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
勇夫安识义,智者必怀仁。
在猛烈狂疾的大风中才能看得出是不是强健挺拔的草,在激烈动荡的年代里才能识别出是不是忠贞不二的臣。
一勇之夫怎么懂得为公为国为民为社稷的正义的道理,而智勇兼具的人内心里必然怀有忠君为民的仁爱之情。
这首诗极富于哲理。诗的前两句是历来传颂的名句。“疾风知劲草”一语,出自宋·范晔《后汉书·王霸传》。此语原为汉光武帝刘秀赞誉王霸之言。光武谓霸曰:“颍川从我者皆逝,而子独留努力,疾风知劲草。”后世遂用以比喻只有经过危难或战乱的严峻考验,才能识别出谁的意志坚强,谁是忠诚可靠者。作者李世民在此诗中用此赞美萧瑀。次句的“板荡”乃《诗经·大雅》中两篇作品的名称。《板》、《荡》二诗讥刺周厉王无道,败坏政局。后以“板荡”代指政局变乱。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里,“劲草”混同于一般的草;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中,“诚臣”也容易混同于一般的人,其特殊性没有显现出来,因而不易鉴别。只有经过猛烈大风和动乱时局的考验,才能看出什么样的草是强劲的,什么样的人是忠诚的。
后二句则另换角度,继续盛赞萧瑀。徒有一时之勇的“勇夫”并不懂得真正的“义”,而真正的“智者”必然心怀仁德。这里告诉读者,只有忠诚还是不够的,要智勇双全,才算是有用之才。有勇无谋,莫言义;有智无勇,难施仁。
这首诗诗意浅显,说理形象,寓意深刻,言简意赅地揭示了“智”、“勇”、“仁”、“义”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不仅对于知人善任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对于读者的自我完善,如何使自己成为智勇双全的有用之才方面,也具有启迪作用。“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二句,如今引用它,比喻只有经过尖锐复杂斗争的考验,才能考查出一个人的真正品质和节操,才能显示出谁是忠贞的强者。
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年),李建成和李元吉密谋杀害李世民未成,又向李渊诬陷李世民。李渊听信后,打算惩处李世民。在萧瑀的据理力劝下,才打消了惩处他的念头。不久后,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李渊在萧瑀的劝解下,才把政权交给了李世民。公元627年,李世民登基,封萧瑀为宰相。但由于萧瑀性情刚直,与房玄龄、魏征等大臣合不来,李世民便把萧瑀改任太子太傅。萧瑀毫无怨言,来到东宫任职,辅导太子十分尽职,李世民对他对太子的教导十分满意,于贞观九年(635年),封萧瑀为“特进”,参预政事,并赠此诗给他,还说:“卿之忠直,古人不过。”

花信来时,恨无人似花依旧。又成春瘦,折断门前柳。
天与多情,不与长相守。分飞后,泪痕和酒,占了双罗袖。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珮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
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同游者:吴武陵,龚古,余弟宗玄。隶而从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虎丘八月半,土著流寓、士夫眷属、女乐声伎、曲中名妓戏婆、民间少妇好女、崽子娈童及游冶恶少、清客帮闲、傒僮走空之辈,无不鳞集。自生公台、千人石、鹅涧、剑池、申文定祠,下至试剑石、一二山门,皆铺毡席地坐,登高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天暝月上,鼓吹百十处,大吹大擂,十番铙钹,渔阳掺挝,动地翻天,雷轰鼎沸,呼叫不闻。更定,鼓铙渐歇,丝管繁兴,杂以歌唱,皆“锦帆开,澄湖万顷”同场大曲,蹲踏和锣丝竹肉声,不辨拍煞。更深,人渐散去,士夫眷属皆下船水嬉,席席征歌,人人献技,南北杂之,管弦迭奏,听者方辨句字,藻鉴随之。二鼓人静,悉屏管弦,洞萧一缕,哀涩清绵,与肉相引,尚存三四,迭更为之。三鼓,月孤气肃,人皆寂阒,不杂蚊虻。一夫登场,高坐石上,不箫不拍,声出如丝,裂石穿云,串度抑扬,一字一刻。听者寻入针芥,心血为枯,不敢击节,惟有点头。然此时雁比而坐者,犹存百十人焉。使非苏州,焉讨识者!
觅句如东野。想钱塘风流处士,水仙祠下。更亿小孤烟浪里,望断彭郎欲嫁。是一色空蒙难画。谁解胸中吞云梦,试呼来草赋看司马。须更把,《上林》写。
鸡豚旧日渔樵社。问先生:带湖春涨,几时归也?为爱琉璃三万顷,正卧水亭烟榭。对玉塔微澜深夜。雁鹜如云休报事,被诗逢敌手皆勍者。春草梦,也宜夏。
巩顿首再拜,舍人先生:
去秋人还,蒙赐书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铭。反复观诵,感与惭并。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
及世之衰,为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后之作铭者,常观其人。苟托之非人,则书之非公与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故也。
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则不受而铭之,于众人则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犹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恶能辨之不惑,议之不徇?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虽或并世而有,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传之难如此,其遇之难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铭,其公与是,其传世行后无疑也。而世之学者,每观传记所书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则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孙也哉?况巩也哉?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传之之繇,则知先生推一赐于巩而及其三世。其感与报,宜若何而图之?
抑又思若巩之浅薄滞拙,而先生进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显之,则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谁不愿进于庭?潜遁幽抑之士,其谁不有望于世?善谁不为,而恶谁不愧以惧?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孙?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此数美者,一归于先生。既拜赐之辱,且敢进其所以然。所谕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详焉?愧甚,不宣。巩再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