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相与号呼者，贵之则曰“公”，贤之则曰“君”，自其下则尔汝之。虽公卿之贵，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则进而君公，退而尔汝者多矣。独王子猷谓竹君，天下从而君之无异辞。今与可又能以墨象君之形容，作堂以居君，而属余为文，以颂君德，则与可之于君，信厚矣。
与可之为人也，端静而文，明哲而忠，士之修洁博习，朝夕磨治洗濯，以求交于与可者，非一人也。而独厚君如此。君又疏简抗劲，无声色臭味可以娱悦人之耳目鼻口，则与可之厚君也，其必有以贤君矣。世之能寒燠人者，其气焰亦未至若霜雪风雨之切于肌肤也，而士鲜不以为欣戚丧其所守。自植物而言之，四时之变亦大矣，而君独不顾。虽微与可，天下其孰不贤之。然与可独能得君之深，而知君之所以贤。雍容谈笑，挥洒奋迅而尽君之德，稚壮枯老之容，披折偃仰之势。风雪凌厉，以观其操；崖石荦确，以致其节。得志，遂茂而不骄；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群居不倚，独立不惧。与可之于君，可谓得其情而尽其性矣。
余虽不足以知君，愿从与可求君之昆弟子孙族属朋友之象，而藏于吾室，以为君之别馆云。
大凡人们之间的称呼，地位尊贵的就称他为公，品行贤德的就称他为君，再往下的人就称为尔、汝了。有些公卿尽管地位尊贵，但天下人对他们只是表面敬畏而已，心里并不敬佩，因此当面称他们为君为公，背地里称他们为尔为汝的大有人在。只有王子猷称竹为君，天下人都跟着称为君而没有异议。如今文与可又能用墨来画出竹君的形态，建造堂室来安置此君，又请我写文章来歌颂竹君的品德，看得出文与可对于竹君，是何等偏爱了。
文与可的为人，端庄雅静举止斯文，聪明正直信实忠厚，士子们提高修养，增加学识，时时刻刻磨砺自己，以求得与文与可相交往的，绝非少数。而他只对竹君格外钟意。竹君疏放刚劲，没有特别的声色和气味能使人的耳目鼻口感觉愉快。那么与可之所以厚待竹君，一定是认为竹君有异乎寻常的高洁品德。世间的寒冷和温暖，它的冷暖之气未必都像雪霜风雨那样直接触到人的肌肤，而士人却很少有不为此欢喜忧愁的。就植物的角度来说，它们经受四季气温变化的幅度也非常大，而竹君却毫不惧怕。即使不是文与可，天下谁不敬重它的志节的呢？然而只有文与可了解竹君最为深刻，最能了解竹君的品德。在雍容谈笑之间挥笔作画，迅速地把竹君稚嫩、成熟、枯老的形态，以及披伏、弯折、挺立的姿势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用风雪凌厉来表现它的操守，用崖石的高耸来表现它的志节。气候环境适宜时，就长得茂盛而不骄横；气候环境恶劣时，虽然瘠瘦却不凋敝。丛生时互不倚靠，独立时也无惧色。文与可对于竹君，真可以说是非常了解它的性情而又能十分生动地表现它的特征。
我对竹君的了解虽然不那么详尽，但也希望跟从与可学学画竹，权充做与可所画竹君的昆弟子孙族属朋友，把它们收藏在我的居室，做为竹君的别馆。
“墨君堂”是一块清幽之地，也是一方精神的净土，主人是一位品行高洁的雅士。因而，文同选择朋友加兄弟的苏轼、一个了解他并同他一样爱竹的人来写这篇记文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读这篇散文，我们会被作者对竹的挚爱与对文同人格的喜爱所打动。没有对于竹与人的深知与钟爱，文章的感情不会如此之真；没有对竹的观察与了解，描写不会如此之切；没有深切的人生感悟，议论不会如此之深；没有高超的写作手法，蕴涵不会如此之丰。
中国古代爱竹者多矣，苏轼便是其中的一位。林语堂《苏东坡传》中说，苏轼早年随同父亲苏洵出三峡赴京途中，老船夫指着巫山神女峰上的那片翠竹告诉他：那是一种特殊的竹子，软枝垂地，仿佛永远祭拜着巫山神女，又像神女的侍仆，风吹枝摇，不停地将神女庙前的石凳打扫得干干净净，苏东坡听了十分感慨。后来他离川后，每移居一处，总要择竹为邻。他的名言是：“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
中国古代爱竹者多矣，苏轼便是其中的一位。他每移居一处，总要择竹为邻。他的名言是：“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读这篇散文，我们会被作者对竹的挚爱与对文同人格的喜爱所打动。
这篇文章和苏轼的其他散文一样，没有对所写对象的大段铺写，而是通过王子猷的故事来侧面烘托竹，通过用“疏简抗劲”等语句来点画竹，通过对文同画竹技法的描写来表现竹，通过“得志，遂茂而不骄；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群居不倚，独立不惧”等警句来赞美竹。人爱竹，竹化人。竹，形象丰满；人，品行高洁。人成为竹的同类与朋友，竹成为表现人格的衬托和底色。文章名为写竹，实是写人，人竹一体，相得益彰。
翠竹青青，柔美风雅。竹的高洁、竹的挺拔、竹的虚怀、竹的节操是古代士大夫所追求的精神境界，他们以竹自许、与竹为友，赋诗作画，演绎了中国奇特的竹文化。人们从竹的傲雪凌霜、飘逸俊雅的品性中看到了自己的品性，并且用竹的品性来约束自己的品行。
苏轼笔下的竹，已不是纯粹的自然界的竹，而是高洁精神的象征，是高尚人格的化身。
愈少时则闻江南多临观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瑰伟绝特之称；及得三王所为序、赋、记等，壮其文辞，益欲往一观而读之，以忘吾忧；系官于朝，愿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阳，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过南昌而观所谓滕王阁者。其冬，以天子进大号，加恩区内，移刺袁州。袁于南昌为属邑，私喜幸自语，以为当得躬诣大府，受约束于下执事，及其无事且还，傥得一至其处，窃寄目偿所愿焉。至州之七月，诏以中书舍人太原王公为御史中丞，观察江南西道；洪、江、饶、虔、吉、信、抚、袁悉属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愿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罢行之。大者驿闻，小者立变，春生秋杀，阳开阴闭。令修于庭户数日之间，而人自得于湖山千里之外。吾虽欲出意见，论利害，听命于幕下，而吾州乃无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舍己所事以勤馆人？则滕王阁又无因而至焉矣！
其岁九月，人吏浃和，公与监军使燕于此阁，文武宾士皆与在席。酒半，合辞言曰：“此屋不修，且坏。前公为从事此邦，适理新之，公所为文，实书在壁；今三十年而公来为邦伯，适及期月，公又来燕于此，公乌得无情哉？”公应曰：“诺。”于是栋楹梁桷板槛之腐黑挠折者，盖瓦级砖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鲜者，治之则已；无侈前人，无废后观。
工既讫功，公以众饮，而以书命愈曰：“子其为我记之！”愈既以未得造观为叹，窃喜载名其上，词列三王之次，有荣耀焉；乃不辞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乐，虽老矣，如获从公游，尚能为公赋之。
元和十五年十月某日，袁州刺史韩愈记。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
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
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
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
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
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
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
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
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
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
轿儿排了，担儿装了，杜宇一声催起。从今一步一回头，怎睚得、一千馀里。
旧时行处，旧时歌处，空有燕泥香坠。莫嫌白发不思量，也须有、思量去里。
鸳鸯帐里暖芙蓉，低泣关山几万重。
明镜半边钗一股，此生何处不相逢。
特进群公表，天人夙德升。
霜蹄千里骏，风翮九霄鹏。
服礼求毫发，推思忘寝兴。
圣情常有眷，朝退若无凭。
仙醴来浮蚁，奇毛或赐鹰。
清关尘不杂，中使日相乘。
晚节嬉游简，平居孝义称。
自多亲棣萼，谁敢问山陵？
学业醇儒富，词华哲匠能。
笔飞鸾耸立，章罢凤鶱腾。
精理通谈笑，忘形向友朋。
寸长堪缱绻，一诺岂骄矜？
已忝归曹植，何知对李膺。
招要恩屡至，崇重力难胜。
披雾初欢夕，高秋爽气澄。
樽罍临极浦，凫雁宿张灯。
花月穷游宴，炎天避郁蒸。
砚寒金井水，檐动玉壶冰。
瓢饮唯三径，岩栖在百层。
谬持蠡测海，况邑酒如渑。
鸿宝宁全秘，丹梯庶可凌。
淮王门有客，终不愧孙登。
苏轼（1037年—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坡仙。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与父苏洵、弟苏辙三人并称“三苏”。
嘉祐二年（1057年），参加殿试中乙科，赐进士及第（一说赐进士出身）。嘉祐六年（1061年），参加制科考试，授大理评事、佥书凤翔府判官。宋神宗时，曾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出任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等职，外放治理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随着新党执政，又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赦北还，病逝于常州。南宋时期，追赠太师，谥号“文忠”。
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其文著述宏富，纵横恣肆，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善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合称“宋四家”；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寒食帖》《潇湘竹石图》《枯木怪石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