难，处知者实难。悲夫！士以遇知己而名著，亦有得知己而遂至行亏名辱者，可不惧哉！
余观穆生在楚，以未设醴而去，未尝不怪其恝然径行，负畴昔知遇之意；及见后世君子，处乡里之间，其才气学识卓然异乎众人，一旦受当事之知，遂心驰势利，变刚正之操，以事媚悦，所求未获，已为天下所非笑；然后知古人不屈道以徇私者，乃善处交游以全人己之美也。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是故天子有不召之臣，王侯有不屈之士，将军得揖客而身益重。如使受知者皆谗馅而谀，希迎意旨，图旦夕之安而忘其所有事，卒使世之论者谓下无可取之实，而上无知人之明，此岂遇合中之美事哉？
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光武知严光之不能屈，而不绳以君臣之法；献子有友五人，皆无献子之家。故士之自负也愈大，则其自待也愈重。抱杰出之才，逢破格之赏识，而即欲顺从求悦者，是不以道义自处，而又以世俗之心待君子也。
夫轻合者必易离，故其始必有所甚难，而其终也至于久远而不废。信陵之客三千，其最难屈者，莫若侯生及毛、薛二公。然卒赖其力以建功人国，显名天下。嗟乎！非常特达之上，亦未必不终为人用也，夫固可以礼屈而不可以势束也。持尺寸之丝以系北溟之鹏，虽欲为之回翼，岂可得哉？
然而有子夏之贤，犹未免出见纷华而悦，吾诚为士之有志于立身者忧其继也。
柳宗元（773年—819年11月28日），字子厚，汉族，祖籍河东郡（今山西省运城市永济、芮城一带）人，出身河东柳氏，世称柳河东、河东先生。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柳愚溪。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
柳宗元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古文运动，并称为“韩柳”，与刘禹锡并称“刘柳”，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柳宗元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余篇，其文章的成就大于诗作。骈文有近百篇，散文论说性强，笔锋犀利，讽刺辛辣。游记写景状物，多所寄托，被推为“游记之祖”。元和十四年（819年），柳宗元去世，享年四十七岁。南宋绍兴年间，宋高宗追谥其为文惠昭灵侯。
柳宗元著有《河东先生集》，代表作有《溪居》《江雪》《渔翁》。柳宗元遗族所建柳氏民居，现位于山西沁水县文兴村，为国家4A级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