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心迹最相亲，欲隐墙东不为身。
明月好同三径夜，绿杨宜作两家春。
每因暂出犹思伴，岂得安居不择邻。
可独终身数相见，子孙长作隔墙人。
无论心态还是形迹我们都最相亲，欲过闲适隐逸的生活绝不是为身。
在三径中共同欣赏着碧空的明月，让两家人分享着绿杨绘成的早春。
往往为暂时的出游还得挑个好伴，怎能在长期安居中不去选择善邻。
何止是我一生能够与你频频相见，就是子孙们也要永远做隔墙的人。
这首诗写诗人与元宗简的友谊。首联用东汉王君公隐居典故，直抒诗人与元宗简亲密无间的友谊。这两句是说：你我是生平亲密无间的朋友，都有着共同的志趣，这就是渴望隐居生活而不贪求自身的功名利禄享受。
颔联是脍炙人口的名句，这两句以想象的笔法写出了诗人与元宗简结邻后的美好情景。“三径”用蒋诩辟径的典故，“绿杨”用南朝陆慧晓与张融比邻友好的典故。前句承上联次句之“不为身”三字，后句承上联首句之“最相亲”三字，承接十分自然。诗人驰骋想象，描绘出明月在天、绿柳拂地的两幅画面，抒写自己对结邻之后的情景的美丽憧憬：在明月的清辉之中，“三径”那几株青松会显得格外苍郁深沉，那夹径黄花也不减其清芬淡雅。还有那两家同饮的一池清水，闪着鱼鳞般的银光，那池边春风吹拂的杨柳，细软的长条轻轻地蘸着池水。在这幽美的境界中，挚友——诗人和元宗简，或闲庭散步，或月下对酌，或池畔观鱼，或柳荫赋诗，恬然陶然，优哉游哉。这两句诗总共十四个字，竟能描绘如此富有诗情画意的境界，启发读者展开如此丰富多彩的想象，使人惊叹于对仗和用典的巨大修辞效用，服膺于诗人那妙笔生花的语言艺术。
颈联承上联进行议论，进一步写卜邻之重要，为两人之友谊再加一浓笔。这两句是说：暂时外出，尚思与良侣结伴，岂有长期安居而不选择邻居之理，然欲择邻，我不选择你还去选择谁呢？
尾联承上之议论，并与第二联相对应，进一步写结邻之好处：两友比邻，不但终身可以相见，子孙后代亦能长期相近，永为一墙之隔的邻居，永远和睦相处；为子孙计，今日之卜邻，岂不令人更值得神往而重视？貌似说理，实为抒情；好像是千方百计要说服人家接受自己的要求，其实是在推心置腹地诉说对朋友的极端的渴慕，表现出殷切而纯真的友情。
这首诗写得颇具特色，首先是善于融化典故。前四句“墙东”、“三径”、“绿杨”，均为用典，诗人未曾陈述卜邻的愿望，却借古代隐士与古人相处之友情很准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使诗的内容更加深厚。用典自然贴切，做到了“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的程度。其二是善用层递式的衬托手法。如后四句，分别用“暂出”、“安居”、“终身”、“子孙”，衬写与元宗简卜邻之重要，步步推进，愈转愈深。“每因”、“岂得”、“可独”，一句紧追一句，把诗人与元宗简的友谊写得丝丝入扣，委婉深沉。
这首诗作于元和十年（815年），时白居易在长安为太子左赞善大夫。白居易另有《和元八侍御升平新居四绝句》，自注云：“时方与元八卜邻。”古人非常重视邻居的选择，为人熟知的“孟母三迁”便是一个最好的佐证。元和十年春，白居易和元宗简都在朝廷供职，元宗简在长安升平坊购了一所新宅，白居易很想同他结邻而居，于是作这首诗相赠。
小楼连远横空，下窥绣毂雕鞍骤。朱帘半卷，单衣初试，清明时候。破暖轻风，弄晴微雨，欲无还有。卖花声过尽，斜阳院落；红成阵，飞鸳甃。
玉佩丁东别后。怅佳期、参差难又。名韁利锁，天还知道，和天也瘦。花下重门，柳边深巷，不堪回首。念多情、但有当时皓月，向人依旧。
五风十雨亦为褒，薄夜焚香沾御袍。
当知雨亦愁抽税，笑语江南申渐高。
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
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
南登碣石馆，遥望黄金台。
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
霸图今已矣，驱马复归来。
经，常道也，其在于天谓之命，其赋于人谓之性，其主于身谓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其应乎感也，则为恻隐，为羞恶，为辞让，为是非；其见于事也，则为父子之亲，为君臣之义，为夫妇之别，为长幼之序，为朋友之信。是恻隐也，羞恶也，辞让也，是非也，是亲也，义也，序也，别也，信也，一也；皆所谓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
以言其阴阳消息之行焉，则谓之《易》；以言其纪纲政事之施焉，则谓之《书》；以言其歌咏性情之发焉，则谓之《诗》；以言其条理节文之着焉，则谓之《礼》；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则谓之《乐》；以言其诚伪邪正之辨焉，则谓之《春秋》。是阴阳消息之行也，以至于诚伪邪正之辨也，一也，皆所谓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夫是之谓六经。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
是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也；《书》也者，志吾心之纪纲政事者也；《诗》也者，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礼》也者，志吾心之条理节文者也；《乐》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诚伪邪正者也。君子之于六经也，求之吾心之阴阳消息而时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纪纲政事而时施焉，所以尊《书》也；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时发焉，所以尊《诗》也；求之吾心之条理节文而时着焉。所以尊《礼》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时生焉，所以尊《乐》也；求之吾心之诚伪邪正而时辨焉，所以尊《春秋》也。
盖昔者圣人之扶人极、忧后世而述六经也，犹之富家者之父祖，虑其产业库藏之积，其子孙者或至于遗忘散失，卒困穷而无以自全也，而记籍其家之所有以贻之，使之世守其产业库藏之积而享用焉，以免于困穷之患。故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而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犹之产业库藏之实积，种种色色，具存于其家；其记籍者，特名状数目而已。而世之学者，不知求六经之实于吾心，而徒考索于影响之间，牵制于文义之末，硁硁然以为是六经矣；是犹富家之子孙，不务守视享用其产业库藏之实积，日遗忘散失，至于窭人丐夫，而犹嚣嚣然指其记籍。曰：“斯吾产业库藏之积也！”何以异于是？
呜呼！六经之学，其不明于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说，是谓乱经；习训诂，传记诵，没溺于浅闻小见，以涂天下之耳目，是谓侮经；侈淫辞，竞诡辩，饰奸心盗行，逐世垄断，而犹自以为通经，是谓贼经。若是者，是并其所谓记籍者而割裂弃毁之矣，宁复知所以为尊经也乎？
越城旧有稽山书院，在卧龙西岗，荒废久矣。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既敷政于民，则慨然悼末学之支离，将进之以圣贤之道，于是使山阴令吴君瀛拓书院而一新之；又为尊经之阁于其后，曰：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阁成，请予一言，以谂多士。予既不获辞，则为记之若是。呜呼！世之学者，得吾说而求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为尊经也矣。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今属山西），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生于河南新郑，唐代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
白居易少年时经历藩镇战乱，立志苦读。唐贞元十六年（800年），进士及第。802年，与元稹同时考中“书判拔萃科”，授秘书省校书郎。后又罢校书郎试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及第，授盩庢（今西安周至县）县尉。历任进士考官、集贤校理，授翰林学士等职，在任期间，除草拟诏书外，经常上书论事，积极参政，直陈时弊。815年，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上表主张严缉凶手，被认为是越职言事，遭诽谤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822年，出为杭州刺史，后又做过短期的苏州刺史。827年，拜秘书监，次年转刑部侍郎。晚期的白居易在洛阳度过了生命的最后阶段，于846年8月去世，赠尚书右仆射。
白居易是唐代最高产的诗人之一，其诗歌题材广泛，语言平易通俗，富有情味，现存有3000首。代表作《琵琶行》《长恨歌》等经典作品得到了广泛传播和流传，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白居易在政治领域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任职期间，表现出了卓越才干和良好的治国思想，为唐朝政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同时，白居易在文学上从理论和创作实践中倡导了新乐府运动，强调了诗歌的“美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