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讳平，字秉之，姓许氏。余尝谱其世家，所谓今泰州海陵县主簿者也。君既与兄元相友爱称天下，而自少卓荦不羁，善辩说，与其兄俱以智略为当世大人所器。宝元时，朝廷开方略之选，以招天下异能之士，而陕西大帅范文正公、郑文肃公争以君所为书以荐，于是得召试，为太庙斋郎，已而选泰州海陵县主簿。贵人多荐君有大才，可试以事，不宜弃之州县。君亦常慨然自许，欲有所为。然终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
士固有离世异俗，独行其意，骂讥、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无众人之求而有所待于后世者也，其龃龉固宜。若夫智谋功名之士，窥时俯仰以赴势物之会，而辄不遇者，乃亦不可胜数。辩足以移万物，而穷于用说之时；谋足以夺三军，而辱于右武之国，此又何说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遇者，其知之矣。
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之扬子县甘露乡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瓌，不仕；璋，真州司户参军；琦，太庙斋郎；琳，进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进士周奉先、泰州泰兴县令陶舜元。
铭曰：有拔而起之，莫挤而止之。呜呼许君！而已于斯，谁或使之？
先生名平，字秉之，姓许。我曾经编过他的家谱。他就是家谱上所载的现任泰州海陵县主簿的人。许君既与他的哥哥许元以互相友爱而著称于天下，而且从少年时就超出一般人，他从不受约束，擅长辩论，与哥哥都因富有才智谋略而被当世的大人先生所器重。仁宗宝元年间，朝廷开设方略科，来招纳天下具有特异才能的人才，当时陕西大帅范文正公、郑文肃公争相写信推荐先生，因此，他被征召进京应试，结果被任命为太庙斋郎，不久被选派做泰州海陵县主簿。朝中的大臣多荐举先生有雄才大略，应该任用做重要的事以考验他，不应该把他放置在州、县做一般官吏。许君也曾经意气慷慨，自信自负，想有一番作为。但终究没能有一次显示自己才智的机会就死去了。唉！真令人哀伤啊。
读书人当中本来就有那种远离尘世、与世俗不合，一味按自己的意图行事的人，即使受到讽刺谩骂、嘲笑侮辱、穷苦愁困都不后悔，他们都没有一般人那种对名利的营求之心，而对后世有所期望，因此他们的失意、不合时宜也是应该的。至于那些富有机智谋略、追求功名利禄的读书人，企图利用时世的变化，去营求权势和物利，却往往不能得志的，也是难以数记的。然而，才辩足以改变一切事物，却在重用游说的时代困穷；智谋足以夺取三军的统帅，却在崇尚武力的国家遭受屈辱，这种情况又怎么解释呢？唉！那些对后世有所期待、遭受困厄却不后悔的人，大概知道其中的原因吧！
许君死时五十九岁，在仁宗嘉祐某年某月某日葬于真州扬子县甘露乡某地的原上。夫人姓李。长子名瓌，没有做官；次子名璋，任真州司户参军；三子名琦，任太庙斋郎；四子名琳，中了进士。五个女儿，已经出嫁的两个，一个嫁于进士周奉先，一个嫁于泰州泰兴县令陶舜元。
墓碑上的铭文是：有人提拔而任用他，没有谁排挤而阻碍他。唉！许君却死于小小的海陵县主簿的官位上，是什么人造成他如此命运呢？ [2]
这篇墓志铭由许平具有雄辩之才展开议论，暗中感慨趋时之士未必能得重用的现实，从而赞扬了君子应贵于自守，不应遭遇困顿而悔恨的可贵精神。
文章的首段，着重介绍许平的卓越才能和生平遭际。为了衬托，还特意把他与其兄许元联系到一起，说他们兄弟“相友爱称天下”，可见其家世不凡。单就许平说，他从小就“卓荦不羁”，胸怀远志，又“善辩说”，见识超群。再就兄弟二人说，也“俱以智略为当世大人所器”。这就从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显示出许平的前程宽广，必将成就一番事业。实际的机遇又如何呢？就在宝元年间，遇上“朝廷开方略之选，以招天下异能之士”，而许平又得到名重一时的陕西大帅范、郑二公的有力引荐，在召试之后授太庙斋郎，复选为泰州海陵县主簿。风云际会的大好时机，而默然沉沦下僚。字里行间，已深蕴不平之气。在当时，人们是怎样看待许平的呢？有了解许平的显贵大力推荐，认为“不宜弃之州县堪以大用；至于许平自己呢？也十分自负，而“欲有所为”。可是他终究无缘一显身手以展其智能而含恨谢世。
第二段即由此而生发议论。作者纵观历史，提出自古以来不遇于时之士，不外乎两种类型。其一为“离世异俗，独行其意。骂讥笑侮，困辱而不悔”。这类人与社会一般人所追求的功名事业不同，而是“有待于后世”获得高洁的名声。他们的与世不合，自然是意料中事。其二为“智谋功名之士”，他们能洞察时务，把握机，求与当权者相合，借以一展雄才，有益于世。就是此类积极进取的有为之士，亦往往不遇于时，可见遇时之难了。上举两类人，前者作为陪衬，后者方为话题的重点。于是顺流而下，对许平等“智谋功名之士”的卓越才能和实际遭遇作进一步阐发。这类人，“辩足以移万物”，却偏偏“穷于用说之时”；其“谋足以夺三军”，而又“辱于右武之国”。本是国家急需的治世之士，竟沦于穷受辱之境。这样一比照，当权者践踏人才的行径也就不言而喻。文章再以“离世异俗”之士作烘托，认为他们不图显于今而是有所待于后世”，这一行为，若与力求遇于时而不得的“智谋功名之士”相较，也自有其合理之处而令人理解了。文中或正说，或反说，都在为许平的不遇而终叹息。
在最后的铭语中，作者更是满怀激情地给予评说：“有拔而起之，莫挤而止之。呜呼许君！而已于斯。”作为许平来说，本该是幸运者！既因当朝显贵推荐起而得官，仕途中又未遭人嫉妒排挤而堵住进身之阶；而其结局却又极其不幸：仅仅停留在县主簿这样的低层官职上。这一极不合理的现象，又是谁造成的呢？以反问作结，益显作者的同情与不平之慨。
全文议论较多，以议论代叙事，情调慷慨悲凉，笔调深沉含蓄，与其他墓志铭以叙事为主的写法大有不同，因此成为王安石所写墓志铭的一个显著特点，同时也因此成为后世文学研究的佳作之一。
这是王安石为已经去世的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平所撰写的墓志铭。这篇文章当作于宋仁宗嘉祐年间（1056年—1063年）。
两条红粉泪，多少香闺意。强攀桃李枝，敛愁眉。
陌上莺啼蝶舞，柳花飞。柳花飞，愿得郎心，忆家还早归。
往岁己酉北上，舟过莲泾，访双林上人于积善庵，出所画竹卷属余题字。以后每经吴门，数欲过庵中而不果。盖不见上人者，六年矣。幽窗净几，薰茗相对，今日如复理梦中也。
上人屋后有美竹千竿，净绿如拭，今遂化为乌有。而上人笔墨乃益进，新枝古干，披展森然，如见真竹，岂此君神气都为上人摄尽，不复生理耶？冁然一笑，遂题其后。甲寅清和月。
己未冬，余谒孙文定公于保定制府。坐甫定，阍启：“清河道鲁之裕白事。”余避东厢，窥伟丈夫年七十许，高眶，大颡，白须彪彪然；口析水利数万言。心异之，不能忘。后二十年，鲁公卒已久，予奠于白下沈氏，纵论至于鲁，坐客葛闻桥先生曰：
鲁裕字亮侪，奇男子也。田文镜督河南严，提、镇、司、道以下，受署惟谨，无游目视者。鲁效力麾下。
一日，命摘中牟李令印，即摄中牟。鲁为微行，大布之衣，草冠，骑驴入境。父老数百扶而道苦之，再拜问讯，曰：“闻有鲁公来代吾令，客在开封知否？”鲁谩曰：“若问云何？”曰：“吾令贤，不忍其去故也。”又数里，见儒衣冠者簇簇然谋曰：“好官去可惜，伺鲁公来，盍诉之？”或摇手曰：“咄！田督有令，虽十鲁公奚能为？且鲁方取其官而代之，宁肯舍己从人耶？”鲁心敬之而无言。至县，见李貌温温奇雅。揖鲁入，曰：“印待公久矣！”鲁拱手曰：“观公状貌、被服，非豪纵者，且贤称噪于士民，甫下车而库亏何耶？”李曰：“某，滇南万里外人也。别母，游京师十年，得中牟，借俸迎母。母至，被劾，命也！”言未毕，泣。鲁曰：“吾暍甚，具汤浴我！”径诣别室，且浴且思，意不能无动。良久，击盆水誓曰：“依凡而行者，非夫也！”具衣冠辞李，李大惊曰：“公何之？”曰：“之省。”与之印，不受；强之曰：“毋累公！”鲁掷印铿然，厉声曰：“君非知鲁亮侪者！”竟怒马驰去。合邑士民焚香送之。
至省，先谒两司告之故。皆曰：“汝病丧心耶？以若所为，他督抚犹不可，况田公耶？”明早诣辕，则两司先在。名纸未投，合辕传呼鲁令入。田公南向坐，面铁色，盛气迎之，旁列司、道下文武十余人，睨鲁曰：“汝不理县事而来，何也？”曰：“有所启。”曰：“印何在？”曰：“在中牟。”曰：“交何人？”曰：“李令。”田公干笑，左右顾曰：“天下摘印者宁有是耶？”皆曰：“无之。”两司起立谢曰：“某等教敕亡素，至有狂悖之员。请公并劾鲁，付某等严讯朋党情弊，以惩余官！”鲁免冠前叩首，大言曰：“固也。待裕言之：裕一寒士，以求官故，来河南。得官中牟，喜甚，恨不连夜排衙视事。不意入境时，李令之民心如是，士心如是，见其人，知亏帑故又如是。若明公已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沽名誉，空手归，裕之罪也；若明公未知其然而令裕往，裕归陈明，请公意旨，庶不负大君子爱才之心与圣上以孝治天下之意。公若以为无可哀怜，则裕再往取印未迟。不然，公辕外官数十，皆求印不得者也。裕何人，敢逆公意耶？”田公默然。两司目之退。鲁不谢，走出，至屋霤外；田公变色下阶，呼曰：“来！”鲁入跪。又招曰：“前！”取所戴珊瑚冠覆鲁头，叹曰：“奇男子！此冠宜汝戴也。微汝，吾几误劾贤员。但疏去矣，奈何！”鲁曰：“几日？”曰：“五日，快马不能追也。”鲁曰：“公有恩，裕能追之。裕少时能日行三百里；公果欲追疏，请赐契箭一枝以为信！”公许之，遂行。五日而疏还。中牟令竟无恙。以此鲁名闻天下。
先是，亮侪父某为广东提督，与三藩要盟。亮侪年七岁，为质子于吴。吴王坐朝，亮侪黄裌衫，戴貂蝉侍侧。年少豪甚，读书毕，日与吴王帐下健儿学嬴越勾卒、掷涂赌跳之法，故武艺尤绝人云。
绿柳藏乌静掩关。鸭炉香细琐窗闲。那回分袂月初残。
惜别漫成良夜醉，解愁时有翠笺还。欲寻双叶寄情难。
初疑夜雨忽朝晴，乃是山泉终夜鸣。
流到前溪无半语，在山做得许多声。
王安石（1021年12月19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县（今属江西省抚州市）人。中国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中进士，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政绩显著。宋仁宗末年，曾作《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但未被采纳。宋神宗即位后，任翰林学士，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继续阐述变法主张，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升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陆续制定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等。次年拜相，大力推行改革，并积极促成熙河开边。变法初期，神宗对王安石言听计从。然而在新法实施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导致反对者声势颇大，且变法派内部也出现分裂。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被罢相。一年后被神宗再次起用，旋即又因君臣间在变法上的分歧而罢相，出判江宁。累封为荆国公。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新法皆废，王安石郁然病逝于钟山，享年六十六岁。累赠为太傅、舒王，谥号“文”，世称王文公。
王安石潜心研究经学，创“荆公新学”，促进宋代疑经变古学风的形成。他的散文雄健峭拔，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擅长于说理与修辞，晚年诗风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丰神远韵的风格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世称“王荆公体”；其词虽不多而风格高峻。有《临川集》等著作存世。今人辑有《王安石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