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西风兴,月冷霜华凝。
思君秋夜长,一夜魂九升。
二月东风来,草坼花心开。
思君春日迟,一夜肠九回。
妾住洛桥北,君住洛桥南。
十五即相识,今年二十三。
有如女萝草,生在松之侧。
蔓短枝苦高,萦回上不得。
人言人有愿,愿至天必成。
愿作远方兽,步步比肩行。
愿作深山木,枝枝连理生。
九月刮起了阵阵西风,月色阴冷霜花已凝成。
思念你更觉秋夜漫长,一夜里梦魂多次飞升。
二月里春风徐徐吹来,春草发芽春花儿开放。
思念你更觉春日迟迟,一天里几次回转愁肠。
我住在这洛桥的北面,你住在那洛桥的南边。
十五岁那年认识了你,可我今年已经二十三。
好像是那女萝草一样,它生长在松树的旁边。
蔓儿短又苦松树太高,盘旋往复够不到上面。
人们说人要有了心愿,心愿至诚老天必成全。
心甘情愿变作远方兽,寸步不离并肩走向前。
情愿变成深山的大树,异根而生却枝枝相连。
这首诗描写的是一位女子对所爱慕的人的相思之情。她从十五岁就认识并且爱上了一个男子,直到“今年二十三”还爱着他。如今这个男子不在她身边,但她却口口声声喊“君”,对他倾诉深情思念和愿作“比肩兽”“连理枝”的渴望。
“九月西风兴,月冷霜华凝。思君秋夜长,一夜魂九升”写的是秋夜相思之苦。西风、冷月、霜露这些词语所造成的意象有力衬托了相思之苦。“二月东风来,草坼花心开。思君春日迟,一夜肠九回”表明自秋至春相思之情不减,春、秋两季如此,夏、冬两季如何相思,也就不言可知了。《长恨歌》中的“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所说是春与秋,笔法正相同,都是表明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不管是温暖的春天花开之日,还是寒冷的霜风秋雨的月夜之时,梦魂萦绕辗转反侧,相思之情深切。诗人运用了以景写情、情景交融的手法。“九月西风兴”“二月东风来”,既是写时间、气候的变化,也是为写少女相思渲染气氛。“月冷霜花凝”“草坼花心开”,既是写景,又是烘托少女相思之心,其中有比喻的因素。以上八句,四句写秋夜的相思,四句写春日的相思,情韵缠绵,感人肺腑。
在描绘了相思之情的深远久长之后,主人公便以更明确的口吻作自我身世介绍:“妾住洛桥北,君住洛桥南。”这里洛桥难以指实,亦不必指实,只是表明这位女子与君住得不远。“十五即相识,今年二十三。”不仅住处相近,相识亦很早,已有八年之久,但是二人没有结合,至今还在苦苦相思。接下去的“有如女萝草,生在松之侧。蔓短枝苦高,萦回上不得”交代了原因,原来是门第身份差别太悬殊,就像松树下的女萝草,虽然有心攀援缠绕而上,但可惜“蔓短”而松树枝又很高,“萦回上不得”。以形象的比喻点出了二人不能结合的原因。
主人公没有就此罢休,仍然从秋夜到春日在长相思,而且还发出了充满一片痴情的祝愿:“人言人有愿,愿至天必成。”听人说人要是有一个美好愿望,只要这个愿望真诚至极,就会感动上天,上天就能成全,使之成功,所以她才长相思,并且发出“愿作远方兽,步步比肩行。愿作深山木,枝枝连理生”的美好心愿。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长恨歌》中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二者几乎雷同,不过是把“比翼鸟”换成“比肩兽”罢了。诗人以“步步比肩行”的“远方兽”及“枝枝连理生”的“深山木”为喻写女子的心愿,具体形象地写出了抽象的感情。
此诗以通俗畅达的语句描绘了长相思的女子形象,也表现了诗人对纯真爱情的追求与向往。诗中有不少数量词,如“一夜”“九”“十五”“二十三”等,大多两两相对,如“九月”对“二月”。这些数量词与其它词的巧妙搭配,使语言更加通俗,别具一格。前八句和后四句又用了隔对法。“九月”四句用蒸韵,与“二月”四句用灰韵,句句隔对,交错回环;后四句是隔句对,既是排句,又是比喻。这些手法的运用,使诗思丰富深刻,情感缠绵俳恻,情调凄婉哀怨,更能激荡读者的心灵。
《长相思》是乐府旧题,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将其列入《杂曲歌辞》。南朝至唐代诗人多用此题写男女或朋友久别相思之情,通常以“长相思”开头,通篇句式长短不一。白居易的这一首,则全用五言句式。此诗大约作于唐德宗贞元十六年(800年),从诗中所写恋情来看,可能与诗人早年的恋爱经历有关。建中三年(782年),因避家乡战乱,白居易举家迁至父亲白季庚任官所在地符离(今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在那里,他与比他小四岁的邻居女子湘灵青梅竹马,朝夕不离,后来二人坠入情网。贞元十四年(798年),白居易离开符离去往江南叔父处。贞元十六年(800年)初,白居易考中进士,回符离住了近十个月,而母亲则以门第不般配为由拒绝了他与湘灵的结婚要求。此诗即是在这种情形下创作的。

或有问于余曰:“诗何谓而作也?”余应之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
曰:“然则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馀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圣人在上,则其所感者无不正,而其言皆足以为教。其或感之之杂,而所发不能无可择者,则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劝惩之,是亦所以为教也。昔周盛时,上自郊庙朝廷,而下达于乡党闾巷,其言粹然无不出于正者。圣人固已协之声律,而用之乡人,用之邦国,以化天下。至于列国之诗,则天子巡狩,亦必陈而观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后,寖以陵夷,至于东迁,而遂废不讲矣。孔子生于其时,既不得位,无以行帝王劝惩黜陟之政,于是特举其籍而讨论之,去其重复,正其纷乱;而其善之不足以为法,恶之不足以为戒者,则亦刊而去之;以从简约,示久远,使夫学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师之,而恶者改焉。是以其政虽不足行于一时,而其教实被于万世,是则计之所以为者然也。”
曰:“然则国风、雅、颂之体,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闻之,凡诗之所闻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虽《周南》《召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发于言者,乐而不过于淫,哀而不及于伤,是以二篇独为风诗之正经。自《邶》而下,则其国之治乱不同,人之贤否亦异,其所感而发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齐,而所谓先王之风者,于此焉变矣。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词: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于雅之变者,亦皆一时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而圣人取之。其忠厚恻怛之心,陈善闭邪之意,犹非后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诗》之为经,所以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而无一理之不具也。”
曰:“然则其学之也,当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参之列国以尽其变,正之于雅以大其规,和之于颂以要其止,此学诗之大旨也。于是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情性隐约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
问者唯唯而退。余时方集《诗传》,固悉次是语以冠其篇云。
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书。
榴花五月眼边明,角簟流冰午梦清。江上扁舟停画桨,云间一笑濯尘缨。
主人杯酒流连意,倦客关河去住情。都付驿亭今日水,伴人东去到江城。
门前不改旧山河,破虏曾轻马伏波。
今日独经歌舞地,古槐疏冷夕阳多。
千峰万峰巴峡里,不信人间有平地。
渚宫回望水连天,却疑平地元无山。
山川相迎复相送,转头变灭都如梦。
归程万里今三千,几梦即到石湖边。
东壁图书府,西园翰墨林。
诵诗闻国政,讲易见天心。
位窃和羹重,恩叨醉酒深。
缓歌春兴曲,情竭为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