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江鱼子清晨集，设网提纲万鱼急。
能者操舟疾若风，撑突波涛挺叉入。
小鱼脱漏不可记，半死半生犹戢戢。
大鱼伤损皆垂头，屈强泥沙有时立。
东津观鱼已再来，主人罢鲙还倾杯。
日暮蛟龙改窟穴，山根鳣鲔随云雷。
干戈兵革斗未止，凤凰麒麟安在哉。
吾徒胡为纵此乐，暴殄天物圣所哀。
清晨时分，苍江的鱼儿们聚集在一起，渔人们设下网纲，万鱼惊急地四处逃窜。
能干的船夫驾船如风，冲破波涛，挺着叉子刺入水中捕鱼。
小鱼逃脱的数不清，半死半生的还在水里挣扎。
大鱼受伤都垂下了头，有的倔强地立在泥沙中。
我已经第二次来到东津观看捕鱼了，主人捕完鱼做成鱼脍，大家举杯畅饮。
傍晚时分，蛟龙改变了窟穴，山脚下的鳣鱼、鲔鱼随着云雷游动。
战乱纷争还没有停止，凤凰、麒麟这样的祥瑞又在哪里呢？
我们为什么要放纵这种享乐，暴殄天物是圣人所悲哀的。
在诗中，诗人并不打算普及打鱼的要诀，或以赢得一位渔民的钦佩为写作初衷，他有办法绕开难缠的习俗，而及时应邀出席诗神的宴会。这是他第二次观看打鱼的场景，其中的情境，包括鱼水情、主客关系，都有较大程度的相似，但是什么缘故令他再写一首观看打鱼的诗？这首诗旨在弥补上一次观打鱼之作的某个纰漏吗？
既然渔夫可以一而再地打鱼，而不担心两次打鱼造成生活或审美的不当，那么，为何其他诗人会徒生烦恼：考虑两首性质相似的诗中的重复色彩，进而质疑诗的可信度？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诗人的写作戒律之一在于避免同一性，准确地说，就是避免予人一种同一性印象。然而，如果诗人看重的并不是对这种同一性的避免，而是力求其他意趣的立足，他就有理由游离牢固的老主顾，去他处谋生。
当他身处一次打鱼的热闹场合中，他有不少于三种视角来组织所见所闻的材料：其一，叙述渔民的命运，尤其是涉足其中一位渔夫的家庭现况，缩小网眼，捕捉情感的渔利；其二，侧重于渔民捕鱼技艺的描写，细说每一个步骤，将人与鱼的关系条分缕析；其三，以这场打鱼的活动为背景，观察失鱼之后水塘的失色，以及由此及彼，波及家国的命运感。而第四种策略是大团圆、大杂烩：将上述三种写作思路扭结在一起，再顺势推出那最动人心弦的主旋律。
介于清晨与日暮之间的那些光阴似乎仅仅是为了凸显两个端点而甘愿消遁，这个判断的含义不妨理解为，这首诗虽然依赖时间的先后关系来设置内在运行秩序，但是，也就是在读者所熟悉的两个计时符号出现后，时间就失效了、凝固了，不见任何作用。甚至，出现在较后位置上的“日暮”也极有可能是他的虚造，作为观打鱼的游客，他根本不曾挨到天黑才离开现场，日暮之际，那遭受洗礼的苍江将为蛟龙提供怎样的河床，或者蛟龙作为诗意的后援是否属实，都不是值得细察深究的环节。蛟龙的处境之设想，实际上和上一次观打鱼的感慨——咫尺波涛永相失——是一脉相承的：一种无鱼的后苍江时期，人的处境与孤旅将遭受怎样的顾虑？
但是，第二回踏入类似的河边，他把顾虑的基调起得更为高亢，无鱼之状况被打鱼之场面所形成的雷同“干戈兵革斗未止”的印象所遮蔽，成为上一首诗的寄托，而无法在这一次觅得容身之所：他把寻觅意图的脚步往前挪了一步——打鱼是一次搏杀，涉及生死，相当于干戈兵革之争，但相比于后者，却是一种日常生活的乐趣，而一旦意识到这种乐趣的存在，以及置身其中沾染到这份乐趣，他就察觉到了罪孽，此刻，他所关切的不再是无鱼的后果，而是“凤凰麒麟安在”。这也许就是他再写打鱼情况的内在需要，或可说，他心目中的“凤凰麒麟”确有所指，在此次观打鱼的时期，变得更为重要。不过，以“暴殄天物”作为自省的休止符，有一点过分，差一点成为佛家的信条，但读者应该了解到这不是在批评渔民，或者有关买卖鲜鱼的贸易，或是为了改善伙食的厨娘，他是在进行一次自责，为一首诗寻找最初的心跳，并通过树立起自责的可行性与合理性，来嘲讽鱼肉百姓的尸位素餐之辈，也即，这首诗在最后几步，不是醉后才吐真言，而是按照既定计划，有效地实现了纪行诗向反讽诗的切换，到头来，读者才接受其中原本是一个大鱼吃小鱼的惨烈游戏。
青文胜，字质夫，夔州人。仕为龙阳典史。龙阳濒洞庭，岁罹水患，逋赋数十万，敲扑死者相踵。文胜慨然诣阙上疏，为民请命，再上，皆不报。叹曰：“何面目归见父老！”复具疏，击登闻鼓以进，遂自经于鼓下。帝闻大惊，悯其为民杀身，诏宽龙阳租二万四千余石，定为额。邑人建祠祀之。妻子贫不能归，养以公田百亩。万历十四年诏有司春秋致祭，名其祠曰“惠烈”。
画堂雅宴。一抹朱弦初入遍。慢捻轻笼。玉指纤纤嫩剥葱。
拨头憁利。怨月愁花无限意。红粉轻盈。倚暖香檀曲未成。
江宁府城，其西北包卢龙山而止。余尝求小盘谷，至其地，土人或曰无有。唯大竹蔽天，多歧路，曲折广狭如一，探之不可穷。闻犬声，乃急赴之，卒不见人。
熟五斗米顷，行抵寺，曰归云堂。土田宽舒，居民以桂为业。寺傍有草径甚微，南出之，乃坠大谷。四山皆大桂树，随山陂陀。其状若仰大盂，空响内贮，謦欬不得他逸；寂寥无声，而耳听常满。渊水积焉，尽山麓而止。
由寺北行，至卢龙山，其中阬谷洼隆，若井灶龈腭之状。或曰：“遗老所避兵者，三十六茅庵，七十二团瓢，皆当其地。”
日且暮，乃登山循城而归。瞑色下积，月光布其上。俯视万影摩荡，若鱼龙起伏波浪中。诸人皆曰：“此万竹蔽天处也。所谓小盘谷，殆近之矣。”
同游者，侯振廷舅氏、管君异之、马君湘帆、欧生岳庵、弟念勤，凡六人。
江水既合彭蠡，过九江而下，折而少北，益漫衍浩汗，而其西自寿春、合肥以傅淮阴，地皆平原旷野，与江淮极望，无有瑰伟幽邃之奇观。独吾郡潜、霍、司空、龙眠、浮渡，各以其胜出名于三楚。而浮渡濒江倚原，登陟者无险峻之阻，而幽深奥曲，览之不穷。是以四方来而往游者，视他山为尤众。然吾闻天下山水，其形势皆以发天地之秘，其情性阖辟，常隐然与人心相通，必有放志形骸之外，冥合于万物者，乃能得其意焉。今以浮渡之近人，而天下注游者这众，则未知旦暮而历者，几皆能得其意，而相遇于眉睫间耶？抑令其意抑遏幽隐榛莽土石之间，寂历空濛，更数千百年，直寄焉以有待而后发耶？余尝疑焉，以质之仲郛。仲郛曰：“吾固将往游焉，他日当与君俱。”余曰：“诺。”及今年春，仲郛为人所招邀而往，不及余。迨其归，出诗一编，余取观之，则凡山之奇势异态，水石摩荡，烟云林谷之相变灭，番见于其诗，使余光恍惚有遇也。盖仲郛所云得山水之意者非耶？
昔余尝与仲郛以事同舟，中夜乘流出濡须，下北江，过鸠兹，积虚浮素，云水郁蔼，中流有微风击于波上，发声浪浪，矶碕薄涌，大鱼皆砉然而跃。诸客皆歌乎，举酒更醉。余乃慨然曰：“他日从容无事，当裹粮出游。北渡河，东上太山，观乎沧海之外；循塞上而西，历恒山、太行、大岳、嵩、华，而临终南，以吊汉，唐之故墟；然后登岷、峨，揽西极，浮江而下，出三峡，济乎洞庭，窥乎庐、霍，循东海而归，吾志毕矣。”客有戏余者曰：“君居里中，一出户辄有难色，尚安尽天下之奇乎？”余笑而不应。今浮渡距余家不百里，而余未尝一往，诚有如客所讥者。嗟乎！设余一旦而获揽宇宙之在，快平生这志，以间执言者之口，舍仲郛，吾谁共此哉？
花丛冷眼，自惜寻春来较晚。知道今生，知道今生那见卿。
天然绝代，不信相思浑不解。若解相思，定与韩凭共一枝。
杜甫（712年2月12日—770年），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祖籍襄阳（今属湖北），自其曾祖时迁居巩县（今河南巩义西南）。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分，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称为“老杜”。后世称其杜拾遗、杜工部，也称他杜少陵、杜草堂。
杜甫少年时代曾先后游历吴越和齐赵，其间曾赴洛阳应举不第。三十五岁以后，先在长安应试，落第；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官场不得志，目睹了唐朝上层社会的奢靡与社会危机。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先后辗转多地。乾元二年（759年）杜甫弃官入川，虽然躲避了战乱，生活相对安定，但仍然心系苍生，胸怀国事。杜甫创作了《登高》《春望》《北征》以及“三吏”、“三别”等名作。虽然杜甫是个现实主义诗人，但他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不难看出杜甫的豪气干云。大历五年（770年）冬，病逝，享年五十九岁。
杜甫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世尊称为“诗圣”，他的诗被称为“诗史”。杜甫的思想核心是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杜甫虽然在世时名声并不显赫，但后来声名远播，对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杜甫共有约1500首诗歌被保留了下来，大多集于《杜工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