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之所以有韬晦者,防乎盗也。故人亦然。夫盗亦人也,冠屦焉,衣服焉。其所以异者,退逊之心、正廉之节,不常其性耳。视玉帛而取之者,则曰牵于寒饿;视家国而取之者,则曰救彼涂炭。牵于寒饿者,无得而言矣。救彼涂炭者,则宜以百姓心为心。而西刘则曰:“居宜如是”,楚籍则曰“可取而代”。意彼未必无退逊之心、正廉之节,盖以视其靡曼骄崇,然后生其谋耳。为英雄者犹若是,况常人乎?是以峻宇逸游,不为人所窥者,鲜也。
物品之所以有隐藏不露的,是为了防备盗贼。所以人也是一样。
盗贼也是人,同样要戴帽穿靴,同样要穿着衣服。他们与常人有所不同的,是安分忍让的心与正直不贪的品格,这种美好的本性不能长久保持不变罢了。
看见财宝就要窃取的,说我这是出于寒冷饥饿;看见国家就要窃取的,说我这是拯救百姓的困苦。出于寒冷饥饿原因的人,不用去多说;拯救百姓困苦的人,应该以百姓的心为心。但是汉高祖刘邦却说:“我的住室应该像秦始皇这样。”楚霸王项羽也说:“秦始皇可以取而代之。”想来他们并不是没有安分忍让的心与正直不贪的品格,可能是因为看到了秦皇的奢华尊贵,然后产生了取而居之与取而代之的想法。像他们这样的英雄尚且如此,何况普通的人呢?因此说高大的宫室与放纵的游乐,却不被人们所羡慕觊觎,那是太少了。
这篇文章出自罗隐自编的杂文集《谗书》,全书共五卷六十篇文章(缺二篇),编次于867年(唐懿宗咸通八年),这年罗隐三十四岁。据他的自序,书名《谗书》,乃是“自谗”(自我毁谤)的意思。又说他著书的原因和目的,在于“无其位则著私书而疏善恶,斯所以警当世而诫将来也”。可见他名为“自谗”,实际则是“警世”。全书思想敏锐,笔锋凌厉。
在罗隐看来,抢财物的是强盗,取国家的也是强盗。他举汉高祖刘邦与楚霸王项羽为例,他们夺取天下的本心,不过是羡慕觊觎秦始皇的“靡曼骄崇”,一个是想住进他的宫殿,一个是想坐上他的宝座,如此而已。这种对于封建帝王起事创业的揭发,是大胆而辛辣的,在当时更是针对性很强的。晚唐藩镇割据,群雄蜂起,个个都想取唐朝天下而代之,这些人有许多本来就是“群盗”出身。因此,如果说罗隐这篇文章,揭发的就是当时这批窃国大盗,也是可以的。

此心曾与木兰舟,直到天南潮水头。
隔岭篇章来华岳,出关书信过泷流。
峰悬驿路残云断,海浸城根老树秋。
一夕瘴烟风卷尽,月明初上浪西楼。
寒雀满疏篱,争抱寒柯看玉蕤。忽见客来花下坐,惊飞,踏散芳英落酒卮。
痛饮又能诗。坐客无毡醉不知。花谢酒阑春到也,离离,一点微酸已着枝。
史称华佗以恃能厌事,为曹公所怒。荀文若请曰:“佗术实工,人命系焉,宜议能以宥。”曹公曰:“忧天下无此鼠辈邪!” 遂考竟佗。至仓舒病且死,见医不能生,始有悔之之叹。嗟乎!以操之明略见几,然犹轻杀材能如是。文若之智力地望,以的然之理攻之,然犹不能返其恚。执柄者之恚,真可畏诸,亦可慎诸。
原夫史氏之书于册也,是使后之人宽能者之刑,纳贤者之谕,而惩暴者之轻杀。故自恃能至有悔,悉书焉。后之惑者,复用是为口实。悲哉!夫贤能不能无过,苟置于理矣,或必有宽之之请。彼壬人皆曰:“忧天下无材邪!”曾不知悔之日,方痛材之不可多也。或必有惜之之叹。彼壬人皆曰:“譬彼死矣,将若何?”曾不知悔之日,方痛生之不可再也。可不谓大哀乎?
夫以佗之不宜杀,昭昭然不可言也。独病夫史书之义,是将推此而广耳。吾观自曹魏以来,执死生之柄者,用一恚而杀材能众矣。又焉用书佗之事为?呜呼!前事之不忘,期有劝且惩也。而暴者复借口以快意。孙权则曰:“曹孟德杀孔文举矣,孤于虞翻何如?”而孔融亦以应泰山杀孝廉自譬。仲谋近霸者,文举有高名,犹以可惩为故事,矧他人哉?
三山雨中游西湖有怀赵丞相经始
翠浪吞平野。挽天河谁来照影,卧龙山下。烟雨偏宜晴更好,约略西施未嫁。待细把江山图画。千顷光中堆滟滪,似扁舟欲下瞿塘马。中有句,浩难写。
诗人例入西湖社。记风流重来手种,绿阴成也。陌上游人夸故国,十里水晶台榭。更复道横空清夜。粉黛中洲歌妙曲,问当年鱼鸟无存者。堂上燕,又长夏。
酒冷灯青夜不眠。寸肠千万缕,两相牵。鸳鸯秋雨半池莲。分飞苦,红泪晓风前。
天远雁翩翩。雁来人北去,远如天。安排心事待明年。无情月,看待几时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