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里疏散,数载酒萦花系,九陌狂游。良景对珍筵恼,佳人自有风流。劝琼瓯。绛唇启、歌发清幽。被举措、艺足才高,在处别得艳姬留。
浮名利,拟拚休。是非莫挂心头。富贵岂由人,时会高志须酬。莫闲愁。共绿蚁、红粉相尤。向绣幄,醉倚芳姿睡,算除此外何求。
在京城的数年中,因闲散无聊而沉浸于美酒佳人,纵情游逛在京城的大道闹市。被良辰美景和珍美佳筵以及佳人天生的美好动人的风韵所撩拨。佳人朱唇开启,一边唱着明亮而幽美的歌,一边不停地敬劝美酒。被推举为艺足才高的我,处处都特别得到美女的挽留。
名利如同浮云,我将不顾一切将它放弃。是非莫要挂在心头,富贵岂能听命于人,时运来的时候我的高尚志向一定能实现。不要无端地忧愁,与佳人共醉相恋,醉后去往佳人华丽闺房和她相依而睡,想想看,除了这样之外我别无他求。
柳永一生并没有放弃对功名利禄的追求,他在求之遇挫之时、求之未得之后,往往流连于舞榭歌台、酒楼妓馆,以感官上的享受,暂时平复内心的失落与不平。《如鱼水》就是一首反映柳永这种人生态度与心理历程的词。
词的上片写柳永在汴京不受拘束、“酒萦花系”的生活,按照词意,大致可分为三层。“帝里疏散”三句为第一层,概写在帝都的不受拘束、“酒萦花系”的生活。宋太宗至道元年(公元995年),柳永时年九岁,自故里崇安来到汴京,一直到中进士之前,除了于宋真宗景德年间出游三年外,一直住在汴京。期间除士子学业外,常常往来于歌妓酒馆,大多数时候是以在妓女中填词讨润笔为目的的,但也不排除其浪荡的一面。故柳永说自己“数载酒萦花系,九陌狂游”是实写,非泛泛之言。接下来,“良景对珍筵恼”四句为第二层,具体描写在帝都的不受拘束、“酒萦花系”的生活,有“良景”,有“珍筵”,这些就是前面说的“酒萦”了,光有“酒萦”还不够,还要有“花系”,于是“佳人”出来“劝琼瓯”了,并且为了给饮酒助兴,又“绛唇启”,唱起歌来,歌声是清亮幽雅的。接下来,“被举措”二句为第三层,写此中的自己“艺足才高”,博得“艳姬”分外的青睐。
过片换头,词人虽直言“浮名利,拟拚休。是非莫挂心头”,要撒手名利,忘却是非,但他毕竟未能完全忘情于世事, 也决不肯轻掷自己的天赋才华,所以他在这里加了一个“拟”字。接下来他又高唱“富贵岂由人,时会高志须酬。莫闲愁”,大似李白“长风破浪会有时”、“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气概。但柳永毕竟没有李白的狂放,他唱起这些高调显得有些底气不足,于是最后还是走向“绿蚁”、“红粉”的温柔乡中,进入“除此外”更“何求”的无奈境地。在这里不要忽略了“除此外何求”前的那一个“算"字。透过这个“算"字,我们知道,柳永曾反复地掂量、算计过“此外”的种种活法,不言而喻,“算”的结果是路路难通,于是才不得不落到“此”中来。这实在是柳永无奈的选择。
全词并没有更深的思想内涵,构思、布局,也无甚可观。在语言上,“良辰对珍宴恼"与“时会高志须酬"二句分别用句中对,反而有失流畅之美,又与词中“举措”、“在处”,“拚休”等口语显得有些不谐和;而“向绣幄,醉倚芳姿睡”一语,又未免低俗。
词的价值在于,柳永坦诚直率地把一个真实的自我剖析给世人,毫不掩饰、造作、矫情,这是柳水的难得之处,也是他的可贵之处这首词使我们真切地了解到柳永其人性格、生活、思想的一些重要侧面。
观词中内容,此词应作于《鹤冲天·黄金榜上》之后不久,也就是柳永初试落第之后.然具体创作年份则无法考证。若将此词与《鹤冲天·黄金榜上》加以对比,其心里情绪之变化,简直判若两人。那种“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之后的所谓“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才子佳人,自是白衣卿相”,不过是从初试失败中暂时解脱出来的一种自我解嘲而已。到了痛定思痛的时候,柳永就没有也不会那么超然了。

纷纷末术例从谀,邂逅淇南论有馀。
贾传自怜多感慨,东门何意泥孤虚。
雨连宾馆留三宿,天遣幽怀为一抒。
觉我胸中闻未有,九峰新说历家书。
兄弟共行游,驱车出西城。
野田广开辟,川渠互相经。
黍稷何郁郁,流波激悲声。
菱芡覆绿水,芙蓉发丹荣。
柳垂重荫绿,向我池边生。
乘渚望长洲,群鸟讙哗鸣。
萍藻泛滥浮,澹澹随风倾。
忘忧共容与,畅此千秋情。
夫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于他日。今不为之计,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
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虽平,不敢忘战。秋冬之隙,致民田猎以讲武,教之以进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习于钟鼓旌旗之间而不乱,使其心志安于斩刈杀伐之际而不慑。是以虽有盗贼之变,而民不至于惊溃。及至后世,用迂儒之议,以去兵为王者之盛节,天下既定,则卷甲而藏之。数十年之后,甲兵顿弊,而人民日以安于佚乐,卒有盗贼之警,则相与恐惧讹言,不战而走。开元、天宝之际,天下岂不大治?惟其民安于太平之乐,豢于游戏酒食之间,其刚心勇气,销耗钝眊,痿蹶而不复振。是以区区之禄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兽奔鸟窜,乞为囚虏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固以微矣。
盖尝试论之:天下之势,譬如一身。王公贵人所以养其身者,岂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于多疾。至于农夫小民,终岁勤苦,而未尝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风雨、霜露、寒暑之变,此疾之所由生也。农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穷冬暴露,其筋骸之所冲犯,肌肤之所浸渍,轻霜露而狎风雨,是故寒暑不能为之毒。今王公贵人,处于重屋之下,出则乘舆,风则袭裘,雨则御盖。凡所以虑患之具,莫不备至。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小不如意,则寒暑入之矣。是以善养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劳;步趋动作,使其四体狃于寒暑之变;然后可以刚健强力,涉险而不伤。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骄惰脆弱,如妇人孺子,不出于闺门。论战斗之事,则缩颈而股栗;闻盗贼之名,则掩耳而不愿听。而士大夫亦未尝言兵,以为生事扰民,渐不可长。此不亦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欤?
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见四方之无事,则以为变故无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之虏者,岁以百万计。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战者,必然之势也。不先于我,则先于彼;不出于西,则出于北。所不可知者,有迟速远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于用兵,而用之不以渐,使民于安乐无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则其为患必有不测。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臣所谓大患也。
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讲习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阵之节;役民之司盗者,授以击刺之术。每岁终则聚于郡府,如古都试之法,有胜负,有赏罚。而行之既久,则又以军法从事。然议者必以为无故而动民,又挠以军法,则民将不安,而臣以为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则其一旦将以不教之民而驱之战。夫无故而动民,虽有小怨,然熟与夫一旦之危哉?
今天下屯聚之兵,骄豪而多怨,陵压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为天下之知战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习于兵,彼知有所敌,则固以破其奸谋,而折其骄气。利害之际,岂不亦甚明欤?
泪咽却无声,只向从前悔薄情。凭仗丹青重省识,盈盈,一片伤心画不成。
别语忒分明,午夜鹣鹣梦早醒。卿自早醒侬自梦,更更,泣尽风檐夜雨铃。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之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嗟呼!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