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
风含翠篠娟娟净,雨裛红蕖冉冉香。
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
欲填沟壑唯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
万里桥西边就是我的破草房,没几个人来访,百花潭与我相伴,随遇而安,这就是沧浪。
和风轻轻拥着翠绿的竹子,秀美光洁,飘雨慢慢洗着粉红的荷花,阵阵清香。
做了大官的朋友早与我断了书信来往,长久饥饿的小儿子,小脸凄凉,让我愧疚而感伤。
我这老骨头快要扔进沟里了,无官无钱只剩个狂放,自己大笑啊,当年的狂夫老了却更狂!
诗题为“狂夫”,当以写人为主,诗却先从居住环境写来。成都南门外有座小石桥,名“万里桥”。过桥向东,就来到“百花潭”,这一带地处水乡,景致幽美。当年杜甫就在这里营建草堂。饱经丧乱之后有了一个安身立命之地,他的心情舒展乃至旷放了。首联“即沧浪”三字,暗寓《渔夫》“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句意,逗起下文疏狂之意。“即”字表示出知足的意味,“岂其食鱼,必河之鲂”,有此清潭,又何必“沧浪”。“万里桥”与“百花潭”,“草堂”与“沧浪”,略相映带,似对非对,有形式天成之美;而一联之中涵四专名,由于它们展现极有次第,使读者目接一路风光,而境中又略有表意(“即沧浪”),便令人不觉痕迹。“万里”、百花”这类字面,使诗篇一开头就不落寒俭之态,为下文写“狂”预作铺垫。
这是一个斜风细雨天气,光景别饶情趣:翠竹轻摇,带着水光的枝枝叶叶明净悦目;细雨出落得荷花格外娇艳,而微风吹送,清香可闻。颔联结撰极为精心,写微风细雨全从境界见出。“含”“裛”两个动词运用极细腻生动。“含”比通常写微风的“拂”字感情色彩更浓,有小心爱护意味,则风之微不言而喻。“裛”通“浥”,比洗、洒一类字更轻柔,有“润物细无声”的意味,则雨之细也不言而喻。两句分咏风雨,而第三句风中有雨,这从“净”字可以体味(雨后翠筿如洗,方“净”);第四句雨中有风,这从“香”字可以会心(没有微风,是嗅不到细香的)。这也就是通常使诗句更为凝炼精警的“互文”之妙了。两句中各有三个形容词:翠、娟娟、净;红、冉冉、香,却安置妥贴,无堆砌之感;而“冉冉”、“娟娟”的叠词,又平添音韵之美。要之,此联意蕴丰富,形式精工,充分体现作者的“晚节渐于诗律细”。
前四句写草堂及浣花溪的美丽景色,令人陶然。然而与此并不那么和谐的是诗人现实的生活处境。初到成都时,他曾靠故人严武接济,分赠禄米,而一旦这故人音书断绝,他一家子免不了挨饿。“厚禄故人书断绝”即写此事,这就导致“恒饥稚子色凄凉”。“饥而日恒,亏及幼子,至形于颜色,则全家可知”(萧涤非《杜甫诗选》),这是举一反三、举重该轻的手法。颈联句法是“上二下五”,“厚禄”、“恒饥”前置句首显著地位,从声律要求说是为了粘对,从诗意看,则强调“恒饥”的贫困处境,使接下去“欲填沟壑”的夸张说法不至有失实之感。
“填沟壑”,这是何等严酷的生活现实。要在凡夫俗子,早从精神上被摧垮了。然而杜甫却不如此,他是“欲填沟壑唯疏放”,饱经患难,从没有被生活的磨难压倒,始终用一种倔强的态度来对待生活打击,这就是所谓“疏放”。诗人的这种人生态度,不但没有随同岁月流逝而衰退,反而越来越增强了。在几乎快饿死的境况下,他还兴致勃勃地在那里赞美“翠筿”、“红蕖”,美丽的自然风光。联系眼前的迷醉与现实的处境,诗人都不禁哑然“自笑”了:你是怎样一个越来越狂放的老头儿啊!(“自笑狂夫老更狂”)
在杜诗中,原不乏歌咏优美自然风光的佳作,也不乏抒写潦倒穷愁中开愁遣闷的名篇。而《狂夫》值得玩味之处,在于它将两种看似无法调合的情景成功地调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意境。一面是“风含翠筿”、“雨裛红蕖”的赏心悦目之景,一面是“凄凉”“恒饥”、“欲填沟壑”的可悲可叹之事,全都由“狂夫”这一形象而统一起来。没有前半部分优美景致的描写,不足以表现“狂夫”的贫困不能移的精神;没有后半部分潦倒生计的描述,“狂夫”就会失其所以为“狂夫”。两种成分,真是缺一不可。因而,这种处理在艺术上是服从内容需要的,是十分成功的。
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年)夏天,诗人杜甫在朋友的资助下,在四川成都郊外的浣花溪畔盖了一间草堂,在饱经战乱之苦后,生活暂时得到了安宁,妻子儿女同聚一处,重新获得了天伦之乐。这首诗正作于这期间。
永念难消释,孤怀痛自嗟。
雨深秋寂莫,愁引病增加。
咽绝风前思,昏朦眼上花。
空王应念我,穷子正迷家。
细草穿沙雪半销,吴宫烟冷水迢迢。
梅花竹里无人见,一夜吹香过石桥。
美人台上昔欢娱,今日空台望五湖。
残雪未融青草死,苦无麋鹿过姑苏。
黄帽传呼睡不成,投篙细细激流冰。
分明旧泊江南岸,舟尾春风飐客灯。
千门列炬散林鸦,儿女相思未到家。
应是不眠非守岁,小窗春色入灯花。
三生定是陆天随,只向吴松作客归。
已拚新年舟上过,倩人和雪洗征衣。
沙尾风回一棹寒,椒花今日不登盘。
百年草草都如此,自琢春词剪烛看。
笠泽茫茫雁影微,玉峰重叠护云衣。
长桥寂寞春寒夜,只有诗人一舸归。
桑间簧火却宜蚕,风土相传我未谙。
但得明年少行役,只裁白纻作春衫。
少小知名翰墨场,十年心事只凄凉。
旧时曾作梅花赋,研墨于今亦自香。
环玦随波冷未销,古苔留雪卧墙腰。
谁家玉笛吹春怨,看见鹅黄上柳条。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传先生鼐,善为古文辞。慕效其乡先辈方望溪侍郎之所为,而受法于刘君大櫆,及其世父编修君范。三子既通儒硕望,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犹前世所称江西诗派者也。
姚先生晚而主钟山书院讲席。门下著籍老,上元有管同异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东村植之、姚莹石甫。四人者,称为高第弟子。各以所得,传授徒友,往往不绝。在桐城者,有戴钧衡存庄,事植之久,尤精力过绝人。自以为守其邑先正之法,襢之后进,义无所让世。其不列弟子籍,同时服膺,有新城鲁仕骥挈非、宜兴曼德旅仲论。挈非之甥为陈用光硕士。硕士既师其舅,又亲受业姚先生之门。乡人化之,多好文章。硕士之群从,有陈学受艺叔、陈博广敷,而南丰又有吴嘉宾于序,皆承索非之风,私淑于姚先生。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学。
仲伦与永福吕璜月沧交友,月沧之乡人有临桂朱椅伯韩、龙启瑞翰臣、马平王锡振定甫,皆步趋吴氏、吕氏,而益求广其术于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衍于广西矣。
昔者,国藩尝怪姚先生典试湖南,而吾乡出其门者,未闻相从以学文为事。既而得巴陵吴敏树南屏,称述其术,笃好而不厌。而武陵杨彝珍性农、善化孙鼎臣芝房、湘阴郭嵩煮伯深、淑浦舒素伯鲁,亦以姚氏文家正轨,违此则又何求?最后得湘潭欧阳生。生,吾友欧阳兆熊小岑之子,而受法于巴陵吴君、湘阴郭君,亦师事新城二陈。其渐染者多,其志趋嗜好,举天下之美,无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
当乾隆中叶,海内魁儒畸土,崇尚鸿博,繁称旁证,考核一字,累数千言不能休。别立帜志,名曰“汉学”。深摈有宋诸子义理之说,以为不足复存,其为文尤芜杂寡要。姚先生独排众议,以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必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一编之内,惟此尤兢兢。当时孤立无助,传之五六十年。近世学子,稍稍诵其文,承用其说。道之废兴,亦各有时,其命也欤哉!
自洪杨倡乱,东南荼毒。钟山石城,昔时姚先生撰杖都讲之所,今为犬羊窟宅,深固而不可拔。桐城沦为异域,既克而复失。戴钧衡全家殉难,身亦欧血死矣!余来建昌,问新城、南丰,兵燹之馀,百物荡尽,田荒不治,蓬蒿没人。一二文土转徙无所。两广西用兵几载,群盗犹汹汹,骤不可爬梳。龙君翰臣又物故。独吾乡少安,二三君子尚得优游文学,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辙。而舒涛前卒,欧阳生亦以瘵死。老者牵于人事,或遭乱不得竟其学;少者或中道夭殂。四方多故,求如姚先生之聪明早达,太平寿考,从容以跻于古之作者,卒不可得。然则业之成否又得谓之非命也耶?
欧阳生名勋,字子和,殁于咸丰五年三月,年二十有几。其文若诗,清缜喜往复,亦时有乱离之概。庄周云:“逃空虚者,闻人足音跫然而喜。”而况昆弟亲戚之謦欬其例者乎?余不之不闻桐城诸老之謦欬也久矣!现生之为,则岂直足音而已!故为之序,以塞小岑之悲,亦以见文章与世变相因,俾后之人得以考览焉。
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纵芭蕉不雨也飕飕。都道晚凉天气好;有明月、怕登楼。
年事梦中休,花空烟水流。燕辞归、客尚淹留。垂柳不萦裙带住,漫长是、系行舟。
晴野鹭鸶飞一只,水荭花发秋江碧。刘郎此日别天仙,登绮席,泪珠滴,十二晚峰高历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