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公将如棠观鱼者。臧僖伯谏曰:“凡物不足以讲大事,其材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焉。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故讲事以度轨量,谓之‘轨’;取材以章物采,谓之‘物’。不轨不物,谓之乱政。乱政亟行,所以败也。故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也。鸟兽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齿牙、角骨、毛羽不登于器,则君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泽之实,器用之资,皂隶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
公曰:“吾将略地焉。”遂往,陈鱼而观之。僖伯称疾不从。
书曰:“公矢鱼于棠。”非礼也,且言远地也。
春天,隐公准备到棠地观看渔民捕鱼。臧僖伯进谏说:“凡是物品不能用到讲习祭祀、军事等大事上,或者所用材料不能制作礼器和兵器,那么,国君就不要亲自去接触它。国君是把民众引向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的人。所以,讲习大事以法度为准则进行衡量,叫做‘轨’,选取材料制作器物以显示它的文彩,叫做‘物’。事情不合乎轨、物,叫做乱政。屡屡乱政,这就是所以败亡的原因了。所以,春、夏、秋、冬四季的狩猎活动,都是在农闲时节进行,并借这个机会讲习军事。每三年演练一次,回国都要对军队进行休整。并要到宗庙进行祭告,宴饮庆贺,清点军用器物和猎获物。在进行这些活动的时候,要使车马、服饰、旌旗等文彩鲜艳,贵贱分明,等级井然,少长有序:这都是讲习大事的威仪啊!鸟兽的肉不能拿来放到祭祀用的器具里,皮革、牙齿、骨角和毛羽不能用来制作军事器物,这样的鸟兽,君主就不会去射它,这是自古以来的规矩啊!至于山林川泽的物产,一般器物的材料,这都是仆役们去忙活,有关官吏按职分去管理的事,而不是君主所应涉足的事。”
隐公说:“我准备到那里去巡视。”于是就去了棠地,让渔民把各种渔具都摆出来捕鱼,他在那里观赏。僖伯推说有病没有随同前往。
《春秋》上说:“隐公在棠地陈设渔具。”不合礼法啊,并且说他去的地方远离国都。
这是一篇臣子规谏君王的谏辞短文。记叙了臧僖伯用当时社会的礼制去劝阻鲁隐公去棠地观看捕鱼一事。
鲁隐公身为一国之君,当以国事为重,万不可贪图逸乐,荒废国政。但是,他竟然仅仅是为了观赏渔民捕鱼,而要远赴边境之地棠邑,显然不符一个国君所应该遵循的治国理政要道。而且,即使有臧僖伯的直谏阻,鲁隐公仍然执意前往,尤其显得十分荒唐。
臧僖伯认为国君对待事物,应从是否于国于民有用有利出发,必须考虑到是否符合治国理政的法度准则。国君的所作所为,符合法度准则,即称之为“轨物”,否则,即为”乱政”。而国君身体力行,遵循法度准则,也就能将人民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去。且不论藏伯所官“轨物”的具体所指,仅就其道理而官,无疑是掌握国家权力的统治者须史不可轻忽的。
文章短小精悍,说理层层推进,直官不讳,不容辩驳。面对臧僖伯的谏阻,鲁隐公也自知理亏,但竟然还是不愿纳谏,一意孤行。读者通过臧僖伯的番谏言,看到了一个头脑清醒、坚持原则、公心为国的忠臣楷模。相相形之下,一句“吾将略地焉”,极为生动形象地揭示出鲁隐公知错不改的性格特征。因此,文章虽然不见对人物外貌、个性等的直接描绘和刻画,但通过其对话及行为,却也能使读者看到其独特面貌以及内心思想。这就是《左传》文章的魅力所在。
隐公五年(前718年)的春天,鲁隐公要到棠地观看渔民怎样捕鱼。鲁国大夫臧僖伯从传统的为君之道出发,认为国君的根本责任是管好国家大事,而且任何举措都必须合乎“古制”和国君的行为规范,否则就会“乱政”,而屡屡“乱政”,国家就会败亡。正是出于这么一种认识,他从对国君和国家的责任感出发,进谏隐公,劝阻他到棠地观鱼。这篇散文就是记录这件事的。
叶下洞庭初,思君万里馀。
露浓香被冷,月落锦屏虚。
欲奏江南曲,贪封蓟北书。
书中无别意,惟怅久离居。
深夜归来长酩酊,扶入流苏犹未醒,醺醺酒气麝兰和。
惊睡觉,笑呵呵,长道人生能几何?
君家赤骠画不得,一团旋风桃花色。
红缨紫鞚珊瑚鞭,玉鞍锦鞯黄金勒。
请君鞁出看君骑,尾长窣地如红丝。
自矜诸马皆不及,却忆百金新买时。
香街紫陌凤城内,满城见者谁不爱。
扬鞭骤急白汗流,弄影行骄碧蹄碎。
紫髯胡雏金剪刀,平明剪出三鬉高。
枥上看时独意气,众中牵出偏雄豪。
骑将猎向南山口,城南狐兔不复有。
草头一点疾如飞,却使苍鹰翻向后。
忆昨看君朝未央,鸣珂拥盖满路香。
始知边将真富贵,可怜人马相辉光。
男儿称意得如此,骏马长鸣北风起。
待君东去扫胡尘,为君一日行千里。
鸡禄山前游骑,边草白,朔天明,马蹄轻。鹊面弓离短韔,弯来月欲成。一只鸣鹘云外,晓鸿惊。
饱挂轻帆趁暮晴,寒江依约落潮平。
吴山带雨参差没,楚火沿流次第生。
名士尚传麾扇渡,踏歌终怨石头城。
南朝无限伤心史,惆怅秦淮玉笛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