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少好读司马子长书，见其感慨激烈、愤郁不平之气，勃勃不能自抑。以为君子之处世，轻重之衡，常在于我，决不当以一时之所遭，而身与之迁徙上下。设不幸而处其穷，则所以平其心志、怡其性情者，亦必有其道。何至如闾巷小夫，一不快志，悲怨憔悴之意动于眉眦之间哉？盖孔子亟美颜渊，而责子路之愠见，古之难其人久矣。
已而观陶子之集，则其平淡冲和，潇洒脱落，悠然势分之外，非独不困于穷，而直以穷为娱。百世之下，讽咏其词，融融然尘查俗垢与之俱化。信乎古之善处穷者也。推陶子之道，可以进于孔氏之门。而世之论者，徒以元熙易代之间，谓为大节，而不究其安命乐天之实。夫穷苦迫于外，饥寒憯于肤，而性情不挠，则于晋、宋间，真如蚍蜉聚散耳。昔虞伯生慕陶，而并诸邵子之间。予不敢望于邵而独喜陶也，予又今之穷者，扁其室曰陶庵云。
我年轻的时候喜欢阅读司马迁的《史记》，看见文章的内容情感愤激、充满了愤恨抑郁不平之气，这种情感十分激烈，抑制不住。我认为君子处在这个世上，权衡事物的标准、尺度，始终在于自己的个人情感，决不应该因为一时的遭遇，或自己处境的变化而改变。假设不幸处于困窘的处境，那么利用这种处境使自己的心态平和，性情得到愉悦的人，一定有他自己的方法。哪里会像那些道德修养不高的普通百姓，一旦外界的环境不符合他的心意，悲伤哀怨憔悴的神情就会表现在眉目之间呢？孔子多次赞美颜渊，责备子路的恼怒，从中可以看到古人能做到平其心志、怡其性情也是很困难的。
不久前我看了陶潜的文集，文章中表现出淡泊平和，潇洒自然，悠然自在地处在权势地位之外，不只是不被贫穷所困扰，而简直是把贫穷当作一种快乐。百代以后的人，诵读他的文章，自己心中的世俗污秽的念头就全都消失了。确实啊，陶渊明是古代善于处穷不变的人啊。推想学习陶渊明处穷不变的方法，就可以做孔子的学生了。可是时下评论陶渊明的人，只看到他在东晋末年的行为，赞赏他的大节，而不谈他乐于接受命运的安排的事实。陶渊明他外有穷困的逼迫，内有饥寒的痛苦，但是他的性情没有受到干扰，对于晋、宋朝代的改变，在陶渊明看来就像蚍蜉聚散一样，与自己无关。从前虞伯生仰慕陶渊明，把他与邵雍相提并论。我不敢望邵雍之项背，只喜欢陶渊明，我如今又身处困窘，所以把自己的居室命名为陶庵。
天台生困暑，夜卧絺帷中，童子持翣飏于前，适甚，就睡。久之，童子亦睡，投翣倚床，其音如雷。生惊寤，以为风雨且至也，抱膝而坐。
俄而耳旁闻有飞鸣声，如歌如诉，如怨如慕，拂肱刺肉，扑股噆面，毛发尽竖，肌肉欲颤。两手交拍，掌湿如汗，引而嗅之，赤血腥然也。大愕，不知所为。蹴童子，呼曰：“吾为物所苦，亟起索烛照！”烛至，絺帷尽张，蚊数千皆集帷旁，见烛乱散，如蚁如蝇，利嘴饫腹，充赤圆红。生骂童子曰：“此非噆吾血者耶？皆尔不谨，褰帷而放之入！且彼异类也，防之苟至，乌能为人害？”童子拔蒿束之，置火于端，其烟勃郁，左麾右旋，绕床数匝，逐蚊出门。复于生曰：“可以寝矣，蚊已去矣！”
生乃拂席将寝，呼天而叹曰：“天胡产此微物而毒人乎？”童子闻之，哑尔笑曰：“子何待己之太厚，而尤天之太固也！夫覆载之间，二气絪缊，赋形受质，人物是分。大之为犀象，怪之为蛟龙，暴之为虎豹，驯之为麋鹿与庸狨，羽毛而为禽为兽，裸身而为人为虫，莫不皆有所养。虽巨细修短之不同，然寓形于其中，则一也。自我而观之，则人贵而物贱；自天地而观之，果孰贵而孰贱耶？今人乃自贵其贵，号为长雄；水陆之物，有生之类，莫不高罗而卑网，山贡而海供，蛙黾莫逃其命，鸿雁莫匿其踪。其食乎物者，可谓泰矣，而物独不可食于人耶？兹夕蚊一举喙，即号天而诉之；使物为人所食者，亦皆呼号告于天，则天之罚人，又当何如耶？且物之食于人，人之食于物，异类也，犹可言也。而蚊且犹畏谨恐惧，白昼不敢露其形，瞰人之不见，乘人之困怠，而后有求焉。今有同类者，啜粟而饮汤，同也；畜妻而育子，同也；衣冠仪貌，无不同者。白昼俨然乘其同类之间而陵之，吮其膏而盬其脑，使其饿踣于草野，离流于道路，呼天之声相接也，而且无恤之者。今子一为蚊所噆，而寝辄不安；闻同类之相噆，而若无闻。岂君子先人后身之道耶？”
天台生于是投枕于地，叩心太息，披衣出户，坐以终夕。
水声咽，中夜兰桡暗发。残春在，催暖送晴，九十韶光去偏急。垂杨手漫折，难结，轻帆一叶。离亭远，归路渐迷，千里沧波楚天阔。
除寒乍消歇。剩雾锁花魂，风砭诗骨。茫茫江草连云湿。怅绿树莺老，碧栏蜂瘦，空留樯燕似诉别，向人共愁绝。
重叠，浪堆雪。坐缥缈浮槎，烟外飞越。衔山一寸眉弯月，照枉渚疑镜，乱峰如发。扁舟独自，记旧梦，忍细说？
泰山之阳，汶水西流；其阴，济水东流。阳谷皆入汶，阴谷皆入济。当其南北分者，古长城也。最高日观峰，在长城南十五里。
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师乘风雪，历齐河、长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长城之限，至于泰安。是月丁未，与知府朱孝纯子颍由南麓登。四十五里，道皆砌石为磴，其级七千有余。
泰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绕泰安城下，郦道元所谓环水也。余始循以入，道少半，越中岭，复循西谷，遂至其巅。古时登山，循东谷入，道有天门。东谷者，古谓之天门溪水，余所不至也。今所经中岭及山巅，崖限当道者，世皆谓之天门云。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及既上，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徕如画，而半山居雾若带然。
戊申晦，五鼓，与子颍坐日观亭，待日出。大风扬积雪击面。亭东自足下皆云漫。稍见云中白若摴蒱数十立者，山也。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或曰，此东海也。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而皆若偻。
亭西有岱祠，又有碧霞元君祠；皇帝行宫在碧霞元君祠东。是日观道中石刻，自唐显庆以来，其远古刻尽漫失。僻不当道者，皆不及往。
山多石，少土；石苍黑色，多平方，少圜。少杂树，多松，生石罅，皆平顶。冰雪，无瀑水，无鸟兽音迹。至日观数里内无树，而雪与人膝齐。
桐城姚鼐记。
萋萋芳草小楼西，云压雁声低。两行疏柳，一丝残照，万点鸦栖。
春山碧树秋重绿，人在武陵溪。无情明月，有情归梦，同到幽闺。
署之东园，久茀不治。修至，始辟之，粪瘠溉枯，为蔬圃十数畦．又植花果桐竹凡百本。春阳既浮，萌者将动。园之守启日：“园有樗焉，其根壮而叶大。根壮则梗地脉，耗阳气，而新植者不得滋；叶大则阴翳蒙碍，而新植者不得畅以茂。又其材拳曲臃肿，疏轻而不坚，不足养，是宜伐。”因尽薪之。明日，圃之守又曰：“圃之南有杏焉，凡其根庇之广可六七尺，其下之地最壤腴，以杏故，特不得蔬，是亦宜薪。”修曰：“噫！今杏方春且华，将待其实，若独不能损数畦之广为杏地邪？”因勿伐。
既而悟且叹曰：“吁！庄周之说曰：樗、栎以不材终其天年，桂、漆以有用而见伤夭。今樗诚不材矣，然一旦悉翦弃；杏之体最坚密，美泽可用，反见存。岂才不才各遭其时之可否邪？”
他日客有过修者，仆夫曳薪过堂下，因指而语客以所疑。客曰：“是何怪邪？夫以无用处无用，庄周之贵也。以无用而贼有用，乌能免哉！彼杏之有华实也，以有生之具而庇其根，幸矣。若桂、漆之不能逃乎斤斧者，盖有利之者在死，势不得以生也，与乎杏实异矣。今樗之臃肿不材，而以壮大害物，其见伐，诚宜尔，与夫才者死、不才者生之说又异矣。凡物幸之与不幸，视其处之而已。”客既去，修然其言而记之。
归有光（1507年1月6日－1571年2月7日），字熙甫、开甫，号震川，又号项脊生。苏州府昆山县（今江苏省昆山市）宣化里人。中国明朝中期散文家、官员。
嘉靖十九年（1540年），归有光中举人，次年会试落第南归，遂徙居嘉定安亭江上，读书谈道二十余年，生徒常达数百人，海内称“震川先生”。后又七赴春闱，皆不第。他关心家乡水利，曾考察三江古迹，著书《三吴水利录》。后来，海瑞巡抚应天十府，兴修水利，主持疏通吴淞江时，采用了归有光的许多建议。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倭寇作乱，归有光入城筹备守御，作《御倭议》。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年近六十岁的归有光得中进士，授长兴知县。任内重视教化，治政廉明，因得罪上司被迁为顺德府通判。隆庆四年（1570年），经大学士高拱、赵贞吉举荐，任南京太仆寺丞，后留掌内阁制敕房，参与编修《世宗实录》。人称“归太仆”。隆庆五年（1571年），归有光病逝，享年六十六岁。
归有光崇尚唐宋古文，以老儒身份与当时的文坛盟主王世贞相抗，斥其为“庸妄巨子”。其文上承唐宋八大家，清人将其与王慎中、唐顺之、茅坤相提并论，近人则径称他们为“唐宋派”。所作散文朴素简洁，善于叙事，能以情动人，被称为“今之欧阳修”，后人称赞其散文为“明文第一”。又与唐顺之、王慎中并称为“嘉靖三大家”。亦能作诗。著有《震川先生集》《易图论》《尚书叙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