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为同室亲，死为同穴尘。
他人尚相勉，而况我与君。
黔娄固穷士，妻贤忘其贫。
冀缺一农夫，妻敬俨如宾。
陶潜不营生，翟氏自爨薪。
梁鸿不肯仕，孟光甘布裙。
君虽不读书，此事耳亦闻。
至此千载后，传是何如人？
人生未死间，不能忘其身。
所须者衣食，不过饱与温。
蔬食足充饥，何必膏粱珍？
缯絮足御寒，何必锦绣文？
君家有贻训，清白遗子孙。
我亦贞苦士，与君新结婚。
庶保贫与素，偕老同欣欣。
夫妻之间生活一起，死后同葬起。
其他人对我们都关怀勉励，何况你我还是夫妻？
战国时的齐国隐士黔娄甘愿穷也不出山做官，他的贤妻也跟着一块心甘情愿过贫困日子。
春秋时有一晋国人在冀这块地方种田地，可妻子对他特别好二人相敬如宾。
陶渊明不会谋生计，可他的妻子翟氏自己烧火做饭操持家务。
东汉隐士梁鸿弃官职，他的妻子孟光也随其隐居穿百姓裙衣。
你虽然读书不多，但也听闻这类夫妻感情深的动人故事。
从那千年以后，传承这种高尚品格的是什么人？
人生不知何时死，可不能忘记修身正直。
人必须的物质欲望，不外乎足食丰衣。
蔬菜已够填饱胃口，何必奢求珍贵的食物？
丝棉衣被已经能御寒冷，何必奢求绣有花纹的锦织？
你祖上有遗教，将清白作为家产留给子孙。
我是一个坚贞刻苦的人，刚刚与你结婚。
希望从此与你过清贫与高洁的日子，一起白头到老，一生快乐欣喜。
此诗是诗人对妻子的告诫和表白。开头直接了当，旗帜鲜明，一语破的，将全诗一下提到一定的思想高度。“生为同室亲，死为同穴尘。”诗人开篇直抒胸臆，表达愿意与妻子相濡以沫、相守一生的婚恋态度。这种态度严肃认真、真实动情，富有感染力。“他人尚相勉，而况我与君？”这一反问使前面的共生死之说显得愈发不可动摇。接下来诗人用四位贤者及妻子的事例说明什么样的夫妻才算楷模，教育杨氏向古代的贤妇人典型学习：黔娄不追求名利，妻子也不贪图物质；冀缺由贵族变成农民，妻子一样尊重体贴；陶渊明弃官归隐，妻子翟氏照样操持家务；梁鸿不肯当官，妻子也没嫌弃家贫。诗人用浅显直白的语言交代了四对夫妇的纯朴爱情，提倡相敬如宾、安贫乐道的精神，希望杨氏能以她们为榜样，继承好传统。事例妥贴，用得自如，文字流畅，使诗人一片诚意表达得十分充分。诗文接着由典型转入现实生活，说明怎样过安贫的日子，衣食温饱即可，不要追求奢华生活，粗衣蔬食，勤俭持家。“君虽不读书，此事耳亦闻。至此干载后，传是何如人？”诗人一个设问，既是在问杨氏，也是在问自己。诗人在表达自己对妻子的真诚爱情态度的同时，也给妻子传递自己对待今后生活的理念：安贫乐道。“人生未死间，不能忘其身。”人活在世上，不能形同行尸走肉，要做一个“独善身”的人。这是诗人对爱妻的要求，也是对后人的谆谆教导。接下来六句，诗人进一步论述安贫乐道的观点：在人生的道路上，简单地追求“温饱”两个字。有蔬菜饭食就可以，不必追求什么美味佳肴；粗麻布衣暖和就行，无须追求绫罗绸缎。两个“何必”，一个先祖的贻训，一个自己是“贞苦士"，有道理，有事实，反复申诉了自己的恳求，在家常絮语中表达淡泊富贵名利的思想。最后，诗人又用杨氏的家祖事例进一步阐述，希望和妻子一道同甘共苦。“庶保贫与素，偕老同欣欣。”无论今后贫穷还是富有，愿与你白头到老，这是对全文的概括，也是作者的最高祝愿，是诗人真挚的情感誓言，使整个作品形成完整的形象。
全诗语言朴实，如叙家常，以古比今，从远到近，不厌其烦，苦口婆心，层次清晰又以一气贯注，似乎为妻子讲家训，虽然字里行间更多的是夫妻的伦理道德，是妇道，缺乏新婚燕尔的情感波涛和心灵震撼，同时却以言辞的恳切和坦率打动人心，自成风格，读来亲切感人，表现了诗人高尚情操。
诗人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童年家贫，游学四方。二十九岁进士及第，以后三十岁、三十五岁连中户部和尚书省两次特科考试。直到元和二年（807年）春，三十六岁的诗人才与杨虞卿的从妹杨氏结婚，此诗就是新婚后不久诗人写给妻子杨氏的。
清川永路何极？落日孤舟解携。
鸟向平芜远近，人随流水东西。
白云千里万里，明月前溪后溪。
惆怅长沙谪去，江潭芳草萋萋。
时蜀民稀少，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堕止朱提；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日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陴。……望帝积百余岁，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陴，遂活，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灵为相。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
鳖灵治水去后，望帝与其妻通，惭愧，自以德薄，不如鳖灵，乃委国授之而去，如尧之禅舜。鳖灵即位，号曰开明帝：帝生卢保，亦号开明。望帝去时，子鸣，故蜀人悲子鸣而思望帝。望帝，杜宇也。
素肌应怯余寒，艳阳占立青芜地。樊川照日，灵关遮路，残红敛避。传火楼台，妒花风雨，长门深闭。亚帘栊半湿，一枝在手，偏勾引、黄昏泪。
别有风前月底。布繁英，满园歌吹。朱铅退尽，潘妃却酒，昭君乍起。雪浪翻空，粉裳缟夜，不成春意。恨玉容不见，琼英谩好，与何人比？
或问谏议大夫阳城于愈，可以为有道之士乎哉？学广而闻多，不求闻于人也。行古人之道，居于晋之鄙。晋之鄙人，熏其德而善良者几千人。大臣闻而荐之，天子以为谏议大夫。人皆以为华，阳子不色喜。居于位五年矣，视其德，如在野，彼岂以富贵移易其心哉？
愈应之曰：是《易》所谓恒其德贞，而夫子凶者也。恶得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蛊》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则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时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蛊》之“上九”，居无用之地，而致匪躬之节；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则冒进之患生，旷官之刺兴。志不可则，而尤不终无也。今阳子在位，不为不久矣；闻天下之得失，不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为不加矣。而未尝一言及于政。视政之得失，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问其官，则曰谏议也；问其禄，则曰下大夫之秩秩也；问其政，则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闻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今阳子以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与不得其言而不去，无一可者也。阳子将为禄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为贫，而有时乎为贫。”谓禄仕者也。宜乎辞尊而居卑，辞富而居贫，若抱关击柝者可也。盖孔子尝为委吏矣，尝为乘田矣，亦不敢旷其职，必曰“会计当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阳子之秩禄，不为卑且贫，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
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阳子恶讪上者，恶为人臣招其君之过而以为名者。故虽谏且议，使人不得而知焉。《书》曰：“尔有嘉谟嘉猷，则人告尔后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斯谟斯猷，惟我后之德”若阳子之用心，亦若此者。
愈应之曰：若阳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谓惑者矣。入则谏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夫阳子，本以布衣隐于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谊，擢在此位，官以谏为名，诚宜有以奉其职，使四方后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鲠之臣，天子有不僭赏、从谏如流之美。庶岩穴之士，闻而慕之，束带结发，愿进于阙下，而伸其辞说，致吾君于尧舜，熙鸿号于无穷也。若《书》所谓，则大臣宰相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且阳子之心，将使君人者恶闻其过乎？是启之也。
或曰：阳子之不求闻而人闻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变，何子过之深也？
愈曰：自古圣人贤士，皆非有求于闻用也。闵其时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后已。故禹过家门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圣一贤者，岂不知自安佚之为乐哉诚？畏天命而悲人穷也。夫天授人以贤圣才能，岂使自有余而已，诚欲以补其不足者也。耳目之于身也，耳司闻而目司见，听其是非，视其险易，然后身得安焉。圣贤者，时人之耳目也；时人者，圣贤之身也。且阳子之不贤，则将役于贤以奉其上矣；若果贤，则固畏天命而闵人穷也。恶得以自暇逸乎哉？
或曰：吾闻君子不欲加诸人，而恶讦以为直者。若吾子之论，直则直矣，无乃伤于德而费于辞乎？好尽言以招人过，国武子之所以见杀于齐也，吾子其亦闻乎？
愈曰：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人也。且国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尽言于乱国，是以见杀。《传》曰：“惟善人能受尽言。”谓其闻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阳子可以为有道之士也。”今虽不能及已，阳子将不得为善人乎哉？
谁将玉笛弄中秋？黄鹤归来识旧游。
汉树有情横北渚，蜀江无语抱南楼。
烛天灯火三更市，摇月旌旗万里舟。
却笑鲈乡垂钓手，武昌鱼好便淹留。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今属山西），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生于河南新郑，唐代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
白居易少年时经历藩镇战乱，立志苦读。唐贞元十六年（800年），进士及第。802年，与元稹同时考中“书判拔萃科”，授秘书省校书郎。后又罢校书郎试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及第，授盩庢（今西安周至县）县尉。历任进士考官、集贤校理，授翰林学士等职，在任期间，除草拟诏书外，经常上书论事，积极参政，直陈时弊。815年，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上表主张严缉凶手，被认为是越职言事，遭诽谤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822年，出为杭州刺史，后又做过短期的苏州刺史。827年，拜秘书监，次年转刑部侍郎。晚期的白居易在洛阳度过了生命的最后阶段，于846年8月去世，赠尚书右仆射。
白居易是唐代最高产的诗人之一，其诗歌题材广泛，语言平易通俗，富有情味，现存有3000首。代表作《琵琶行》《长恨歌》等经典作品得到了广泛传播和流传，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白居易在政治领域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任职期间，表现出了卓越才干和良好的治国思想，为唐朝政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同时，白居易在文学上从理论和创作实践中倡导了新乐府运动，强调了诗歌的“美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