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故其吁俞之声，欢休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
《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呜呼，尽之矣。
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之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哉？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
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的时候，他们是多么地深爱着百姓、深切地替百姓担忧，而且用君子长者的态度来对待天下人。有人做了一件好事，奖赏他之余，又用歌曲赞美他，为他有一个好开始而高兴，并勉励他坚持到底；有人做了一件不好的事，处罚他之余，又哀怜同情他，希望他抛弃错误而开始新生。欢喜和忧伤的感情，同意和不同意的声音，见于虞、夏、商、周的历史书籍里。成王、康王死后，穆王继承王位，周朝的王道便开始衰落。然而穆王还是吩咐大臣吕侯，告诫他使用“祥刑”。他说的话忧愁却不悲伤，威严却不愤怒，慈爱而能决断，有哀怜无罪者的好心肠。因此，孔子把这篇《吕刑》选进《尚书》里。
古书上说，“奖赏时如有可疑者应该照样留在应赏之列，为的是推广恩泽；处罚时遇有可疑者则从应罚之列除去，”为的是谨慎地使用刑法。尧当政时，皋陶是掌管刑法的官。要处死一个人，皋陶三次说当杀，尧帝却一连三次说应当宽恕。所以天下人都害怕皋陶执法坚决，而赞美帝尧用刑宽大。四岳建议：“鲧可以任用。”尧说“不可！鲧违抗命令，毁谤同族。”过后，他还是说“试用一下吧。”为什么尧不听从皋陶处死犯人的主张，却听从四岳任用鲧的建议呢？那么圣人的心意，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了。《尚书》说：“罪行轻重有可疑时，宁可从轻处置；功劳大小有疑处，宁可从重奖赏。与其错杀无辜的人，宁可犯执法失误的过失。”唉！这句话完全表现出忠厚之意。
可以赏也可以不赏时，赏就过于仁慈了；可以罚也可以不罚时，罚就超出义法了。过于仁慈，还不失为一个君子；超出义法，就流为残忍了。所以，仁慈可以超过，义法是不可超过的。古人奖赏不用爵位和俸禄，刑罚不用刀锯。用爵位、俸禄行赏，只对能得到爵位、俸禄的人起作用，不能影响不能得到爵位和俸禄的人。用刀锯作刑具，只对受这种刑的人起作用，对不受这种刑的人不起作用。古代君主知道天下的善行是赏不完的，不能都用爵位俸禄来奖赏；也知道天下的罪恶是罚不完的，不能都用刀锯来制裁。所以当赏罚有疑问时，就以仁爱之心对待。用君子长者的宽厚仁慈对待天下人，使天下人都相继回到君子长者的忠厚仁爱之道上来，所以说这就是赏罚忠厚到了极点啊！
《诗经》说：“君子如果高兴纳谏，祸乱就会快速止息；君子如果怒斥谗言，祸乱也会快速止息。”君子止息祸乱，难道有异术吗？他不过是适时地控制自己的喜怒，不偏离仁慈宽大的原则罢了。《春秋》的大义是，立法贵严，责人贵宽。根据它的褒贬原则来制定赏罚制度，这也是忠厚之至啊！
策论是国家向知识分子寻求关于某某问题之对策的一种形式。这篇文章虽然是考卷，却并非应付考试，也没有刻意推测考官喜欢什么，思考的问题也相当深刻。试题出自《尚书·大禹漠》：“罪疑惟轻，功疑惟重。”孔安国传注文：“刑疑附轻，赏疑从重，忠厚之至。”苏轼误记为“赏疑从与，罚疑从去”，于是紧紧抓住这一题目，主要阐明古代的贤君赏善惩恶，都是本着忠厚宽大的原则，主张“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应试之文，佳作极少，但这篇文章却是佼佼者，有其鲜明特色。
由于文章的题目出自《尚书》，所以先以咏叹先王爱民之深，忧民之切开头，紧扣主旨。接着从赏善与罚不善两方面说明，总归于“忠厚”二字。周道衰落之后，穆王还是把要善于用刑的方法，告诉吕侯。所谓“祥刑”，意谓用刑须审慎从事。王先谦《孔传参正》认为“祥”当为“详”。按《汉书·明帝纪》：“详刑慎罚，明察单辞。”又《刘恺传》：“非先王详刑之道也。”引《尚书》郑玄注云：“详，审察之也。”“详刑”实际上就是要“慎刑”，所以说孔子对此还是给予了肯定。衰世尚且如此，何况盛世。这是退一步说，从而更加夯实了主旨的深厚基础。但是，赏罚之道，要完全掌握它，并非易事。轻重的分量，也难以掂得很准。所以文章从经文中括出了一个“疑”字。解决疑难问题的原则就是“罪疑惟轻，功疑惟重”。所谓“广恩”“慎刑”，都体现了“忠厚”之义。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作者引用了唐尧不从皋陶执法杀人的意见，而同意四岳任用鲧的例子，体现先王刑赏之道，一本忠厚。通过叙事中的剖析，文章又引用《书经》的警句加以论断，复以咏叹出之，不仅使主旨更加突出，而且与开头遥相呼应，使人有浑然一体的感觉。
行文至此，主旨似乎已经完全阐明了，但是，作者并不就此收住，反而蓄足气势，横生波澜，展示了他不可羁縻的才思。关于可赏可不赏，可罚可不罚的提示，这自然是上承“疑”字而来，但它并不是前者的重复。“疑”是有问题，而此则认识上已经基本明确，其概念和前者又不完全相同。而在这个范围内的过赏过罚问题，苏轼认为“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通过这一层挖掘，既深化了主旨，又体现了作者认识事物剖细入微的能力。而其断语“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则又表现了极大的概括力，显得斩钉截铁，十分精悍有力。
赏和罚的范畴剖析明白之后，接着进一步又探讨赏和罚（刑）的方式。作者认为，古代赏赐有功者不一定用爵禄，处罚有罪者不一定用刀锯；加之“善不胜赏”，“恶不胜刑”，范时和方式实际上都被扩大了。如此发挥，真是处处贯通，无往而不可。但是既要放得开，又要收得拢。“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仍然再括出“疑”字，使文眼在笔阵墨浪中豁然透气，又复归结到“忠厚之至也”这个主旨上来。余波振荡，最后又引用《诗经》《春秋》之义，十分鲜明地捧出了题目。题目亦即结论，在结构上显得非常紧密而完整。
其实此文立论不过是儒家的施仁政，行王道，推崇尧舜周孔，属于当时的滥调。但是作者在扣紧题目布局谋篇，引用圣经贤传与论据紧密结合等方面的技巧是很高的。文笔酣畅，说理透辟，概括力很强，结构紧密而完整。用这些手段来引起考官的注意，则是很成功的。因此此文受到主考官欧阳修的高度赞赏，不足为怪。
这是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参加礼部进士考试时创作的文章。宋代王安石执政后，立即对取士制度进行改革，废止了考诗赋，而改用经义，以发表政治见解的时务策作为考试的主要内容，以便选拔一些通经致用的人才，为变法服务。这种政论性文体称为策论。策论大多要求考生就一些问题展开论述，即论证某项国家政策或对策的可行性与合理性，侧重于考查考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刑赏忠厚之至论”就是宋嘉祐二年礼部进士考试策论的题目。
龙欲升天须浮云，人之仕进待中人。
众口可以铄金，谗言三至，慈母不亲。
愦愦俗间，不辨伪真。
愿欲披心自说陈，君门以九重，道远河无津。
浅深红白宜相间，先后仍须次第栽。
我欲四时携酒去，莫教一日不花开。
系高顼之玄胃兮，氏中叶之炳灵。飖颽风而蝉蜕兮，雄朔野以飏声。皇十纪而鸿渐兮，有羽仪于上京。臣滔天而泯夏兮，考遘愍以行谣。终保己则贻则兮，里上仁之所庐。
懿前烈之纯淑兮，穷与达其必济。咨孤蒙之眇眇兮，将圮绝而罔阶，岂余身之足殉兮？愇世业之可怀。靖潜处以永思兮，经日月而弥远。匪党人之敢拾兮，庶斯言之不玷。魂茕茕与神交兮，精诚发于宵寐。梦登山而回眺兮，觌幽人之仿佛。揽葛藟而授余兮，眷峻谷曰勿坠。昒昕寤而仰思兮，心蒙蒙犹未察。黄神邈而靡质兮，仪遗谶以臆对。曰乘高而遌神兮，道遐通而不迷。葛绵绵于樛木兮，咏《南风》以为绥。盖惴惴之临深兮，乃二雅之所祇。既谇尔以吉象兮，又申之以炯戒。盍孟晋以迨群兮？辰倏忽其不再。承灵训其虚徐兮，竚盘桓而且俟。惟天地之无穷兮，鲜生民之晦在。纷屯邅与蹇连兮，何艰多而智寡！上圣寤而后拔兮，虽群黎之所御！
昔卫叔之御昆兮，昆为寇而丧予。管弯弧欲毙仇兮，仇作后而成己。变化故而相诡兮，孰云预其终始。雍造怨而先赏兮，丁繇惠而被戮。栗取吊于逌吉兮，王膺床于所戚。叛回冗其若兹兮，北叟颇识其倚伏。单治里而外凋兮，张修襮而内逼。聿中和为庶几兮，颜与冉又不得。溺招路以从己兮，谓孔氏犹未可。安慆慆而不萉兮，卒陨身乎世祸。游圣门而靡救兮，虽覆醢其何补？固行行其必凶兮，免盗乱为赖道。形气发于根柢兮，柯叶汇而灵茂。恐魍魉之责景兮，羌未得其云已。黎淳耀于高辛兮，芈强大于南汜。嬴取威于伯仪兮，姜本支乎三趾。既仁得其信然兮，仰天路而同轨。东邻虐而歼仁兮，王合位乎三五。戎女烈而丧孝兮，伯徂归于龙虎。发还师以成性兮，重醉行而自耦。震鳞漦于夏庭兮，匝三正而灭姬。巽羽化于宣宫兮，弥五辟而成灾。道修长而世短兮，敻冥默而不周。胥仍物而鬼诹兮，乃穷宙而达幽。妫巢姜于孺筮兮，旦算祀于契龟。宣、曹兴败于下梦兮，鲁、卫名谥于铭谣。妣聆呱而勒石兮，许相理而鞠条。道混成而自然兮，术同原而分流。神先心以定命兮，命随行以消息。斡流迁其不济兮，故遭罹而嬴缩。三栾同于一体兮，虽移易而不忒。洞参差其纷错兮，斯众兆之所惑。周、贾荡而贡愤兮，齐死生与祸福。抗爽言以矫情兮，信畏牺而忌鵩。
所贵圣人之至论兮，顺天性而断谊。物有欲而不居兮，亦有恶而不避。守孔约而不贰兮，乃輶德而无累。三仁殊于一致兮，夷、惠舛而齐声。木偃息以蕃魏兮，申重茧以荐荆。纪焚躬以卫上兮，皓颐志而弗营。俟草木之区别兮，苟能实其必荣。要没世而不朽兮，乃先民之所程。观天网之纮覆兮，实棐谌而相顺。谟先圣之大猷兮，亦邻德而助信。虞韶美而仪凤兮，孔忘味于千载。素文信而底麟兮，汉宾祚于异代。精通灵而感物兮，神动气而入微。养流睇而猿号兮，李虎发而石开。非精诚其焉通兮，苟无实其孰信？操末技犹必然兮，矧湛躬于道真！登孔、昊而上下兮，纬群龙之所经。朝贞观而夕化兮，犹喧已而遗形。若胤彭而偕老兮，诉来哲而通情。
乱曰：天造草昧，立性命兮。复心弘道，惟圣贤兮。浑元运物，流不处兮。保身遗名，民之表兮。舍生取谊，以道用兮。忧伤夭物，忝莫痛兮。皓尔太素，曷渝色兮。尚越其几，沦神域兮。
少室玉华谷月夕，与希颜、钦叔饮，醉中赋此。玉华诗老，宋洛阳耆英刘几伯寿也。刘有二侍妾，名萱草、芳草，吹铁笛骑牛山间，玉华亭榭遗址在焉。金堂、玉室，嵩山事。石城、琼壁，少室山三十六峰之名也。
山家酿初熟，取醉不论钱。清溪留饮三日，鱼鸟亦欣然。见说玉华诗老，袖有望忧萱草，牛背稳于船。铁笛久埋没，雅曲竟谁传。
坐苍苔，攲乱石，耿不眠。长松夜半悲啸，笙鹤下遥天。天上金堂玉室，地下石城琼壁，别有一山川。把酒问明月，今夕是何年。
屏风周昉画纤腰，岁久丹青色半销。
斜倚玉窗鸾发女，拂尘犹自妒娇娆。
苏轼（1037年—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坡仙。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与父苏洵、弟苏辙三人并称“三苏”。
嘉祐二年（1057年），参加殿试中乙科，赐进士及第（一说赐进士出身）。嘉祐六年（1061年），参加制科考试，授大理评事、佥书凤翔府判官。宋神宗时，曾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出任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等职，外放治理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随着新党执政，又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赦北还，病逝于常州。南宋时期，追赠太师，谥号“文忠”。
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其文著述宏富，纵横恣肆，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善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合称“宋四家”；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寒食帖》《潇湘竹石图》《枯木怪石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