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难，二曰法授圣，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实具兹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六经之旨，尤殷勤焉。
当纣之时，大道悖乱，天威之动不能戒，圣人之言无所用。进死以并命，诚仁矣，无益吾祀，故不为。委身以存祀，诚仁矣，与亡吾国，故不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与之俯仰；晦是谟范，辱于囚奴；昏而无邪，隤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难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为圣师。周人得以序彝伦而立大典；故在书曰“以箕子归作洪范”，法授圣也。及封朝鲜，推道训俗，惟德无陋，惟人无远，用广殷祀，俾夷为华，化及民也。率是大道，丛于厥躬，天地变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欤？
呜乎！当其周时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纣恶未稔而自毙，武庚念乱以图存，国无其人，谁与兴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则先生隐忍而为此，其有志于斯乎？
唐某年，作庙汲郡，岁时致祀，嘉先生独列于易象，作是颂云：
蒙难以正，授圣以谟。宗祀用繁，夷民其苏。宪宪大人，显晦不渝。圣人之仁，道合隆污。明哲在躬，不陋为奴。冲让居礼，不盈称孤。高而无危，卑不可逾。非死非去，有怀故都。时诎而伸，卒为世模。易象是列，文王为徒。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古阙颂辞，继在后儒。
凡是有德行的人遵从的道理有三种：第一是纠正人违法作乱。第二是把大道传授于圣人。第三是教化万民。在殷朝时有一位仁人叫箕子，他实实在在地具备了这三道，以大德行立于世上。所以孔子在叙述六经的要旨大意时，尤其殷勤。
在殷纣王之时，大道逆乱，上天的震怒不能引起人们警戒，圣人的言论无所用处。臣下拼死进谏，把己身的生死置之度外，诚然是仁者的作为了，但无益于殷朝的社稷祭祀，所以不这样做；委曲求全，以保存殷朝的祭祀，诚然是仁者的所为了，但是亡国的预兆很明显，所以不忍心去这样做。这两条路，都有人行了。这样的作为，是保其贤明，与世俗人一同俯仰曲伸，隐藏自己的谋略，在奴隶中间受凌辱。虽然卑微不得意，但也不肯乱来；虽然颓废失落，但忠心不熄灭。所以《易》上说：“箕子不敢显露自己的明智。”这就是蒙受苦难而能坚持正道。等到天命已经改变，百姓已经走上正轨，就拿出大法《洪范》以传授圣人，周公旦得依此法序次伦常，后来设立大典章制度。所以《书》说：“箕子归来作《洪范》。”这就是把大道传授圣人。到了周朝封箕子于朝鲜地方，他顺应大道，教育感化俗人，德行无论大小，人群不论亲疏远近，光大殷朝的祭祀，使得夷狄蛮荒变为中华，这是教化万民呢。这些大道聚集于箕子一身；天地之变化，箕子独得其正气，这真是有大道德的人了！
唉！当周朝还没有建立，殷商还没有灭亡的时候，殷商大臣比干已死，微子也已离去。假如殷纣还没有恶贯满盈，竟然自毙，纣王之子武庚忧虑乱世，图谋保存殷朝，此时国中没有贤明之人，谁能辅佐治理呢？这是人事中或者有的吧。但箕子先生隐忍受辱为奴，也许是有志于此么？
唐朝某年，建箕子庙于汲郡，岁岁祭祀，钦佩先生独自列入《易》卦象之中，所以我作了这篇颂词：
“蒙难以正，授圣以谟。宗祀用繁，夷民其苏。宪宪大人，显晦不渝。圣人之仁，道合隆污。明哲在躬，不陋为奴。冲让居礼，不盈称孤。高而无危，卑不可逾。非死非去，有怀故都。时诎而伸，卒为世模。《易》象是列，文王为徒。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古阙颂辞，继在后儒。”
《箕子碑》全文选自《柳河东集》，碑文部分选自《古文观止》第六卷，是作者为箕子庙写的碑文。
作者在文章开篇鲜明地提出了品德高尚的人立身处世的三个要点，然后逐条用人物的行为来加以阐述：要蒙受苦难、坚守正道；把法典传授给明君；将教化施及人民。即：道德高尚的伟大人物立身处世的三个标准：一、正蒙难：要蒙受苦难，坚守正道。二、法授圣：要把法典传授给明君；三、化及民：将教化施及人民。殷商有仁人叫箕子，立身处世完全符合上述三个标准。
第二段，逐条用人物的行为来加以对照阐述。箕子所处的时代，殷商末年纣王荒淫无道，武王灭商，他带着商的祭器降周，周公灭武庚后，封微子启于宋，保存了商宗族。而箕子劝谏无效，于是佯装疯癫，结果被囚禁起来。所以《易经》卦象说：“箕子之明夷。”“明入地中”，象征明臣在下，暗主在上，明臣不敢发挥自己的才能。这就是“正蒙难”。箕子和比干、微子并称为“商末三仁”，但他采取的是他认为最可取的方式。
第三段，作者认为箕子在比干已死，微子已去时，采取了装疯卖傻的隐忍方式，是一种明智之举。如柳宗元在碑文的结尾说到箕子隐忍图存，指出了箕子的本意，表示了对箕子的崇敬之情。文章高度赞颂了箕子既忠贞又富有智慧，忍辱负重，辅助圣王建立国家典章制度，推崇教化治理人民的重大业绩。结尾说到隐忍图存，指出了箕子的本意，表示了对箕子的崇敬心情。
该文反映了作者当时的政治处境和心情概况。
柳宗元因参加王叔文集团，实行政治革新而获罪，被贬滴到荒远的边郡为官，他的遭遇与商代贤者箕子的遭遇有类似之处。因此，这篇碑文是借赞美箕子来寄托自己的信念和抱负的。文章虽以议论为主，但行文中却蕴含着深厚的感情和无限的感慨。
自古高楼伤客情，更堪万里望吴京。
故人不见暮云合，客子欲归春水生。
瘴疠连年须药石，退藏无地著柴荆。
诸公勉书平戎策，投老深思看太平。
长相思，在长安。
络纬秋啼金井阑，微霜凄凄簟色寒。
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
美人如花隔云端。
上有青冥之高天，下有渌水之波澜。
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
长相思，摧心肝。
日色欲尽花含烟，月明如素愁不眠。
赵瑟初停凤凰柱，蜀琴欲奏鸳鸯弦。
此曲有意无人传，愿随春风寄燕然。
忆君迢迢隔青天。
昔时横波目，今作流泪泉。
不信妾肠断，归来看取明镜前。
美人在时花满堂，美人去后花馀床。
床中绣被卷不寝，至今三载闻余香。
香亦竟不灭，人亦竟不来。
相思黄叶落，白露湿青苔。
洛阳吹别风，龙门起断烟。
冬树束生涩，晚紫凝华天。
单身野霜上，疲马飞蓬间。
凭轩一双泪，奉坠绿衣前。
余生足下。前日浮屠犁支自言永历中宦者，为足下道滇黔间事。余闻之，载笔往问焉。余至而犁支已去，因教足下为我书其语来，去年冬乃得读之，稍稍识其大略。而吾乡方学士有《滇黔纪闻》一编，余六七年前尝见之。及是而余购得是书，取犁支所言考之，以证其同异。盖两人之言各有详有略，而亦不无大相悬殊者，传闻之间，必有讹焉。然而学土考据颇为确核，而犁支又得于耳目之所睹记，二者将何取信哉？
昔者宋之亡也，区区海岛一隅，仅如弹丸黑子，不逾时而又已灭亡，而史犹得以备书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闽越，永历之帝西粤、帝滇黔，地方数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义，岂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惭以灭没。近日方宽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讳者万端，其或菰芦泽之间，有廑廑志其梗概，所谓存什一于千百，而其书未出，又无好事者为之掇拾流传，不久而已荡为清风，化为冷灰。至于老将退卒、故家旧臣、遗民父老，相继澌尽，而文献无征，凋残零落，使一时成败得失与夫孤忠效死、乱贼误国、流离播迁之情状，无以示于后世，岂不可叹也哉！
终明之末三百年无史，金匮石室之藏，恐终沦散放失，而世所流布诸书，缺略不祥，毁誉失实。嗟乎！世无子长、孟坚，不可聊且命笔。鄙人无状，窃有志焉，而书籍无从广购，又困于饥寒，衣食日不暇给，惧此事终已废弃。是则有明全盛之书且不得见其成，而又何况于夜郎、筇笮、昆明、洱海奔走流亡区区之轶事乎？前日翰林院购遗书于各州郡，书稍稍集，但自神宗晚节事涉边疆者，民间汰去不以上；而史官所指名以购者，其外颇更有潜德幽光，稗官碑志纪载出于史馆之所不及知者，皆不得以上，则亦无以成一代之全史。甚矣其难也！
余员昔之志于明史，有深痛焉、辄好问当世事。而身所与士大夫接甚少，士大夫亦无有以此为念者，又足迹未尝至四方，以故见闻颇寡，然而此志未尝不时时存也。足下知犁支所在，能召之来与余面论其事，则不胜幸甚。
数行嘉树红张锦，一派春波绿泼油。
回望江城见归鸟，乱鸣双橹散轻鸥。
柳条折赠经年别，芦箎吹成落日愁。
双鲤寄书难尽信，有情江水尚回流。
柳宗元（773年—819年11月28日），字子厚，汉族，祖籍河东郡（今山西省运城市永济、芮城一带）人，出身河东柳氏，世称柳河东、河东先生。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柳愚溪。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
柳宗元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古文运动，并称为“韩柳”，与刘禹锡并称“刘柳”，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柳宗元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余篇，其文章的成就大于诗作。骈文有近百篇，散文论说性强，笔锋犀利，讽刺辛辣。游记写景状物，多所寄托，被推为“游记之祖”。元和十四年（819年），柳宗元去世，享年四十七岁。南宋绍兴年间，宋高宗追谥其为文惠昭灵侯。
柳宗元著有《河东先生集》，代表作有《溪居》《江雪》《渔翁》。柳宗元遗族所建柳氏民居，现位于山西沁水县文兴村，为国家4A级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