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讳平，字秉之，姓许氏。余尝谱其世家，所谓今泰州海陵县主簿者也。君既与兄元相友爱称天下，而自少卓荦不羁，善辩说，与其兄俱以智略为当世大人所器。宝元时，朝廷开方略之选，以招天下异能之士，而陕西大帅范文正公、郑文肃公争以君所为书以荐，于是得召试，为太庙斋郎，已而选泰州海陵县主簿。贵人多荐君有大才，可试以事，不宜弃之州县。君亦常慨然自许，欲有所为。然终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
士固有离世异俗，独行其意，骂讥、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无众人之求而有所待于后世者也，其龃龉固宜。若夫智谋功名之士，窥时俯仰以赴势物之会，而辄不遇者，乃亦不可胜数。辩足以移万物，而穷于用说之时；谋足以夺三军，而辱于右武之国，此又何说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遇者，其知之矣。
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之扬子县甘露乡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瓌，不仕；璋，真州司户参军；琦，太庙斋郎；琳，进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进士周奉先、泰州泰兴县令陶舜元。
铭曰：有拔而起之，莫挤而止之。呜呼许君！而已于斯，谁或使之？
先生名平，字秉之，姓许。我曾经编过他的家谱。他就是家谱上所载的现任泰州海陵县主簿的人。许君既与他的哥哥许元以互相友爱而著称于天下，而且从少年时就超出一般人，他从不受约束，擅长辩论，与哥哥都因富有才智谋略而被当世的大人先生所器重。仁宗宝元年间，朝廷开设方略科，来招纳天下具有特异才能的人才，当时陕西大帅范文正公、郑文肃公争相写信推荐先生，因此，他被征召进京应试，结果被任命为太庙斋郎，不久被选派做泰州海陵县主簿。朝中的大臣多荐举先生有雄才大略，应该任用做重要的事以考验他，不应该把他放置在州、县做一般官吏。许君也曾经意气慷慨，自信自负，想有一番作为。但终究没能有一次显示自己才智的机会就死去了。唉！真令人哀伤啊。
读书人当中本来就有那种远离尘世、与世俗不合，一味按自己的意图行事的人，即使受到讽刺谩骂、嘲笑侮辱、穷苦愁困都不后悔，他们都没有一般人那种对名利的营求之心，而对后世有所期望，因此他们的失意、不合时宜也是应该的。至于那些富有机智谋略、追求功名利禄的读书人，企图利用时世的变化，去营求权势和物利，却往往不能得志的，也是难以数记的。然而，才辩足以改变一切事物，却在重用游说的时代困穷；智谋足以夺取三军的统帅，却在崇尚武力的国家遭受屈辱，这种情况又怎么解释呢？唉！那些对后世有所期待、遭受困厄却不后悔的人，大概知道其中的原因吧！
许君死时五十九岁，在仁宗嘉祐某年某月某日葬于真州扬子县甘露乡某地的原上。夫人姓李。长子名瓌，没有做官；次子名璋，任真州司户参军；三子名琦，任太庙斋郎；四子名琳，中了进士。五个女儿，已经出嫁的两个，一个嫁于进士周奉先，一个嫁于泰州泰兴县令陶舜元。
墓碑上的铭文是：有人提拔而任用他，没有谁排挤而阻碍他。唉！许君却死于小小的海陵县主簿的官位上，是什么人造成他如此命运呢？ [2]
这篇墓志铭由许平具有雄辩之才展开议论，暗中感慨趋时之士未必能得重用的现实，从而赞扬了君子应贵于自守，不应遭遇困顿而悔恨的可贵精神。
文章的首段，着重介绍许平的卓越才能和生平遭际。为了衬托，还特意把他与其兄许元联系到一起，说他们兄弟“相友爱称天下”，可见其家世不凡。单就许平说，他从小就“卓荦不羁”，胸怀远志，又“善辩说”，见识超群。再就兄弟二人说，也“俱以智略为当世大人所器”。这就从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显示出许平的前程宽广，必将成就一番事业。实际的机遇又如何呢？就在宝元年间，遇上“朝廷开方略之选，以招天下异能之士”，而许平又得到名重一时的陕西大帅范、郑二公的有力引荐，在召试之后授太庙斋郎，复选为泰州海陵县主簿。风云际会的大好时机，而默然沉沦下僚。字里行间，已深蕴不平之气。在当时，人们是怎样看待许平的呢？有了解许平的显贵大力推荐，认为“不宜弃之州县堪以大用；至于许平自己呢？也十分自负，而“欲有所为”。可是他终究无缘一显身手以展其智能而含恨谢世。
第二段即由此而生发议论。作者纵观历史，提出自古以来不遇于时之士，不外乎两种类型。其一为“离世异俗，独行其意。骂讥笑侮，困辱而不悔”。这类人与社会一般人所追求的功名事业不同，而是“有待于后世”获得高洁的名声。他们的与世不合，自然是意料中事。其二为“智谋功名之士”，他们能洞察时务，把握机，求与当权者相合，借以一展雄才，有益于世。就是此类积极进取的有为之士，亦往往不遇于时，可见遇时之难了。上举两类人，前者作为陪衬，后者方为话题的重点。于是顺流而下，对许平等“智谋功名之士”的卓越才能和实际遭遇作进一步阐发。这类人，“辩足以移万物”，却偏偏“穷于用说之时”；其“谋足以夺三军”，而又“辱于右武之国”。本是国家急需的治世之士，竟沦于穷受辱之境。这样一比照，当权者践踏人才的行径也就不言而喻。文章再以“离世异俗”之士作烘托，认为他们不图显于今而是有所待于后世”，这一行为，若与力求遇于时而不得的“智谋功名之士”相较，也自有其合理之处而令人理解了。文中或正说，或反说，都在为许平的不遇而终叹息。
在最后的铭语中，作者更是满怀激情地给予评说：“有拔而起之，莫挤而止之。呜呼许君！而已于斯。”作为许平来说，本该是幸运者！既因当朝显贵推荐起而得官，仕途中又未遭人嫉妒排挤而堵住进身之阶；而其结局却又极其不幸：仅仅停留在县主簿这样的低层官职上。这一极不合理的现象，又是谁造成的呢？以反问作结，益显作者的同情与不平之慨。
全文议论较多，以议论代叙事，情调慷慨悲凉，笔调深沉含蓄，与其他墓志铭以叙事为主的写法大有不同，因此成为王安石所写墓志铭的一个显著特点，同时也因此成为后世文学研究的佳作之一。
这是王安石为已经去世的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平所撰写的墓志铭。这篇文章当作于宋仁宗嘉祐年间（1056年—1063年）。
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
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
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
只应守索寞，还掩故园扉。
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
凡兵上义；不义，虽利勿动。非一动之为利害，而他日将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义可以怒士，士以义怒，可与百战。
凡战之道，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而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怀其欲而不尽。怒不尽则有余勇，欲不尽则有余贪。故虽并天下，而士不厌兵，此黄帝之所以七十战而兵不殆也。不养其心，一战而胜，不可用矣。
凡将欲智而严，凡士欲愚。智则不可测，严则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听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后可与之皆死。
凡兵之动，知敌之主，知敌之将，而后可以动于险。邓艾缒兵于蜀中，非刘禅之庸，则百万之师可以坐缚，彼固有所侮而动也。故古之贤将，能以兵尝敌，而又以敌自尝，故去就可以决。
凡主将之道，知理而后可以举兵，知势而后可以加兵，知节而后可以用兵。知理则不屈，知势则不沮，知节则不穷。见小利不动，见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后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养技而自爱者，无敌于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静可以制百动。
兵有长短，敌我一也。敢问：“吾之所长，吾出而用之，彼将不与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将强与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长，吾阴而养之，使之狎而堕其中。此用长短之术也。”
善用兵者，使之无所顾，有所恃。无所顾，则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则知不至于必败。尺棰当猛虎，奋呼而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将矣。袒裼而案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而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则力有余矣。
金炉犹暖麝煤残。惜香更把宝钗翻。重闻处，余熏在，这一番、气味胜从前。
背人偷盖小蓬山。更将沈水暗同然。且图得，氤氲久，为情深、嫌怕断头烟。
长爱碧阑干影，芙蓉秋水开时。脸红凝露学娇啼。霞觞熏冷艳，云髻袅纤枝。
烟雨依前时候，霜丛如旧芳菲。与谁同醉采香归。去年花下客，今似蝶分飞。
平芜古堞暮萧条，归思凭高黯未消。
京口寒烟鸦外灭，历阳秋色雁边遥。
清江木落长疑雨，暗浦风多欲上潮。
惆怅此时频极目，江南江北路遥遥。
王安石（1021年12月19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县（今属江西省抚州市）人。中国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中进士，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政绩显著。宋仁宗末年，曾作《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但未被采纳。宋神宗即位后，任翰林学士，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继续阐述变法主张，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升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陆续制定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等。次年拜相，大力推行改革，并积极促成熙河开边。变法初期，神宗对王安石言听计从。然而在新法实施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导致反对者声势颇大，且变法派内部也出现分裂。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被罢相。一年后被神宗再次起用，旋即又因君臣间在变法上的分歧而罢相，出判江宁。累封为荆国公。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新法皆废，王安石郁然病逝于钟山，享年六十六岁。累赠为太傅、舒王，谥号“文”，世称王文公。
王安石潜心研究经学，创“荆公新学”，促进宋代疑经变古学风的形成。他的散文雄健峭拔，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擅长于说理与修辞，晚年诗风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丰神远韵的风格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世称“王荆公体”；其词虽不多而风格高峻。有《临川集》等著作存世。今人辑有《王安石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