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之氓咸善游。一日,水暴甚,有五、六氓乘小船绝湘水。中济,船破,皆游。其一氓尽力而不能寻常。其侣曰:“汝善游最也,今何后为?”曰:“吾腰千钱,重,是以后。”曰:“何不去之?”不应,摇其首。有顷,益怠。已济者立岸上,呼且号曰:“汝愚之甚,蔽之甚,身且死,何以货为?”又摇其首。遂溺死。吾哀之。且若是,得不有大货之溺大氓者乎?于是作《哀溺》。
永州的百姓都善于游泳。一天,河水上涨的厉害,有五六个人乘着小船横渡湘江。渡到江中时,船破了,船上的人纷纷游水逃生。其中一个人尽力游泳但仍然游不了多远,他的同伴们说:“你最会游泳,现在为什么落在后面?”他说:“我腰上缠着很多钱,很重,所以落后了。”同伴们说:“为什么不丢掉它呢?”他不回答,摇摇他的头。一会儿,他更加疲乏了。已经游过河的人站在岸上,又呼又叫:“你愚蠢到了极点,蒙昧到了极点,自己快淹死了,还要钱财干什么呢?”他又摇摇他的头。于是就淹死了。
我对此感到十分悲哀。如果像这样,难道不会有大利淹死大人物的事情吗?于是写下了《哀溺》。
序文的主题在于“贬时弊与抒孤愤”。“哀溺”是哀叹溺水者的意思,"哀"的原因是作者哀叹那个至死还不能醒悟的溺水者,他对钱财的贪婪使他丧失了对生命的顾及,从而引起了作者"大利淹死大人物"的感想,进而表达了其对官场贪图名利者的担忧与讽刺!
一个人盲目崇拜或迷恋某样东西已到了成为一种精神寄托的时候,就会丧失理智,在生死关头分不清主次利弊,连性命也不顾了。《哀溺文序》讽刺了那些利令智昏的人,丢失了性命,再多的钱财也是无用。
《哀溺文序》的故事建构符合柳宗元永州寓言系列的共同特色:取材贴近生活际遇,结合被贬永州后的所见所闻与所感,就地取材;语言简洁,故事完整,重点关节点都交待得完整、准确、简洁;体察细腻、抓住特征,百字之中写活人物,突出性格特点;立意精警、主观色彩浓郁,实为有感而久思之作。
短文用白描手法,用词简省浅近,人物特点却入木三分,体现了柳氏寓言一贯的特点。
《哀溺文序》的特色是用正面描写和侧面烘托相结合的手法,主要刻划了溺死者要钱不要命的心态,使全文叙述相当精炼,人物形象十分生动传神。
正面描写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行动描写,“尽力而不能寻常”,暗示钱的累赘;二是语言描写,“吾腰千钱,重,是以后”,说明他明知关键在钱,却仍不愿割舍;三是表情描写,两次“不应,摇其首”,说明他要钱不要命,至死不悟。
侧面烘托也是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反衬,“善游最也”,借他人之口指出他平素善于游泳,从而反衬他今日“尽力而不能寻常”的反常行为;二是对比,把最善游泳的他反倒淹死,与本来游水本领不如他的人都能安全到达彼岸进行对比。三是用“己济者”的呼号,从侧面揭示他的蒙昧自蔽。
作者通过三个正面描写和三次侧面烘托,在简省的白描中通过强烈而深刻的对比,戏剧化地突出了人物性格物征,深刻而令人警醒地彰明了“哀溺”的主题。
从细节运用与结构分析方面来看,此文也可圈可点。
在永州民众“咸善游”,而水“暴甚”,几人渡河,船破于中流的背景下,众人皆游。“咸”点明人人都水性好,即使水“暴甚”,本来众人也可以游至岸边。
“其一氓尽力而不能寻常”,一笔转折,使读者注意力自然聚于此“一氓”,而后又特借“其侣”来点明,这个“尽力却不能寻常”的人正是“善游最也“之人,那所有人都不禁要问“今何后为”了。
曰:“吾腰千钱,重,是以后。”腰缠千钱,财难舍,可谓“氓”之常情。到底是钱重要还是命重要?
读者都要问“何不去之?”了,生死危机下,应该“去之”了吧?结果“氓”“不应,摇其首。有顷,益怠。”
对这样要钱不顾命的人,人们都忍不住喊出“汝愚之甚,蔽之甚,身且死,何以货为?”的劝诫。
出人意料的是,“氓”“又摇其首。遂溺死。”这一转笔,直让人慨叹竟然真有这样要钱不要命的人,何其可悲。再回想前文,这人是“咸善游”的民众中“善游最也”之人啊——这样的人,竟是溺死河中。为何?已不言自明。
小小篇幅,重重铺垫,层层对比。设悬念、作伏笔,起承转合,多在细节处见匠心。
吾哀之。且若是,得不有大货之溺大氓者乎?于是作《哀溺》。最后“合”笔之处,点明主旨,“善游最也”的“氓”为千钱便溺死河中而不顾,那“大货”又会溺死多少“大氓”呢?
“得不有”一句是理解整篇辞赋的关键,也是作者由“序文”过渡到赋文的桥梁。林纾在《柳文研究法》中说:“《哀溺文》与《蝂传》同一命意。然柳州每于一篇言之中,必有一句最有力量、最透辟者镇之。……‘序’之结尾即曰:‘得不有大货之溺大氓者乎!’语极沉重,有关系。”
从故事到人物,从记述到描写,都鲜明具体,活灵活现,如一篇“小小说”。这个被淹死的“氓”,钱迷心窍,爱钱超过爱命,死到临头还执迷不悟,最后终因金钱的拖累而被淹死,实在可悲而又可怜。可是从另一方面说,他在紧急的关头,分不清主要、次要,依然恋钱不舍,又有些死得活该。柳宗元在“哀之”的同时,马上想到“得不有大货之溺大氓者乎?”从被淹死的“氓”想到正在被淹没的“大氓”,从永州一件具体的生活事件想到整个社会现实。
从“永之氓”等内容结合寓言讽刺主题来看,《哀溺文并序》应与《蝜版传》等寓言同为柳宗元被贬永州时期创作的。
805年(贞元二十一年)1月26日,唐德宗驾崩,皇太子李诵继位,改元永贞,即顺宗。顺宗即位后,重用王伾、王叔文等人。王叔文等掌管朝政后,积极推行革新,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史称永贞革新。(主要采取的革新措施有,抑制藩镇势力,加强中央的权力;废除宫市,罢黜雕坊、鹘坊、鹞坊、狗坊、鹰坊的宦官(称为五坊小儿);贬斥贪官污吏;整顿税收,废除地方官吏和地方盐铁使的额外进奉,并试图收回在宦官和藩镇手中的兵权。)随着顺宗的病情加重,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集团,朝臣联合外藩联合反对改革派向朝廷施加压力,要其引退。
805年(永贞元年)4月,宦官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等立广陵郡王李淳为太子,改名李纯。5月,王叔文被削翰林学士一职。7月,宦官,大臣请太子监国。同月,王叔文因母丧回家守丧。八月五日,顺宗被迫禅让帝位给太子李纯,史称“永贞内禅”。李纯即位,即宪宗。宪宗一即位就打击以王叔文和王伾为首的政治集团。8月6日,贬王叔文为渝州司户,王伾为开州司马,王伾到任不久后病死,王叔文不久也被赐死。永贞革新宣告失败,前后共180多天。
永贞革新失败后,9月,柳宗元被贬为邵州刺史,11月,在赴任途中,柳宗元被加贬为永州司马。(王叔文政治集团的其他人也被贬为远州的司马,后称“二王八司马”。)到职后的柳宗元暂居在龙兴寺。经过半年,柳宗元的母亲因病去世。直到815年(柳宗元819年去世),柳宗元才离开永州。生活在永州的10年中,柳宗元在哲学、政治、历史、文学等方面进行钻研,并游历永州山水,结交当地士子和闲人,他写下《永州八记》(《柳河东全集》的540多篇诗文中有317篇创作于永州)。
永州(今永州市零陵区),在唐时僻远荒凉。州司马只是安置流放官员的一种名义上的职务。柳宗元作为一个有远大政治抱负的革新家,在这样的处境里,还要时刻担心受更重的迫害,其心情之抑郁苦闷可以想见。在永州的十年,是柳宗元生平最为困厄,最为艰难,心情也最为孤寂郁愤的十年,但正所谓祸兮福所伏,福兮祸所倚,这穷蹙的十年,居然真正造就了一个古文大家的绝世风范,就在这种环境下,就在这种心情下,柳宗元的郁郁才思得到了强烈的激发,发言为文,莫不悲恻动人,寓言、山水游记以及记叙文都取得了整个一生中最光辉最杰出的成就。
《哀溺文并序》也正是此时期的“贬时弊与抒孤愤”之作。

赤县神州坐陆沈,金汤非粟祸侵寻。
当官避事平生耻,视死如归社稷心。
文采是人知子重,交朋无我与君深。
悲来不待山阳笛,一忆同衾泪满襟。
无言哽噎。看灯记得年时节。行行指月行行说。愿月常圆,休要暂时缺。
今年花市灯罗列。好灯争奈人心别。人前不敢分明说,不忍抬头,羞见旧时月。
修顿首白,先辈吴君足下。前辱示书及文三篇,发而读之,浩乎若千万言之多,及少定而视焉,才数百言尔。非夫辞丰意雄,沛然有不可御之势,何以至此!然犹自患伥伥莫有开之使前者,此好学之谦言也。
修材不足用于时,仕不足荣于世,其毁誉不足轻重,气力不足动人。世之欲假誉以为重,借力而后进者,奚取于修焉?先辈学精文雄,其施于时,又非待修誉而为重,力而后进者也。然而惠然见临,若有所责,得非急于谋道,不择其人而问焉者欤?
夫学者未始不为道,而至者鲜焉;非道之于人远也,学者有所溺焉尔。盖文之为言,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世之学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则曰:“吾学足矣”。甚者至弃百事不关于心,曰:“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鲜也。昔孔子老而归鲁,六经之作,数年之顷尔。然读《易》者如无《春秋》,读《书》者如无《诗》,何其用功少而至于至也?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书,荀卿盖亦晚而有作。若子云、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语,此道未足而强言者也。后之惑者,徒见前世之文传,以为学者文而已,故愈力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谓“终日不出于轩序,不能纵横高下皆如意”者也,道不足也。若道之充焉,虽行乎天地,入于渊泉,无不之也。
先辈之文浩乎沛然,可谓善矣。而又志于为道,犹自以为未广,若不止焉,孟、荀可至而不难也。修学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于所悦,而溺于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励修之少进焉。幸甚!幸甚!修白。
春山烟欲收,天澹星稀小。残月脸边明,别泪临清晓。
语已多,情未了,回首犹重道: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
寒夜寝甚甘,夜分而寤,神度爽然,弗能复寐。乃披衣坐起,一灯荧然相对,案上书数帙,漫取一编读之;稍倦,置书束手危坐,久雨新霁,月色淡淡映窗户,四听阒然。盖觉清耿之久,渐有所闻。
闻风声撼竹木号号鸣,使人起特立不回之志;闻犬声狺狺而苦,使人起闲邪御寇之志;闻小大鼓声,小者薄而大者渊渊不绝,起幽忧不平之思;官鼓甚近,由三挝以至四至五,渐急以趋晓,俄东北声钟,钟得雨霁,音极清越,闻之有待旦兴作之思,不能已焉。
余兴喜夜坐,每摊书灯下,反复之,迨二更以为当。然人喧未息而又心在文字间,未尝得外静而内定。而于今夕者,凡诸声色,盖以定静得之,故足以澄人心神情而发其志意如此。且他时非无是声色也,非不接于人耳目中也,然形为物役而心趣随之,聪隐于铿訇,明隐于文华,是故物之益于人者寡而损人者多。
有若今之声色不异于彼,而一触耳目,犂然与我妙合,则其为铿訇文华者,未始不为吾进修之资,而物足以役人也已。声绝色泯,而吾之志冲然特存,则所谓志者果内乎外乎,其有于物乎,得因物以发乎?是必有以辨矣。于乎吾于是而辨焉。夜坐之力宏矣哉!嗣当齐心孤坐,于更长明烛之下,因以求事物之理,心体之妙,以为修己应物之地,将必有所得也。作《夜坐记》。
弘治壬子秋七月既望,长洲沈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