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江鱼子清晨集，设网提纲万鱼急。
能者操舟疾若风，撑突波涛挺叉入。
小鱼脱漏不可记，半死半生犹戢戢。
大鱼伤损皆垂头，屈强泥沙有时立。
东津观鱼已再来，主人罢鲙还倾杯。
日暮蛟龙改窟穴，山根鳣鲔随云雷。
干戈兵革斗未止，凤凰麒麟安在哉。
吾徒胡为纵此乐，暴殄天物圣所哀。
清晨时分，苍江的鱼儿们聚集在一起，渔人们设下网纲，万鱼惊急地四处逃窜。
能干的船夫驾船如风，冲破波涛，挺着叉子刺入水中捕鱼。
小鱼逃脱的数不清，半死半生的还在水里挣扎。
大鱼受伤都垂下了头，有的倔强地立在泥沙中。
我已经第二次来到东津观看捕鱼了，主人捕完鱼做成鱼脍，大家举杯畅饮。
傍晚时分，蛟龙改变了窟穴，山脚下的鳣鱼、鲔鱼随着云雷游动。
战乱纷争还没有停止，凤凰、麒麟这样的祥瑞又在哪里呢？
我们为什么要放纵这种享乐，暴殄天物是圣人所悲哀的。
在诗中，诗人并不打算普及打鱼的要诀，或以赢得一位渔民的钦佩为写作初衷，他有办法绕开难缠的习俗，而及时应邀出席诗神的宴会。这是他第二次观看打鱼的场景，其中的情境，包括鱼水情、主客关系，都有较大程度的相似，但是什么缘故令他再写一首观看打鱼的诗？这首诗旨在弥补上一次观打鱼之作的某个纰漏吗？
既然渔夫可以一而再地打鱼，而不担心两次打鱼造成生活或审美的不当，那么，为何其他诗人会徒生烦恼：考虑两首性质相似的诗中的重复色彩，进而质疑诗的可信度？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诗人的写作戒律之一在于避免同一性，准确地说，就是避免予人一种同一性印象。然而，如果诗人看重的并不是对这种同一性的避免，而是力求其他意趣的立足，他就有理由游离牢固的老主顾，去他处谋生。
当他身处一次打鱼的热闹场合中，他有不少于三种视角来组织所见所闻的材料：其一，叙述渔民的命运，尤其是涉足其中一位渔夫的家庭现况，缩小网眼，捕捉情感的渔利；其二，侧重于渔民捕鱼技艺的描写，细说每一个步骤，将人与鱼的关系条分缕析；其三，以这场打鱼的活动为背景，观察失鱼之后水塘的失色，以及由此及彼，波及家国的命运感。而第四种策略是大团圆、大杂烩：将上述三种写作思路扭结在一起，再顺势推出那最动人心弦的主旋律。
介于清晨与日暮之间的那些光阴似乎仅仅是为了凸显两个端点而甘愿消遁，这个判断的含义不妨理解为，这首诗虽然依赖时间的先后关系来设置内在运行秩序，但是，也就是在读者所熟悉的两个计时符号出现后，时间就失效了、凝固了，不见任何作用。甚至，出现在较后位置上的“日暮”也极有可能是他的虚造，作为观打鱼的游客，他根本不曾挨到天黑才离开现场，日暮之际，那遭受洗礼的苍江将为蛟龙提供怎样的河床，或者蛟龙作为诗意的后援是否属实，都不是值得细察深究的环节。蛟龙的处境之设想，实际上和上一次观打鱼的感慨——咫尺波涛永相失——是一脉相承的：一种无鱼的后苍江时期，人的处境与孤旅将遭受怎样的顾虑？
但是，第二回踏入类似的河边，他把顾虑的基调起得更为高亢，无鱼之状况被打鱼之场面所形成的雷同“干戈兵革斗未止”的印象所遮蔽，成为上一首诗的寄托，而无法在这一次觅得容身之所：他把寻觅意图的脚步往前挪了一步——打鱼是一次搏杀，涉及生死，相当于干戈兵革之争，但相比于后者，却是一种日常生活的乐趣，而一旦意识到这种乐趣的存在，以及置身其中沾染到这份乐趣，他就察觉到了罪孽，此刻，他所关切的不再是无鱼的后果，而是“凤凰麒麟安在”。这也许就是他再写打鱼情况的内在需要，或可说，他心目中的“凤凰麒麟”确有所指，在此次观打鱼的时期，变得更为重要。不过，以“暴殄天物”作为自省的休止符，有一点过分，差一点成为佛家的信条，但读者应该了解到这不是在批评渔民，或者有关买卖鲜鱼的贸易，或是为了改善伙食的厨娘，他是在进行一次自责，为一首诗寻找最初的心跳，并通过树立起自责的可行性与合理性，来嘲讽鱼肉百姓的尸位素餐之辈，也即，这首诗在最后几步，不是醉后才吐真言，而是按照既定计划，有效地实现了纪行诗向反讽诗的切换，到头来，读者才接受其中原本是一个大鱼吃小鱼的惨烈游戏。
薄露初零，长宵共、永昼分停。绕水楼台，高耸万丈蓬瀛。芝兰为寿，相辉映、簪笏盈庭。花柔玉净，捧觞别有娉婷。
鹤瘦松青，精神与、秋月争明。德行文章，素驰日下声名。东山高蹈，虽卿相、不足为荣。安石须起，要苏天下苍生。
杨子之邻人亡羊，既率其党，又请杨子之竖追之。杨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众？”邻人曰：“多歧路。”既反，问：“获羊乎？”曰：“亡之矣。” 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
杨子戚然变容，不言者移时，不笑者竟日。门人怪之，请曰：“羊，贱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损言笑者，何哉？”杨子不答。门人不获所命。
弟子孟孙阳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与孟孙阳偕入，而问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齐鲁之间，同师而学，进仁义之道而归。其父曰：‘仁义之道若何？’伯曰：‘仁义使我爱身而后名。’仲曰：‘仁义使我杀身以成名。’叔曰：‘仁义使我身名并全。’彼三术相反， 而同出于儒。孰是孰非邪？”杨子曰：“人有滨河而居者，习于水，勇于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粮就学者成徒，而溺死者几半。本学泅，不学溺，而利害如此。若以为孰是孰非？”
心都子嘿然而出。孟孙阳让之曰：“何吾子问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学者以多方丧生。学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异若是。唯归同反一，为亡得丧。子长先生之门，习先生之道，而不达先生之况也，哀哉！”
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其谋夫说客，谈天雕龙，坚白同异之流，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宾礼。靡衣玉食，以馆于上者，不可胜数。越王勾践有君子六千人，魏无忌、齐田文、赵胜、黄歇、吕不韦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侠奸人六万家于薛，齐稷下谈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无数，下至秦、汉之间，张耳、陈余号多士，宾客厮养皆天下俊杰，而田横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见于传记者如此。度其余当倍官吏而半农夫也。此皆奸民蠹国者，民何以支而国何以堪乎？
苏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国之有奸，犹鸟兽之有鸷猛，昆虫之有毒螫也。区处条理，使各安其处，则有之矣；锄而尽去之，则无是道也。吾考之世变，知六国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盖出于此，不可不察也。
夫智、勇、辩、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杰也，类不能恶衣食以养人，皆役人以自养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贵与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职，则民靖矣。四者虽异，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三代以上出于学，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鲁无能为者，虽欲怨叛，而莫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
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堕名城，杀豪杰，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向之食于四公子、吕不韦之徒者，皆安归哉？不知其槁项黄馘以老死于布褐乎？亦将辍耕太息以俟时也？秦之乱虽成于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使不失职，秦之亡不至若是其速也。纵百万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不知其将噬人。世以始皇为智，吾不信也。
楚汉之祸，生民尽矣，豪杰宜无几；而代相陈豨过赵从车千乘，萧、曹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吴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争致宾客，世主不问也。岂惩秦之祸，以谓爵禄不能尽縻天下士，故少宽之，使得或出于此也邪？
若夫先王之政则不然，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呜呼，此岂秦汉之所及也哉？
胡雁鸣，辞燕山，昨发委羽朝度关。
衔芦枝，南飞散落天地间，连行接翼往复还。
客居烟波寄湘吴， 凌霜触雪毛体枯。
畏逢矰缴惊相呼，闻弦虚坠良可吁。
君更弹射何为乎？
疑是杨妃在，怎脱马嵬灾？曾与明皇捧砚来，美脸风流杀。叵奈挥毫李白，觑着娇态，洒松烟点破桃腮。
杜甫（712年2月12日—770年），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祖籍襄阳（今属湖北），自其曾祖时迁居巩县（今河南巩义西南）。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分，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称为“老杜”。后世称其杜拾遗、杜工部，也称他杜少陵、杜草堂。
杜甫少年时代曾先后游历吴越和齐赵，其间曾赴洛阳应举不第。三十五岁以后，先在长安应试，落第；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官场不得志，目睹了唐朝上层社会的奢靡与社会危机。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先后辗转多地。乾元二年（759年）杜甫弃官入川，虽然躲避了战乱，生活相对安定，但仍然心系苍生，胸怀国事。杜甫创作了《登高》《春望》《北征》以及“三吏”、“三别”等名作。虽然杜甫是个现实主义诗人，但他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不难看出杜甫的豪气干云。大历五年（770年）冬，病逝，享年五十九岁。
杜甫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世尊称为“诗圣”，他的诗被称为“诗史”。杜甫的思想核心是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杜甫虽然在世时名声并不显赫，但后来声名远播，对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杜甫共有约1500首诗歌被保留了下来，大多集于《杜工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