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之所以有韬晦者,防乎盗也。故人亦然。夫盗亦人也,冠屦焉,衣服焉。其所以异者,退逊之心、正廉之节,不常其性耳。视玉帛而取之者,则曰牵于寒饿;视家国而取之者,则曰救彼涂炭。牵于寒饿者,无得而言矣。救彼涂炭者,则宜以百姓心为心。而西刘则曰:“居宜如是”,楚籍则曰“可取而代”。意彼未必无退逊之心、正廉之节,盖以视其靡曼骄崇,然后生其谋耳。为英雄者犹若是,况常人乎?是以峻宇逸游,不为人所窥者,鲜也。
物品之所以有隐藏不露的,是为了防备盗贼。所以人也是一样。
盗贼也是人,同样要戴帽穿靴,同样要穿着衣服。他们与常人有所不同的,是安分忍让的心与正直不贪的品格,这种美好的本性不能长久保持不变罢了。
看见财宝就要窃取的,说我这是出于寒冷饥饿;看见国家就要窃取的,说我这是拯救百姓的困苦。出于寒冷饥饿原因的人,不用去多说;拯救百姓困苦的人,应该以百姓的心为心。但是汉高祖刘邦却说:“我的住室应该像秦始皇这样。”楚霸王项羽也说:“秦始皇可以取而代之。”想来他们并不是没有安分忍让的心与正直不贪的品格,可能是因为看到了秦皇的奢华尊贵,然后产生了取而居之与取而代之的想法。像他们这样的英雄尚且如此,何况普通的人呢?因此说高大的宫室与放纵的游乐,却不被人们所羡慕觊觎,那是太少了。
这篇文章出自罗隐自编的杂文集《谗书》,全书共五卷六十篇文章(缺二篇),编次于867年(唐懿宗咸通八年),这年罗隐三十四岁。据他的自序,书名《谗书》,乃是“自谗”(自我毁谤)的意思。又说他著书的原因和目的,在于“无其位则著私书而疏善恶,斯所以警当世而诫将来也”。可见他名为“自谗”,实际则是“警世”。全书思想敏锐,笔锋凌厉。
在罗隐看来,抢财物的是强盗,取国家的也是强盗。他举汉高祖刘邦与楚霸王项羽为例,他们夺取天下的本心,不过是羡慕觊觎秦始皇的“靡曼骄崇”,一个是想住进他的宫殿,一个是想坐上他的宝座,如此而已。这种对于封建帝王起事创业的揭发,是大胆而辛辣的,在当时更是针对性很强的。晚唐藩镇割据,群雄蜂起,个个都想取唐朝天下而代之,这些人有许多本来就是“群盗”出身。因此,如果说罗隐这篇文章,揭发的就是当时这批窃国大盗,也是可以的。
贺六浑来,主三军队,壶关王气曾分。人说当年。离宫筑向云根。烧烟一片氤氲,想香姜古瓦犹存。琵琶何处?听残剌勒,销尽英魂。
霜应自去,青雀空飞,画楼十二,冰井无痕。春风袅娜,依然芳草罗裙。驱马斜阳,到鸣钟佛火黄昏。伴残僧千山万山,凉月松门。
绿水接柴门,有如桃花源。
忘忧或假草,满院罗丛萱。
暝色湖上来,微雨飞南轩。
故人宿茅宇,夕鸟栖杨园。
还惜诗酒别,深为江海言。
明朝广陵道,独忆此倾樽。
雪霏霏,风凛凛,玉郎何处狂饮?醉时想得纵风流,罗帐香帷鸳寝。
春朝秋夜思君甚,愁见绣屏孤枕。少年何事负初心?泪滴缕金双衽。
翠微山者,有籍于朝,有闻于朝,忽然慕小,感慨慕高,隐者之所居也。
山高可六七里,近京之山,此为高矣。不绝高,不敢绝高,以俯临京师也。不居正北,居西北,为伞盖,不为枕障也。出阜城门三十五里,不敢远京师也。
僧寺八九架其上,构其半,胪其趾,不使人无攀跻之阶,无喘息之憩;不孤巉,近人情也。
与香山静宜园,相络相互,不触不背,不以不列于三山为怼也。与西山亦离亦合,不欲为主峰,又耻附西山也。
草木有江东之玉兰,有苹婆,有巨松柏,杂华靡靡芬腴。石皆黝润,亦有文采也。名之曰翠微,亦典雅,亦谐于俗,不以僻俭名其平生也。
最高处曰宝珠洞,山趾曰三山庵。三山何有?有三巨石离立也。山之盩有泉,曰龙泉,澄澄然渟其间,其甃之也中矩。泉之上有四松焉,松之皮白,皆百尺。松之下,泉之上,为僧庐焉,名之曰龙泉寺。名与京师宣武城南之寺同,不避同也。
寺有藏经一分,礼经以礼文佛,不则野矣。寺外有刻石者,其言清和,康熙朝文士之言也。寺八九,何以特言龙泉?龙泉[辶只] 焉。余皆显露,无龙泉,则不得为隐矣。
余极不忘龙泉也。不忘龙泉,尤不忘松。昔者余游苏州之邓尉山,有四松焉,形偃神飞,白昼若雷雨;四松之蔽可千亩。平生至是,见八松矣。邓尉之松放,翠微之松肃;邓尉之松古之逸,翠微之松古之直;邓尉之松,殆不知天地为何物;翠微之松,天地间不可无是松者也。
取之以仁义,守之以仁义者,周也。取之以诈力,守之以诈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汉也。仁义诈力杂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
曹操因衰乘危,得逞其奸,孔明耻之,欲信大义于天下。当此时,曹公威震四海,东据许、衮,南牧荆、豫,孔明之恃以胜之者,独以其区区之忠信,有以激天下之心耳。夫天下廉隅节概慷慨死义之士,固非心服曹氏也, 特以威劫而强臣之,闻孔明之风,宜其千里之外有响应者,如此则虽无措足之地而天下固为之用矣。且夫杀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为,而后天下忠臣义士乐为之死。刘表之丧,先主在荆州,孔明欲袭杀其孤,先主不忍也。其后刘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数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夺之国。此其与曹操异者几希矣。曹、刘之不敌,天下之所知也。言兵不若曹操之多,言地不若曹操之广,言战不若曹操之能,而有以一胜之者,区区之忠信也。孔明迁刘璋,既已失天下义士之望,乃始治兵振旅,为仁义之师,东向长驱,而欲天下响应,盖亦难矣。
曹操既死,子丕代立,当此之时,可以计破也。何者?操之临终,召丕而属之植,未尝不以谭、尚为戒也。而丕与植,终于相残如此。此其父子兄弟且为寇仇,而况能以得天下英雄之心哉!此有可间之势,不过捐数十万金,使其大臣骨肉内自相残,然后举兵而伐之,此高祖所以灭项籍也。孔明既不能全其信义以服天下之心,又不能奋其智谋,以绝曹氏之手足,宜其屡战而屡却哉!故夫敌有可间之势,而不间者,汤、武行之为大义,非汤、武而行之为失机。此仁人君子大患也。
吕温以为孔明承桓、灵之后,不可强民以思汉,欲其播告天下之民,且曰:“曹氏利汝吾事之,害汝吾诛之。”不知蜀之与魏,果有以大过之乎!苟无以大过之,而又决不能事魏,则天下安肯以空言竦动哉?呜呼!此书生之论,可言而不可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