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少好读司马子长书，见其感慨激烈、愤郁不平之气，勃勃不能自抑。以为君子之处世，轻重之衡，常在于我，决不当以一时之所遭，而身与之迁徙上下。设不幸而处其穷，则所以平其心志、怡其性情者，亦必有其道。何至如闾巷小夫，一不快志，悲怨憔悴之意动于眉眦之间哉？盖孔子亟美颜渊，而责子路之愠见，古之难其人久矣。
已而观陶子之集，则其平淡冲和，潇洒脱落，悠然势分之外，非独不困于穷，而直以穷为娱。百世之下，讽咏其词，融融然尘查俗垢与之俱化。信乎古之善处穷者也。推陶子之道，可以进于孔氏之门。而世之论者，徒以元熙易代之间，谓为大节，而不究其安命乐天之实。夫穷苦迫于外，饥寒憯于肤，而性情不挠，则于晋、宋间，真如蚍蜉聚散耳。昔虞伯生慕陶，而并诸邵子之间。予不敢望于邵而独喜陶也，予又今之穷者，扁其室曰陶庵云。
我年轻的时候喜欢阅读司马迁的《史记》，看见文章的内容情感愤激、充满了愤恨抑郁不平之气，这种情感十分激烈，抑制不住。我认为君子处在这个世上，权衡事物的标准、尺度，始终在于自己的个人情感，决不应该因为一时的遭遇，或自己处境的变化而改变。假设不幸处于困窘的处境，那么利用这种处境使自己的心态平和，性情得到愉悦的人，一定有他自己的方法。哪里会像那些道德修养不高的普通百姓，一旦外界的环境不符合他的心意，悲伤哀怨憔悴的神情就会表现在眉目之间呢？孔子多次赞美颜渊，责备子路的恼怒，从中可以看到古人能做到平其心志、怡其性情也是很困难的。
不久前我看了陶潜的文集，文章中表现出淡泊平和，潇洒自然，悠然自在地处在权势地位之外，不只是不被贫穷所困扰，而简直是把贫穷当作一种快乐。百代以后的人，诵读他的文章，自己心中的世俗污秽的念头就全都消失了。确实啊，陶渊明是古代善于处穷不变的人啊。推想学习陶渊明处穷不变的方法，就可以做孔子的学生了。可是时下评论陶渊明的人，只看到他在东晋末年的行为，赞赏他的大节，而不谈他乐于接受命运的安排的事实。陶渊明他外有穷困的逼迫，内有饥寒的痛苦，但是他的性情没有受到干扰，对于晋、宋朝代的改变，在陶渊明看来就像蚍蜉聚散一样，与自己无关。从前虞伯生仰慕陶渊明，把他与邵雍相提并论。我不敢望邵雍之项背，只喜欢陶渊明，我如今又身处困窘，所以把自己的居室命名为陶庵。
门隔花深梦旧游，夕阳无语燕归愁。玉纤香动小帘钩。
落絮无声春堕泪，行云有影月含羞。东风临夜冷于秋。
玄武湖中玉漏催，鸡鸣埭口绣襦回。
谁言琼树朝朝见，不及金莲步步来。
敌国军营漂木杮，前朝神庙锁烟煤。
满宫学士皆颜色，江令当年只费才。
余为董文恪公作行状，尽览其奏议。其任安徽巡抚，奏准棚民开山事甚力。大旨言：与棚民相告讦者，皆溺于龙脉风水之说，至有以数百亩之山，保一棺之土；弃典礼，荒地利，不可施行。而棚民能攻苦茹淡于丛山峻岭、人迹不可通之地，开种旱谷，以佐稻粱。人无闲民，地无遗利，于策至便，不可禁止，以启事端。余览其说而是之。
及余来宣城，问诸乡人。皆言：未开之山，土坚石固，草树茂密，腐叶积数年，可二三寸。每天雨，从树至叶，从叶至土石，历石罅滴沥成泉。其下水也缓，又水下而土不随其下。水缓，故低田受之不为灾；而半月不雨，高田犹受其浸溉。今以斤斧童其山，而以锄犁疏其土，一雨未毕，沙石随下，奔流注壑涧中，皆填污不可贮水，毕至洼田中乃止。及洼田竭，而山田之水无继者。是为开不毛之土，而病有谷之田；利无税之佣，而瘠有税之户也。余亦闻其说而是之。
嗟夫！利害之不能两全也久矣。由前之说，可以息事；由后之说，可以保利。若无失其利，而又不至如董公之所忧，则吾盖未得其术也。故记之以俟夫习民事者。
闲窗漏永，月冷霜花堕。悄悄下帘幕，残灯火。再三追往事，离魂乱、愁肠锁。无语沉吟坐。好天好景，未省展眉则个。
从前早是多成破。何况经岁月，相抛嚲。假使重相见，还得似、旧时么。悔恨无计那。迢迢良夜。自家只恁摧挫。
昔予游庐山，见隐者焉。为予言性命之理曰：“性犹日也，身犹月也。”予疑而诘之，则曰：“人始有性而已，性之所寓为身天始有日而已，日之所寓为月。日出于东，方其出也，万物咸赖焉：有目者以视，有手者以执，有足者以履。至于山石草木，亦非日不遂。及其入也，天下黯然，无物不废。然日则未始有变也。惟其所寓，则有盈阙，一盈一阙者月也。惟性亦然，出生入死，出而生者未尝增也，入而死者未尝耗也，性一而已。惟其所寓，则有死生，一生一死者身也。虽有生死，然而死此生彼，未尝息也。身与月皆然。古之治术者知之，故日出于卯谓之命，月之所在谓之身。日入地中，虽未尝变，而不为世用复出于东，然后物无不睹，非命而何？月不自明，由日以为明。以日之远近为月之盈阙，非身而何？此术也，而合于道。世之治术者知其说不知其所以说也。”
予异其言，而志之久矣。筑室于斯，辟其东南为小轩，轩之前廓然无障，几与天际。每月之望，开户以须月之至。月入吾轩，则吾坐于轩上，与之徘徊而不去。一夕，举酒延客，道隐者之语，客漫不喻，曰“吾尝治术矣，初不闻是说也。”予为之反复其理，客徐悟曰：“唯唯。”因志其言于壁。
归有光（1507年1月6日－1571年2月7日），字熙甫、开甫，号震川，又号项脊生。苏州府昆山县（今江苏省昆山市）宣化里人。中国明朝中期散文家、官员。
嘉靖十九年（1540年），归有光中举人，次年会试落第南归，遂徙居嘉定安亭江上，读书谈道二十余年，生徒常达数百人，海内称“震川先生”。后又七赴春闱，皆不第。他关心家乡水利，曾考察三江古迹，著书《三吴水利录》。后来，海瑞巡抚应天十府，兴修水利，主持疏通吴淞江时，采用了归有光的许多建议。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倭寇作乱，归有光入城筹备守御，作《御倭议》。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年近六十岁的归有光得中进士，授长兴知县。任内重视教化，治政廉明，因得罪上司被迁为顺德府通判。隆庆四年（1570年），经大学士高拱、赵贞吉举荐，任南京太仆寺丞，后留掌内阁制敕房，参与编修《世宗实录》。人称“归太仆”。隆庆五年（1571年），归有光病逝，享年六十六岁。
归有光崇尚唐宋古文，以老儒身份与当时的文坛盟主王世贞相抗，斥其为“庸妄巨子”。其文上承唐宋八大家，清人将其与王慎中、唐顺之、茅坤相提并论，近人则径称他们为“唐宋派”。所作散文朴素简洁，善于叙事，能以情动人，被称为“今之欧阳修”，后人称赞其散文为“明文第一”。又与唐顺之、王慎中并称为“嘉靖三大家”。亦能作诗。著有《震川先生集》《易图论》《尚书叙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