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文曾生，来自南丰，入太学，与其诸生群进于有司。有司敛群才，操尺度，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虽有魁垒拔出之才，其一累黍不中尺度，则弃不敢取。幸而得良有司，不过反同众人叹嗟爱惜，若取舍非己事者。诿曰：“有司有法，奈何不中！”有司固不自任其责，而天下之人亦不以责有司，皆曰：“其不中，法也。”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则往往失多而得少。
呜呼！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况若曾生之业，其大者固已魁垒，其于小者亦可以中尺度；而有司弃之，可怪也！然曾生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夫农不咎岁而菑播是勤，甚水旱则已；使一有获，则岂不多邪？
曾生橐其文数十万言来京师，京师之人无求曾生者，然曾生亦不以干也。予岂敢求生，而生辱以顾予。是京师之人既不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独予得也。于其行也，遂见于文，使知生者可以吊有司而贺余之独得也。
广文馆的曾巩，来自南丰地区，想进太学，与那里的各位学生一同向考官求教。考官收纳各方有才学的人，按照考试标准，一律以统一的要求衡量。那些不合乎考试要求的就被沟汰；即使是雄伟超出之材，其中有细微之处不合标准，就淘汰他不敢录取。侥幸遇到好考官，也不过同众人一样同情惋惜，好像录取和淘汰不关自己事，推诿地说：“考官有考试标准，不能考中有什么办法。”考官本来不能承担应有的贵任，而社会上的人也不因此对考官责备，大家都说：“他考不中，是考试有规则的原因啊。”更有不幸，考官掌握标准有失误，就往往会失去很多人材而得到的很少了。
哎！考官所掌握的果真是优质的考试标准吗？为什么长时间不进行改革呢？何况像曾巩这样的学业水平，他的优秀文章，本己达到雄伟杰出的境界，一般文章，也合乎考试标准；但考官淘汰了他，真是奇怪啊！然而曾巩没有指责同考，不怪罪于考官，把回家乡攻读的想法告诉我，想继续拓展自己学识并坚守原有特色。我起初惊叹他的文章，又赞叹他志向豪壮。正如农夫不责怪灾年收成不好而依然勤奋地开荒播种，那些水旱之灾危害也就不存在了；如果能像这样有所收获，那岂不是能得到很多吗？
曾巩囊中装着数十万言的文章来到京师，京师求学的人，没有向曾巩求教的，但曾巩也不凭这些文章谋求人事打通关系。我岂敢要求曾巩给我看文章，而是他委屈自己来拜访我。这正是京师读书人既不能向他求教，考官又失去他，而只有我得知他的缘故。现在他将回家乡，于是看到这些文章，它使我感到，曾巩可凭这些文章怜悯考官而祝贺我独自有识得人材之喜。
文章首先揭示了主试部门所规定的录取标尺有问题：“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就是说主试部门只规定了唯一的一种衡文的尺度，只要应试文章的体式风格不合这种尺度，即使内容再好，艺术成就再高，也概不人选。这必然造成一种形式主义的文风，使天下举子对此时风趋之若鹜，而真正有志于改革形式主义文风，继承韩愈、柳宗元优秀传统的真才实学之士，受到排斥废黜，从而形成考场的流弊。
但是任何原则毕竟要由人来执行，当时的主考官员执行录取原则，者从两方面做了揭示。其一，所谓“良有司”这种人是能够识别文章的好坏的，但他们奉“一法”为圭臬，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是严格选拔文章之“中尺度”者，对文章“不中尺度”的人，明知人家落第是冤枉的，也不肯录取。充其量只是表面上做出点假惺惺的同情惋惜姿态，实则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有司有法，奈不中何。”文章惟妙惟肖、人木三分地刻画了这种人对人才所摆出的冷酷虚伪的嘴脸。但问题还不止于此，严重的是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此也不加谴责，却一味为主考官员推卸责任：“皆曰：‘其不中，法也。’”这无疑进一步助长了主考官员因循守旧的陋习。其二，更不幸的是，有些主考官员连当时规定的唯一尺度也掌握不好。这样，即使是按既定尺度写应试文章的举子，也会因主考官的误判而落第，造成“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则往往失多而得少”的后果。
在揭示考场流弊的基础上，作者痛切愤慨地提出质问：“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实际是否定了主管考试部门所操之“法”，谴责了主考官员因循陈规陋习，不思改革的不负责任的行为。行文至此，作者才以曾巩落第为例，指出这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可怪”的现象，既为曾巩鸣不平，也表达了他本人要求改革考场流弊的迫切愿望。事实上，欧阳修也是这样做的，《宋史·欧阳修传》载：“知嘉韦占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欧阳修置流俗于不顾，大胆改革考场陋习，无疑是对当时人才的解放。据《宋史·曾巩传》载，曾巩恰恰就是“中嘉祐二年进士第”的。两相对照，孰是孰非，非常明显。说到底，这关系到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选拔人才的问题。本文的价值正在于提出了这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根本大计。
正因为作者的视野开阔，立脚点高，所以在这篇送人落第归乡的文章中并没有对落第者表示廉价的同情。相反，对曾巩“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大加赞扬：“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这里充分表现了欧阳修对人才的严格要求。其实这才是对人才的最大爱护与扶植。作者以农夫不因遭逢灾年而中止农事为例，肯定了曾巩决定返乡，“思广其学而坚其守”的行为，并满怀信心地预言曾巩必有发达之日。这是对曾巩最大的激励。
文章的最后，追述了作者结识曾巩的始末，表达了自己发现了曾巩这样品学皆优的人才的喜悦心情，对京师之人及主考部门官员不能赏识曾巩表示了莫大的遗憾：不仅写得亲切有味，而且发人深思。结句一“吊”一“贺”这对反义词的运用，揭示了对待人才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境界，而作者那种以赏识、扶植天下俊才为己任的文坛领袖的形象，也就在这种鲜明的对照中显现了出来。
整篇文章不仅立意高迈，而且写得极有章法。如揭示考场流弊，就用了“剥笋皮”式的层层“曝光”的方法，在内在逻辑上也就是层层推进，层层深入，然后归结到主考官员因循陋习、不思改革这一重心上来；从而和作者自己的思想态度形成反差对照，突出了全文的中心思想，即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与选拔人才的问题，可谓丝丝入扣，天衣无缝。
曾巩二十岁时已名闻四方，深受欧阳修赏识。庆历二年（1042年），曾巩参加礼部主持的进士考试，由于当时录取的标准，以四六骈体时文为标准，曾巩因此落第。欧阳修为曾巩抱不平，于曾巩临行时，写了这篇赠序，批评了当时的考试制度，表达了对于后进的关心与鼓励之情。
玉惨花愁出凤城，莲花楼下柳青青。尊前一唱阳关后，别个人人第五程。
寻好梦，梦难成。况谁知我此时情。枕前泪共帘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
越人遗我剡溪茗，采得金芽爨金鼎。
素瓷雪色缥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浆。
一饮涤昏寐，情思朗爽满天地。
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
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
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
愁看毕卓瓮间夜，笑向陶潜篱下时。
崔侯啜之意不已，狂歌一曲惊人耳。
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
乾隆四十年七月丁巳，余邀左世琅一青，张若兆应宿，同人北山，观乎双溪。一青之弟仲孚，与邀而疾作，不果来。一青又先返。余与应宿宿张太傅文端公墓舍，大雨溪涨，留之累日，盖龙溪水西北来，将人两崖之口，又受椒园之水，故其会曰双溪。松堤内绕，碧岩外交，势若重环。处于环中，以四望烟雨之所合散，树石之所拥露，其状万变。夜共一镫，凭几默听，众响皆人，人意萧然。
当文端遭遇仁皇帝，登为辅相，一旦退老，御书“双溪”以赐，归悬之于此楣，优游自适于此者数年乃薨，天下谓之盛事。而余以不肖，不堪世用，亟去”，蚤匿于岩窭，从故人于风雨之夕，远思文端之风，邈不可及。而又未知余今者之所自得，与昔文端之所娱于山水间者，其尚有同乎耶，其无有同乎耶？
闻已度伊、洛，近在万岁亭。岂即事有渐，将顺王命乎？盖君子谓：“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传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间。”盖圣贤居身之所珍也。诚遂欲枕山栖谷，拟迹巢、由，斯则可矣；若当辅政济民，今其时也。自生民以来，善政少而乱俗多，必待尧舜之君，此为志士终无时矣。
常闻语曰：“峣峣者易缺，皎皎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近鲁阳樊君被征初至，朝廷设坛席，犹待神明。虽无大异，而言行所守无缺；而毁谤布流，应时折减者，岂非观听望深，声名太盛乎？自顷征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尝、朱仲昭、顾季鸿等，其功业皆无所采，是故俗论皆言处士纯盗虚声，愿先生弘此远谟，令众人叹服，一雪此言耳。
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登岁之功，既不可希，朝夕所资，烟火裁通。旬日已来，始念饥乏，岁云夕矣，慨然永怀，今我不述，后生何闻哉！
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
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
惄如亚九饭，当暑厌寒衣。
岁月将欲暮，如何辛苦悲。
常善粥者心，深念蒙袂非。
嗟来何足吝，徒没空自遗。
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
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
欧阳修（1007年8月6日－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
欧阳修四岁丧父，虽家贫而好学。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及第。景祐元年（1034年）任馆阁校勘，两年后因替被贬的范仲淹申辩而被外贬夷陵。后入朝复职，又升知谏院、知制诰等职，赞助推行庆历新政。新政失败后，上疏反对罢免范仲淹等事，被外放知滁、扬、颍及应天等州府。数年后再度被召回朝，拜官翰林学士。嘉祐五年（1060年）升任枢密副使，次年拜参知政事。宋英宗即位后，被卷入濮议之争中，颇受非议。宋神宗即位后力求辞位，出知亳、青、蔡三州，又反对熙宁变法的部分措施。熙宁四年（1071年）得以太子少师致仕，翌年逝世，享年六十六岁。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
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为文以韩愈为宗，大力反对浮靡的时文，以文章负一代盛名，名列“唐宋八大家”和“千古文章四大家”中。平生喜好奖掖后进，曾巩、王安石、苏洵父子等都受到他的提携和栽培，对北宋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文纡徐委曲，明白易晓，擅长抒情，说理畅达，影响了宋朝一代的文风。诗风雄健清丽，词风婉约有致。此外在经学、史学、金石学等方面都有卓著的成就，苏轼称他“事业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师”。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今有诗词文集《欧阳文忠公集》《六一词》等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