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里疏散，数载酒萦花系，九陌狂游。良景对珍筵恼，佳人自有风流。劝琼瓯。绛唇启、歌发清幽。被举措、艺足才高，在处别得艳姬留。
浮名利，拟拚休。是非莫挂心头。富贵岂由人，时会高志须酬。莫闲愁。共绿蚁、红粉相尤。向绣幄，醉倚芳姿睡，算除此外何求。
在京城的数年中，因闲散无聊而沉浸于美酒佳人，纵情游逛在京城的大道闹市。被良辰美景和珍美佳筵以及佳人天生的美好动人的风韵所撩拨。佳人朱唇开启，一边唱着明亮而幽美的歌，一边不停地敬劝美酒。被推举为艺足才高的我，处处都特别得到美女的挽留。
名利如同浮云，我将不顾一切将它放弃。是非莫要挂在心头，富贵岂能听命于人，时运来的时候我的高尚志向一定能实现。不要无端地忧愁，与佳人共醉相恋，醉后去往佳人华丽闺房和她相依而睡，想想看，除了这样之外我别无他求。
柳永一生并没有放弃对功名利禄的追求，他在求之遇挫之时、求之未得之后，往往流连于舞榭歌台、酒楼妓馆，以感官上的享受，暂时平复内心的失落与不平。《如鱼水》就是一首反映柳永这种人生态度与心理历程的词。
词的上片写柳永在汴京不受拘束、“酒萦花系”的生活，按照词意，大致可分为三层。“帝里疏散”三句为第一层，概写在帝都的不受拘束、“酒萦花系”的生活。宋太宗至道元年（公元995年），柳永时年九岁，自故里崇安来到汴京，一直到中进士之前，除了于宋真宗景德年间出游三年外，一直住在汴京。期间除士子学业外，常常往来于歌妓酒馆，大多数时候是以在妓女中填词讨润笔为目的的，但也不排除其浪荡的一面。故柳永说自己“数载酒萦花系，九陌狂游”是实写，非泛泛之言。接下来，“良景对珍筵恼”四句为第二层，具体描写在帝都的不受拘束、“酒萦花系”的生活，有“良景”，有“珍筵”，这些就是前面说的“酒萦”了，光有“酒萦”还不够，还要有“花系”，于是“佳人”出来“劝琼瓯”了，并且为了给饮酒助兴，又“绛唇启”，唱起歌来，歌声是清亮幽雅的。接下来，“被举措”二句为第三层，写此中的自己“艺足才高”，博得“艳姬”分外的青睐。
过片换头，词人虽直言“浮名利，拟拚休。是非莫挂心头”，要撒手名利，忘却是非，但他毕竟未能完全忘情于世事， 也决不肯轻掷自己的天赋才华，所以他在这里加了一个“拟”字。接下来他又高唱“富贵岂由人，时会高志须酬。莫闲愁”，大似李白“长风破浪会有时”、“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气概。但柳永毕竟没有李白的狂放，他唱起这些高调显得有些底气不足，于是最后还是走向“绿蚁”、“红粉”的温柔乡中，进入“除此外”更“何求”的无奈境地。在这里不要忽略了“除此外何求”前的那一个“算"字。透过这个“算"字，我们知道，柳永曾反复地掂量、算计过“此外”的种种活法，不言而喻，“算”的结果是路路难通，于是才不得不落到“此”中来。这实在是柳永无奈的选择。
全词并没有更深的思想内涵，构思、布局，也无甚可观。在语言上，“良辰对珍宴恼"与“时会高志须酬"二句分别用句中对，反而有失流畅之美，又与词中“举措”、“在处”，“拚休”等口语显得有些不谐和；而“向绣幄，醉倚芳姿睡”一语，又未免低俗。
词的价值在于，柳永坦诚直率地把一个真实的自我剖析给世人，毫不掩饰、造作、矫情，这是柳水的难得之处，也是他的可贵之处这首词使我们真切地了解到柳永其人性格、生活、思想的一些重要侧面。
观词中内容，此词应作于《鹤冲天·黄金榜上》之后不久，也就是柳永初试落第之后.然具体创作年份则无法考证。若将此词与《鹤冲天·黄金榜上》加以对比，其心里情绪之变化，简直判若两人。那种“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之后的所谓“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才子佳人，自是白衣卿相”，不过是从初试失败中暂时解脱出来的一种自我解嘲而已。到了痛定思痛的时候，柳永就没有也不会那么超然了。
繖幄垂垂马踏沙，水长山远路多花。
眼中形势胸中策，缓步徐行静不哗。
某叨受太保先公深知，尝援其难，公子又不以仆为不肖，数下交质以所为文业。仆窃见郡中自吴徐二三子凋谢之后，近二十年绝无有清才标映如公子者，尝心口叹颂不能置。今有所欲言，伏惟公子听之。
仆闻之贾子曰：诸人以太保既薨，有愿公子出而结交天下贵人，一如太保在日，以为克似太保者。窃谓太保在日，乃天下贵人，皆愿一当以交太保，非太保之交之也。今论者顾欲公子求而交之，以为克似太保，此不惟不似，而固以相远甚矣。往郡中贵达子弟，固有然者，然皆以财力自雄，周旋良苦。今公子善病，体不任衣。太保清节，仆之所谅未有厚资贻公子也。所谓财与力者，公子自审能之乎？破其业以致贫，劳其身以致病，而徒博一交结贵人之名，仆窃为公子不取也。
抑人之所谓克似其先者有道，不可以不辨。有以卿相之子，世为卿相而不必不辱其先；有以卿相之子，乃甘为一介之士，而足以光益其袓父者。若公子不深察其道，即如诸人所云，亦不过仿太保在日存其门户，方幅外似之耳，非谓公子遂真似太保为宰相也。公子之家昔为宰相，今为秀才，何可强同？顾舍其力之所能，可以得其真似，而必出于不可得之数，以为聊似其外者。何也？夫克似之道，在于守道，读书。公子才气超轶，何施不可？愿且朝夕自爱调病，病愈之后，以诸人所陈交结之才，多收古今书籍；以交结之力，闭户力学而笃行之。如此一二十年，亦不必之作太保。即不然，太保亦必含笑于九泉，决不以公子甘为一介之士，遂以为不克似之也。某皇恐再拜。
片片蝶衣轻，点点猩红小。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
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
昆山徐健庵先生，筑楼于所居之后，凡七楹。间命工斫木为橱，贮书若干万卷，区为经史子集四种。经则传注义疏之书附焉，史则日录、家乘、山经、野史之书附焉，子则附以卜筮、医药之书，集则附以乐府、诗余之书。凡为橱者七十有二，部居类汇，各以其次，素标缃帙，启钥灿然。于是先生召诸子登斯楼而诏之曰：“吾何以传女曹哉？吾徐先世，故以清白起家，吾耳目濡染旧矣。盖尝慨夫为人之父祖者，每欲传其土田货财，而子孙未必能世富也；欲传其金玉珍玩、鼎彝尊斝之物，而又未必能世宝也；欲传其园池台榭、舞歌舆马之具，而又未必能世享其娱乐也。吾方以此为鉴，然则吾何以传女曹哉？”因指书而欣然笑曰：“所传者惟是矣！”遂名其楼为“传是”，而问记于琬。琬衰病不及为，则先生屡书督之，最后复于先生曰：
“甚矣，书之多厄也！由汉氏以来，人主往往重官赏以购之，其下名公贵卿，又往往厚金帛以易之；或亲操翰墨，及分命笔吏以缮录之。然且裒聚未几，而辄至于散佚，以是知藏书之难也。琬顾谓藏之之难不若守之之难，守之之难不若读之之难，尤不若躬体而心得之之难。是故藏而勿守，犹勿藏也；守而弗读，犹勿守也。夫既已读之矣，而或口与躬违，心与迹忤，采其华而忘其实，是则呻占记诵之学所为哗众而窃名者也，与弗读奚以异哉？”
“古之善读书者，始乎博，终乎约。博之而非夸多斗靡也，约之而非保残安陋也。善读书者，根柢于性命而究极于事功，沿流以溯源，无不探也；明体以适用，无不达也。尊所闻，行所知，非善读书者而能如是乎？”
“今健庵先生既出其所得于书者，上为天子之所器重，次为中朝士大夫之所矜式，藉是以润色大业，对扬休命，有余矣。而又推之以训敕其子姓，俾后先跻巍科、取膴仕，翕然有名于当世，琬然后喟焉太息，以为读书之益弘矣哉！循是道也，虽传诸子孙世世，何不可之有？”
“若琬则无以与于此矣。居平质驽才下，患于有书而不能读。延及暮年，则又跧伏穷山僻壤之中，耳目固陋，旧学消亡，盖本不足以记斯楼。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姑为一言复之，先生亦恕其老悖否耶？”
遇得其人，则一言以兴；遇不得其人，则一言遂死。千载遇少而不遇多，此志士所以在山，仁人所以尽养寿命也。唯其不忍为，是以莫肯为，歌咏弹琴，乐而忘死，宜矣。然则东方生盖亦幸而遭遇汉武者也。人谓大隐居市朝，以东方生为朝隐。噫！使非武帝爱才知朔如此，敢一日而居市朝之间哉？最先避世而歌德衰者朔也。
柳永（约984年—约1053年），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因排行第七，又称柳七，崇安（今福建省武夷山市）人。北宋著名词人，婉约派代表人物。
柳永出身官宦世家，少时学习诗词，有功名用世之志。咸平五年（1002年），柳永离开家乡，流寓杭州、苏州。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柳永进京参加科举，屡试不中，遂一心填词。景祐元年（1034年），柳永暮年及第，历任睦州团练推官、余杭县令、晓峰盐监、泗州判官等职，以屯田员外郎致仕，故世称柳屯田。约皇祐五年（1053年），柳永在润州去世。
柳永是第一位对宋词进行全面革新的词人，柳永一生专意于词的创作，成就显著，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较大创新。他首变五代、宋初词多以小令为主的模式，专意创作长调，有的甚至是他自创的新调，故李清照称他“变旧声作新声”。柳词的内容较之前人也有所拓展，其羁旅行役词，表现了一位下层士大夫文人在仕途挣扎流浪的种种困境，颇能引发人们的共鸣。《雨霖铃·寒蝉凄切》是其羁旅行役词的代表作，词中“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被誉为古今俊句，为时人所称道。其都市风情词，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宋仁宗时代社会的繁荣景象，黄裳说其词“能道嘉佑中太平气象，如观杜甫诗，典雅文华，无所不有”。陈振孙也认为他把“承平气象形容曲尽”。有词作《乐章集》存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