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公将如棠观鱼者。臧僖伯谏曰：“凡物不足以讲大事，其材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焉。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故讲事以度轨量，谓之‘轨’；取材以章物采，谓之‘物’。不轨不物，谓之乱政。乱政亟行，所以败也。故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也。鸟兽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齿牙、角骨、毛羽不登于器，则君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泽之实，器用之资，皂隶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
公曰：“吾将略地焉。”遂往，陈鱼而观之。僖伯称疾不从。
书曰：“公矢鱼于棠。”非礼也，且言远地也。
春天，隐公准备到棠地观看渔民捕鱼。臧僖伯进谏说：“凡是物品不能用到讲习祭祀、军事等大事上，或者所用材料不能制作礼器和兵器，那么，国君就不要亲自去接触它。国君是把民众引向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的人。所以，讲习大事以法度为准则进行衡量，叫做‘轨’，选取材料制作器物以显示它的文彩，叫做‘物’。事情不合乎轨、物，叫做乱政。屡屡乱政，这就是所以败亡的原因了。所以，春、夏、秋、冬四季的狩猎活动，都是在农闲时节进行，并借这个机会讲习军事。每三年演练一次，回国都要对军队进行休整。并要到宗庙进行祭告，宴饮庆贺，清点军用器物和猎获物。在进行这些活动的时候，要使车马、服饰、旌旗等文彩鲜艳，贵贱分明，等级井然，少长有序：这都是讲习大事的威仪啊!鸟兽的肉不能拿来放到祭祀用的器具里，皮革、牙齿、骨角和毛羽不能用来制作军事器物，这样的鸟兽，君主就不会去射它，这是自古以来的规矩啊！至于山林川泽的物产，一般器物的材料，这都是仆役们去忙活，有关官吏按职分去管理的事，而不是君主所应涉足的事。”
隐公说：“我准备到那里去巡视。”于是就去了棠地，让渔民把各种渔具都摆出来捕鱼，他在那里观赏。僖伯推说有病没有随同前往。
《春秋》上说：“隐公在棠地陈设渔具。”不合礼法啊，并且说他去的地方远离国都。
这是一篇臣子规谏君王的谏辞短文。记叙了臧僖伯用当时社会的礼制去劝阻鲁隐公去棠地观看捕鱼一事。
鲁隐公身为一国之君，当以国事为重，万不可贪图逸乐，荒废国政。但是，他竟然仅仅是为了观赏渔民捕鱼，而要远赴边境之地棠邑，显然不符一个国君所应该遵循的治国理政要道。而且，即使有臧僖伯的直谏阻，鲁隐公仍然执意前往，尤其显得十分荒唐。
臧僖伯认为国君对待事物，应从是否于国于民有用有利出发，必须考虑到是否符合治国理政的法度准则。国君的所作所为，符合法度准则，即称之为“轨物”，否则，即为”乱政”。而国君身体力行，遵循法度准则，也就能将人民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去。且不论藏伯所官“轨物”的具体所指，仅就其道理而官，无疑是掌握国家权力的统治者须史不可轻忽的。
文章短小精悍，说理层层推进，直官不讳，不容辩驳。面对臧僖伯的谏阻，鲁隐公也自知理亏，但竟然还是不愿纳谏，一意孤行。读者通过臧僖伯的番谏言，看到了一个头脑清醒、坚持原则、公心为国的忠臣楷模。相相形之下，一句“吾将略地焉”，极为生动形象地揭示出鲁隐公知错不改的性格特征。因此，文章虽然不见对人物外貌、个性等的直接描绘和刻画，但通过其对话及行为，却也能使读者看到其独特面貌以及内心思想。这就是《左传》文章的魅力所在。
隐公五年（前718年）的春天，鲁隐公要到棠地观看渔民怎样捕鱼。鲁国大夫臧僖伯从传统的为君之道出发，认为国君的根本责任是管好国家大事，而且任何举措都必须合乎“古制”和国君的行为规范，否则就会“乱政”，而屡屡“乱政”，国家就会败亡。正是出于这么一种认识，他从对国君和国家的责任感出发，进谏隐公，劝阻他到棠地观鱼。这篇散文就是记录这件事的。
宝檀金缕鸳鸯枕，绶带盘宫锦。夕阳低映小窗明，南园绿树语莺莺，梦难成。
玉炉香暖频添炷，满地飘轻絮。珠帘不卷度沉烟，庭前闲立画秋千，艳阳天。
凤凰山下，恨声声玉漏、今宵易歇。三叠阳关歌未竞，哑哑栖鸟催别。含怨吞声，两行清泪，渍透千重铁。重来休问，尊前已是愁绝。
还忆浴罢描眉，梦回携手，踏碎花间月。漫道胸前怀豆蔻，今日总成虚设。桃叶津头，莫愁湖畔，远树云烟叠。寒灯旅邸，荧荧与谁闲说？
巨舰只缘因利往，扁舟亦是为名来。
往来有愧先生德，特地通宵过钓台。
客嘲扬子曰：“吾闻上世之士，人纲人纪，不生则已，生则上尊人君，下荣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怀人之符，分人之禄，纡青拖紫，朱丹其毂。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处不讳之朝，与群贤同行，历金门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画一奇，出一策，上说人主，下谈公卿。目如耀星，舌如电光，一从一横，论者莫当，顾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叶扶疏，独说数十余万言，深者入黄泉，高者出苍天，大者含元气，细者入无间。然而位不过侍郎，擢才给事黄门。意者玄得无尚白乎？何为官之拓落也？”
扬子笑而应之曰：“客徒朱丹吾毂，不知一跌将赤吾之族也！往昔周网解结，群鹿争逸，离为十二，合为六七，四分五剖，并为战国。士无常君，国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贫，矫翼厉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凿坏以遁。是故邹衍以颉颃而取世资，孟轲虽连蹇，犹为万乘师。
“今大汉左东海，右渠搜，前番禺，后椒涂。东南一尉，西北一侯。徽以纠墨，制以锧，散以礼乐，风以诗书，旷以岁月，结以倚庐。天下之士，雷动云合，鱼鳞杂袭，咸营于八区。家家自以为稷、契，人人自以为皋陶。戴垂缨而谈者皆拟于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婴与夷吾；当涂者升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岛，乘雁集不为之多，双凫飞不为之少。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归而周炽，子胥死而吴亡，种、蠡存而越霸，五羖入而秦喜，乐毅出而燕惧，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泽以噤吟而笑唐举。故当其有事也，非萧、曹、子房、平、勃、樊、霍则不能安；当其无事也，章句之徒相与坐而守之，亦无所患。故世乱，则圣哲驰骛而不足；世治，则庸夫高枕而有余。
“夫上世之士，或解缚而相，或释褐而傅；或倚夷门而笑，或横江潭而渔；或七十说而不遇，或立谈间而封侯；或枉千乘于陋巷，或拥篲而先驱。是以士颇得信其舌而奋其笔，窒隙蹈瑕而无所诎也。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俛眉；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谈者宛舌而固声，欲行者拟足而投迹。向使上世之士处乎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举非方正，独可抗疏，时道是非，高得待诏，下触闻罢，又安得青紫？
“且吾闻之，炎炎者灭，隆隆者绝；观雷观火，为盈为实，天收其声，地藏其热。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极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极；爰清爰静，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世异事变，人道不殊，彼我易时，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鸱枭而笑凤凰，执蝘蜓而嘲龟龙，不亦病乎！子之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遇俞跗与扁鹊也，悲夫！”
客曰：“然则靡玄无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
扬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胁摺髂，免于徽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卬万乘之主，界泾阳抵穰侯而代之，当也。蔡泽，山东之匹夫也，颐折，涕唾流沫，西揖强秦之相，搤其咽而亢其气，拊其背而夺其位，时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于洛阳，娄敬委辂脱，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举中国徙之长安，适也。五帝垂典，三王传礼，百世不易，叔孙通起于枹鼓之间，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仪，得也。吕刑靡敝，秦法酷烈，圣汉权制，而萧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萧何之律于唐、虞之世，则悖矣；有作叔孙通仪于夏、殷之时，则惑矣；有建娄敬之策于成周之世，则缪矣；有谈范、蔡之说于金、张、许、史之间，则狂矣。夫萧规曹随，留侯画策，陈平出奇，功若泰山，响若坻，虽其人之赡知哉，亦会其时之可为也。故为可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不可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夫蔺先生收功于章台，四皓采荣于南山，公孙创业于金马，骠骑发迹于祁连，司马长卿窃赀于卓氏，东方朔割炙于细君。仆诚不能与此数公者并，故默然独守吾《太玄》。”
关山魂梦长，鱼雁音尘少。两鬓可怜青，只为相思老。
归梦碧纱窗，说与人人道。真个别离难，不似相逢好。
左丘明（生卒年不详），一说复姓左丘，名明；一说单姓左，名丘明；一说姓丘，名明。春秋末期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散文家。
左丘明曾任鲁国史官，相传为解析《春秋》而作《左传》（又称《左氏春秋》），又作《国语》，作《国语》时已双目失明，两书记录了不少西周、春秋的重要史事，保存了具有很高价值的原始资料。由于史料详实，文笔生动，引起了古今中外学者的爱好和研讨，被誉为“文宗史圣”、“经臣史祖”，孔子、司马迁均尊左丘明为“君子”。历代帝王多有敕封：唐封经师；宋封瑕丘伯和中都伯；明封先儒和先贤。左丘明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创始人。史学界推左丘明为中国史学的开山鼻祖。被誉为“百家文字之宗、万世古文之祖”。左丘明的思想是儒家思想，在当时较多地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要求。
由于先秦及汉代文献对《左传》作者左丘明的记载非常有限，历代学者对左丘明的姓名、时代、籍贯、官职及著作一直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尚无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