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集传序

宋代朱熹

或有问于余曰:“诗何谓而作也?”余应之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

曰:“然则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馀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圣人在上,则其所感者无不正,而其言皆足以为教。其或感之之杂,而所发不能无可择者,则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劝惩之,是亦所以为教也。昔周盛时,上自郊庙朝廷,而下达于乡党闾巷,其言粹然无不出于正者。圣人固已协之声律,而用之乡人,用之邦国,以化天下。至于列国之诗,则天子巡狩,亦必陈而观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后,寖以陵夷,至于东迁,而遂废不讲矣。孔子生于其时,既不得位,无以行帝王劝惩黜陟之政,于是特举其籍而讨论之,去其重复,正其纷乱;而其善之不足以为法,恶之不足以为戒者,则亦刊而去之;以从简约,示久远,使夫学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师之,而恶者改焉。是以其政虽不足行于一时,而其教实被于万世,是则计之所以为者然也。”

曰:“然则国风、雅、颂之体,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闻之,凡诗之所闻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虽《周南》《召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发于言者,乐而不过于淫,哀而不及于伤,是以二篇独为风诗之正经。自《邶》而下,则其国之治乱不同,人之贤否亦异,其所感而发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齐,而所谓先王之风者,于此焉变矣。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词: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于雅之变者,亦皆一时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而圣人取之。其忠厚恻怛之心,陈善闭邪之意,犹非后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诗》之为经,所以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而无一理之不具也。”

曰:“然则其学之也,当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参之列国以尽其变,正之于雅以大其规,和之于颂以要其止,此学诗之大旨也。于是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情性隐约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

问者唯唯而退。余时方集《诗传》,固悉次是语以冠其篇云。

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书。

词句注释

  1. “人生而静”四句:语出《礼记·乐记》。孔颖达疏: “言人初生未有情欲,是其静禀于自然,是天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者,其心本虽静,感于外物而心遂动,是性之所贪欲也。自然谓之性,贪欲谓之情,是情别矣。”
  2. “则言之所不能尽”句:语本《毛诗序》:“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
  3. 教:教化,教育感化。《毛诗序》:“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4. 形于言之馀:形,表现。言之馀,言言之所不能尽。
  5. 郊庙:天帝神祇和祖先。
  6. 乡党闾巷:乡里和街巷。这里泛指民间。
  7. 巡狩:天子巡视诸侯所守之土。
  8. 黜陟:谓进退人材。黜,贬斥。陟,提升。
  9. “降自昭、穆”二句:谓周自昭王、穆王之后,国势逐渐衰微。寖,逐渐。陵夷,衰落。
  10. 东迁:指周平王迁都洛阳。
  11. 籍:典籍。此指《诗经》。
  12. 刊:删。
  13. “虽《周南》《召南》”句:意谓《周南》《召南》之诗,都是接受了周文王的教化而体现其美德。语本《毛诗序》。《周南》《召南》,《诗经》十五国风之首二篇。
  14. “乐而不过于淫”二句:《论语·八佾》:“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丧。’”淫,指乐过分而失其正;伤,指哀过分而害于和。
  15. 自《邶》而下:指国风中《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十三国的风诗。
  16. “而所谓”二句:意谓时世衰微,周初诸王之正风至此转为变风。正,正风,指反映周政兴盛的作品;变,变风,指反映周政衰落的作品。
  17. 成周之世:成王、周公当政之时。
  18. “其语”二句:谓雅、颂的诗篇措词平和、庄重,含义宽厚、亲切。
  19. 法程:法则。
  20. 雅之变者:即变雅,和正雅相对,指《大雅》《小雅》中反映周政衰乱的作品。
  21. 恻怛:忧伤,指忧世伤时。
  22. 闭邪:阻绝邪恶。
  23. “所以”二句:因此下合于人事, 上符于天道。浃, 洽,符合。
  24. “本之二《南》”句:以《周南》《召南》为根本而探求其要领。
  25. “和之于颂”句:由颂声求其和而达到适度。
  26. 昌:同“倡”,叹赏。
  27. 涵濡:浸润,仔细玩味。
  28. “则修身及家”句:指学《诗》能把握住“察之情性隐约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的原则,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就能从《诗》中求得。
  29. 悉次:悉,尽、全;次,排列、编排。
  30. 淳熙四年丁酉:宋孝宗淳熙四年,即公元1177年, 岁次丁酉。
  31. 新安:唐以前郡名(治所在今安徽歙县)。朱熹为婺源人,婺源属新安郡,故题名多用新安。

作品赏析

朱熹撰写的《诗集传》二十卷(后人并为八卷),是宋以后《诗经》的重要注本之一。他杂采《毛诗》《郑笺》及齐、鲁、韩三家之说,而以己意为取舍, 旨在探求《诗经》本义。这样,就使他的“传”打破了《毛诗序》的迷信,在理解上另辟蹊径。同时兼顾训诂与剖析义理,而以剖析义理为主,在阐释诗义上多所发明。这篇序文抓住有关《诗经》研究的几个带全局性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首先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他既沿用《毛诗序》的说法,又引《礼记》加以补充,认为感物生情,情思生言, 由于充分表达感情的需要,就产生了合于音响节奏的诗。他强调“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馀也”,突出客观外物的作用,对《毛诗序》“情动于中”的观点作了补充。

其次谈诗的教化作用。他根据感物形言有邪正是非的观点,把诗的教化分为两方面:一是在上的圣人“所感者无不正”,故而“足以为教”,这是上以诗化下的一面;一是常人所感虽杂,但“上之人”加以选择“思所以自反”, “而因有以劝惩”,这是以诗刺上的一面。这些观点,是对《毛诗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进一步发挥。他又指出, “昔周盛时”,诗教大兴;及至衰微,“遂废而不讲”。但诗教“被于万世”,在于孔子的删诗。这是强调圣人在发挥《诗》的教化作用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再次谈诗的体制及其流变。朱熹认为,风、雅、颂体制的不同在于它们是不同性质的乐歌:风“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雅、颂是“朝廷郊庙乐歌之词”。他还沿袭郑玄《诗谱序》“正经”、“变风”、“变雅”的说法,对诗的流变加以具体阐释,并认为诗是“正”与“变”两方面的结合, “诗之为经”正在于这种结合,从而使“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而无一理之不具也”。这显然不同于《毛诗序》将“变风”、“变雅”仅仅归结为“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的产物。特别是强调风诗乃“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变雅为“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等,发前人所未发,较之《毛诗序》显然更符合《诗》的创作情况。

最后谈学诗的基本原则。朱熹明确指出,学诗的途径首先是按照风、雅、颂的不同体制分别“求其端”、“尽其变”、“大其规”、“要其止”,也就是要从整体上把握诗的基本精神;然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即通过“章句”、“训诂”、“讽咏”、“涵濡”,来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最后, “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诗的教化作用就能落实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之中。把握诗的基本精神,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从而悟出“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鲜明地体现了宋学的时代精神。

以上所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诗》的教化作用、《诗》的体制及其演变、学《诗》的基本原则,可以说是朱熹研究《诗经》、撰写《诗集传》的指导思想,其核心固然是强调《诗》的教化作用。朱熹在宋代理学勃兴的背景下研究《诗经》,鉴于他在知行关系上坚持“知先行后”、“行重知轻”、“知行相须”,其中不乏可以拣拾的“真理颗粒”,故而在《诗经》的研究中往往能别出机杼,断以己意。这篇序文就超越了魏以来墨守《毛诗序》解《诗》的樊篱,明显地体现出对汉儒的诗学观念的修正和突破,从而成为《诗经》研究中的一篇重要文献。

这篇序文在写法上也颇具特色。全文采用问答方式,通过四问四答, 自然地转移论题,使得论题醒目、条理井然,加之论说透辟、浅显,语言整饬、精炼,成为古代序文的名篇长久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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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诗曰:“嗟尔君子,无恒安息。靖共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神莫大于化道,福莫长于无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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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有鸟焉,名曰蒙鸠,以羽为巢,而编之以发,系之苇苕,风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系者然也。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茎长四寸,生于高山之上,而临百仞之渊,木茎非能长也,所立者然也。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兰槐之根是为芷,其渐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质非不美也,所渐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辟而近中正也。

物类之起,必有所始。荣辱之来,必象其德。肉腐出虫,鱼枯生蠹。怠慢忘身,祸灾乃作。强自取柱,柔自取束。邪秽在身,怨之所构。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湿也。草木畴生,禽兽群焉,物各从其类也。是故质的张,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树成荫,而众鸟息焉。醯酸,而蜹聚焉。故言有招祸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鳝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江海 一作:江河)

是故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两君者不容。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螣蛇无足而飞,鼫鼠五技而穷。《诗》曰:“尸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故君子结于一也。

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鱼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故声无小而不闻,行无隐而不形 。玉在山而草木润,渊生珠而崖不枯。为善不积邪?安有不闻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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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蝡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故不问而告谓之傲,问一而告二谓之囋。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向矣。

学莫便乎近其人。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则尊以遍矣,周于世矣。故曰:学莫便乎近其人。

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隆礼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礼,安特将学杂识志,顺诗书而已耳。则末世穷年,不免为陋儒而已。将原先王,本仁义,则礼正其经纬蹊径也。若挈裘领,诎五指而顿之,顺者不可胜数也。不道礼宪,以诗书为之,譬之犹以指测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锥餐壶也,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礼,虽未明,法士也;不隆礼,虽察辩,散儒也。

问楛者,勿告也;告楛者,勿问也;说楛者,勿听也。有争气者,勿与辩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后接之;非其道则避之。故礼恭,而后可与言道之方;辞顺,而后可与言道之理;色从而后可与言道之致。故未可与言而言,谓之傲;可与言而不言,谓之隐;不观气色而言,谓瞽。故君子不傲、不隐、不瞽,谨顺其身。诗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此之谓也。

百发失一,不足谓善射;千里蹞步不至,不足谓善御;伦类不通,仁义不一,不足谓善学。学也者,固学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涂巷之人也;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纣盗跖也;全之尽之,然后学者也。

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故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为其人以处之,除其害者以持养之。使目非是无欲见也,使耳非是无欲闻也,使口非是无欲言也,使心非是无欲虑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声,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是故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天见其明,地见其光,君子贵其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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庾肩吾于梁时,尝作宫体谣引,以应和皇子。及国势沦败,肩吾先潜难会稽,后始还家。仆意其必有遗文,今无得焉,故作还自会稽歌以补其悲。

野粉椒壁黄,湿萤满梁殿。

台城应教人,秋衾梦铜辇。

吴霜点归鬓,身与塘蒲晚。

脉脉辞金鱼,羁臣守迍贱。

朱熹
简介描述:

朱熹(1130年—1200年),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又号紫阳,世称晦庵先生、朱文公。祖籍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县),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福建省尤溪县)。南宋理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诗人。

朱熹幼年丧父,随母定居崇安(今福建省武夷山市),依父友刘子羽生活,受业于胡宪、刘勉之、刘子翚三先生。绍兴十八年(1148年),赐同进士出身,后历仕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曾任江西南康、福建漳州知府、浙东巡抚。官拜焕章阁侍制兼侍讲,为宋宁宗讲学,后因忧虑外戚专权之事重演,便利用讲学之便多次攻击身为外戚的韩侂胄。但韩侂胄被宁宗拥立,便将朱熹褫职出朝。庆元二年(1196年),监察御史沈继祖弹劾朱熹以伪学欺人,攻讦其为“伪学魁首”,列有六大罪。朱熹以伪学罪被落职罢祠,归建阳讲学著述。庆元六年(1200年),朱熹逝于家中,谥号为文。

朱熹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的人,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是“二程”三传弟子李侗学生。朱熹的哲学体系以“二程”的理本论为基础,吸取周敦颐太极说、张载的气本论及佛、道教思想而形成。与“二程”学说合称为“程朱理学”。其思想对元、明、清三朝影响很大,成为三朝官方哲学。其著述甚多,有《四书章句集注》《太极图说解》等。其中,《四书章句集注》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朱熹还著有一千二百五十多首诗作,有着不容忽视的造诣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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