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称华佗以恃能厌事，为曹公所怒。荀文若请曰：“佗术实工，人命系焉，宜议能以宥。”曹公曰：“忧天下无此鼠辈邪！” 遂考竟佗。至仓舒病且死，见医不能生，始有悔之之叹。嗟乎！以操之明略见几，然犹轻杀材能如是。文若之智力地望，以的然之理攻之，然犹不能返其恚。执柄者之恚，真可畏诸，亦可慎诸。
原夫史氏之书于册也，是使后之人宽能者之刑，纳贤者之谕，而惩暴者之轻杀。故自恃能至有悔，悉书焉。后之惑者，复用是为口实。悲哉！夫贤能不能无过，苟置于理矣，或必有宽之之请。彼壬人皆曰：“忧天下无材邪！”曾不知悔之日，方痛材之不可多也。或必有惜之之叹。彼壬人皆曰：“譬彼死矣，将若何？”曾不知悔之日，方痛生之不可再也。可不谓大哀乎？
夫以佗之不宜杀，昭昭然不可言也。独病夫史书之义，是将推此而广耳。吾观自曹魏以来，执死生之柄者，用一恚而杀材能众矣。又焉用书佗之事为？呜呼！前事之不忘，期有劝且惩也。而暴者复借口以快意。孙权则曰：“曹孟德杀孔文举矣，孤于虞翻何如？”而孔融亦以应泰山杀孝廉自譬。仲谋近霸者，文举有高名，犹以可惩为故事，矧他人哉？
史书上说华佗因自恃才能而厌恶服侍权贵，为曹操所恼恨。荀彧请求说：“华佗的医术确实高明，这关系到人命，应该考虑他医术高明而宽恕他。” 曹操说：“何必担忧天下没有这样的鼠辈呢！”最终因为拷打而使华佗死在狱中。直到他的爱子曹冲生病将死，他发现救治也挽救不了儿子性命的时候，才有后悔杀死华佗的叹息。唉，凭着曹操能够洞察事物细微变化的深明韬略，然而还是如此轻易地杀掉人材。荀彧有这样高的智谋、门第和名望，用十分明白的道理来责问他，然而还是不能使他的怒气平息。掌权者发怒，真害怕这样的事情啊，对这样的事情也是执柄者要谨慎的啊！
推究那些史学家在史册上记载这件事的原因，这是为了使后人放宽对有才能的人的刑罚，采纳贤德的人的劝告，而惩戒残暴者的轻率杀戮。因此从华佗恃能到曹操后悔，全都详细地记载在史书上了。后来的糊涂人，又用这作为轻易杀人的借口，真可悲啊！贤能的人不会没有过失，假如按法理处置，有的人一定会提出宽恕他的请求。这时候，那些奸佞小人都会说：“何必担忧天下没有人材呢！”竟不知道到了后悔之时，才会痛惜人材的不可多得。有人一定会发出惋惜人材的叹息。这时候，那些奸佞小人都会说：“譬如他死了，又会怎么样？”竟不知道到了后悔的时候，才会痛惜被处死的人才不能够重新获得生命。这能不说是极大的悲哀吗？
拿华佗不该杀来说，是十分明白而不用多说的。我只是担心那史书上的意义阐发不足，于是把这层意思推论而发挥罢了。我看自曹魏以来，那些掌握死生权柄的人，因一怒就杀掉人材的情况是很多的。我又何须写华佗的事呢？唉！不忘记以前的事情，是期望能收到劝善又惩恶的效果！但那些残暴者又拿这件事作借口来随心所欲地杀人。孙权就说过：“曹操杀死孔融了，我对于虞翻比他强多了，怎么能比呢？”而孔融也用应劭杀孝廉来与自己做比较。孙权是近于称霸的人物，孔融有高尚的美名，还都以应该惩杀为先例，更何况其他人呢？
刘禹锡在《华佗论》一文中，借曹操残害华佗这一历史事件，强烈谴责曹操“轻杀材能”的残暴行为，表达他对华佗被残害致死的愤慨之情。
文章的开头先介绍了华佗一事。华佗不屈从于权贵，得罪了曹操。曹操的谋士荀文若为华佗讲情，称赞其高尚的医德和高超的医术，请求曹操宽恕他，不要轻杀这样的“材能”。但曹操不纳忠谏的雅言，恃权专横，竟斥骂神医为“鼠辈”，不顾天下人的公正欤论，终将华佗害死于狱中。后来，曹操的儿子仓舒病重将死，再也没有神医可以救活他的儿子了，曹孟德才发出“悔之之叹”。但他并非因错杀“材能”而悔叹。刘禹锡不自禁地发出“以操之明略见几，然犹轻杀材能如是”，“执柄者之恚，真可畏诸，亦可慎之诸”的感叹。他呼吁撰史之人，把那些“恃权的暴君”轻杀“材能”的残暴行为载入史册，希望能够“使后之人宽能者之刑，纳贤者之谕，而惩暴者之轻杀”。
刘禹锡从哀痛“材能”的不可多得，死者难再复生的感情出发，对“执柄者”的妄杀无辜，谄媚取宠者的“助纣为虐”的行径，表示深恶痛绝。同时他列举了曹操残杀孔融，孙权流放虞翻，而孔融又以应泰山杀孝廉自譬，说明封建统治者肆意残杀“材能”之士，是举不胜举的。历史上的贤才志士，忠谏的能臣，因为国为民而冒犯了执柄者的威严，而招来杀身和灭族之祸者，更加不胜枚举了。文章揭示了在封建社会里的黑暗统治之下一切志士仁人处境的艰难，斥责统治者的凶残。
此文写于“永贞革新”首领王叔文被赐死（806年）之后。作者也参与了王叔文革新集团，积极倡导改革朝政弊端，然而革新失败，被贬为朗州司马。文章的末尾以“前事之不忘，期有劝且惩也”，明确表示写作此文的目的，是期待朝廷能够以古为镜，知所儆戒，不要重犯曹操的错误。
或问谏议大夫阳城于愈，可以为有道之士乎哉？学广而闻多，不求闻于人也。行古人之道，居于晋之鄙。晋之鄙人，熏其德而善良者几千人。大臣闻而荐之，天子以为谏议大夫。人皆以为华，阳子不色喜。居于位五年矣，视其德，如在野，彼岂以富贵移易其心哉？
愈应之曰：是《易》所谓恒其德贞，而夫子凶者也。恶得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蛊》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则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时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蛊》之“上九”，居无用之地，而致匪躬之节；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则冒进之患生，旷官之刺兴。志不可则，而尤不终无也。今阳子在位，不为不久矣；闻天下之得失，不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为不加矣。而未尝一言及于政。视政之得失，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问其官，则曰谏议也；问其禄，则曰下大夫之秩秩也；问其政，则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闻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今阳子以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与不得其言而不去，无一可者也。阳子将为禄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为贫，而有时乎为贫。”谓禄仕者也。宜乎辞尊而居卑，辞富而居贫，若抱关击柝者可也。盖孔子尝为委吏矣，尝为乘田矣，亦不敢旷其职，必曰“会计当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阳子之秩禄，不为卑且贫，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
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阳子恶讪上者，恶为人臣招其君之过而以为名者。故虽谏且议，使人不得而知焉。《书》曰：“尔有嘉谟嘉猷，则人告尔后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斯谟斯猷，惟我后之德”若阳子之用心，亦若此者。
愈应之曰：若阳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谓惑者矣。入则谏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夫阳子，本以布衣隐于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谊，擢在此位，官以谏为名，诚宜有以奉其职，使四方后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鲠之臣，天子有不僭赏、从谏如流之美。庶岩穴之士，闻而慕之，束带结发，愿进于阙下，而伸其辞说，致吾君于尧舜，熙鸿号于无穷也。若《书》所谓，则大臣宰相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且阳子之心，将使君人者恶闻其过乎？是启之也。
或曰：阳子之不求闻而人闻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变，何子过之深也？
愈曰：自古圣人贤士，皆非有求于闻用也。闵其时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后已。故禹过家门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圣一贤者，岂不知自安佚之为乐哉诚？畏天命而悲人穷也。夫天授人以贤圣才能，岂使自有余而已，诚欲以补其不足者也。耳目之于身也，耳司闻而目司见，听其是非，视其险易，然后身得安焉。圣贤者，时人之耳目也；时人者，圣贤之身也。且阳子之不贤，则将役于贤以奉其上矣；若果贤，则固畏天命而闵人穷也。恶得以自暇逸乎哉？
或曰：吾闻君子不欲加诸人，而恶讦以为直者。若吾子之论，直则直矣，无乃伤于德而费于辞乎？好尽言以招人过，国武子之所以见杀于齐也，吾子其亦闻乎？
愈曰：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人也。且国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尽言于乱国，是以见杀。《传》曰：“惟善人能受尽言。”谓其闻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阳子可以为有道之士也。”今虽不能及已，阳子将不得为善人乎哉？
凤凰相对盘金缕，牡丹一夜经微雨。明镜照新妆，鬓轻双脸长。
画楼相望久，栏外垂丝柳。音信不归来，社前双燕回。
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其隟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意有所极，梦亦同趣。觉而起，起而归；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华西亭，望西山，始指异之。遂命仆人过湘江，缘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穷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则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塿为类。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故为之文以志。是岁，元和四年也。
轻烟雨小，望里青难了。一缕断虹垂树杪，又是乱山残照。
凭高目断征途，暮云千里平芜。日夜河流东下，锦书应托双鱼。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
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⑽，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刘禹锡（772年－842年），字梦得，籍贯存在江苏徐州、河南洛阳、浙江嘉兴三种说法，自言系出中山（今河北定州），自述“家本荥上，籍占洛阳” ，其先祖为中山靖王刘胜（一说为匈奴后裔）。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有“诗豪”之称。
刘禹锡出生于苏州嘉兴（今浙江嘉兴）。贞元九年（793年）进士及第，初任太子校书，迁淮南记室参军，后入节度使杜佑幕府，深得杜佑的信任与器重。杜佑入朝为相，刘禹锡亦迁监察御史。贞元末年，加入以太子侍读王叔文为首的“二王八司马”政治集团。唐顺宗即位后，刘禹锡参与“永贞革新”。革新失败后，屡遭贬谪。会昌二年（842年），迁太子宾客，卒于洛阳，享年七十一，追赠户部尚书，葬于荥阳。
刘禹锡诗文俱佳，涉猎题材广泛，与白居易并称“刘白”，与柳宗元并称“刘柳”，与韦应物、白居易合称“三杰”。留下《陋室铭》《竹枝词》《杨柳枝词》《乌衣巷》等名篇。刘禹锡的哲学著作《天论》三篇，论述天的物质性，分析“天命论”产生的根源，具有唯物主义思想。著有《刘梦得文集》《刘宾客集》。诗集十八卷，今编为十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