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像春风吹开了千树银花，又像满天繁星雨点般落下。宝马拉着的彩车奇香四溢，都是来观灯的富贵人家。悠扬的箫声四处回荡，皎洁的明月渐渐西斜，鱼龙彩灯欢快飞舞，通宵达旦不觉困乏。
女子们打扮得似玉如花，蛾儿雪柳头上遍插，笑语盈盈地走过，一路上香气飘洒。我焦急地把她寻找，在人群中找了千百回也不见她。突然间我一回头，不经意间却在灯火稀疏之处发现了她。
古代词人写上元灯节的词，不计其数，辛弃疾的这一首，却没有人认为可有可无，因此也可以称作是豪杰了。然而究其实际，上阕除了渲染一片热闹的盛况外，并无什么独特之处。作者把火树写成与固定的灯彩，把“星雨”写成流动的烟火。若说好，就好在想象：东风还未催开百花，却先吹放了元宵节的火树银花。它不但吹开地上的灯花，而且还从天上吹落了如雨的彩星——燃放的烟火，先冲上云霄，而后自空中而落，好似陨星雨。“花千树”描绘五光十色的彩灯缀满街巷，好像一夜之间被春风吹开的千树繁花一样。这是化用唐朝人岑参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然后写车马、鼓乐、灯月交辉的人间仙境——“玉壶”，写那民间艺人们载歌载舞、鱼龙漫衍的“社火”百戏，极为繁华热闹，令人目不暇接。其间的“宝”也，“雕”也“凤”也，“玉”也，种种丽字，只是为了给那灯宵的气氛来传神来写境，大概那境界本非笔墨所能传写，幸亏还有这些美好的字眼，聊为助意而已。这也是对词中的女主人公言外的赞美 。
下阕，专门写人。作者先从头上写起：这些游女们，一个个雾鬓云鬟，戴满了元宵特有的闹蛾儿、雪柳，这些盛装的游女们，行走过程中不停地说笑，在她们走后，只有衣香还在暗中飘散。这些丽者，都非作者意中关切之人，在百千群中只寻找一个——却总是踪影难觅，已经是没有什么希望了。忽然，眼睛一亮，在那一角残灯旁边，分明看见了，是她！没有错，她原来在这冷落的地方，还未归去，似有所待！发现那人的一瞬间，是人生精神的凝结和升华，是悲喜莫名的感激铭篆，词人竟有如此本领，竟把它变成了笔痕墨影，永志弗灭！到末幅煞拍，才显出词人构思之巧妙：那上阕的灯、月、烟火、笙笛、社舞、交织成的元夕欢腾，那下阕的惹人眼花缭乱的一队队的丽人群女，原来都只是为了那一个意中之人而设，而且，倘若无此人，那一切就没有任何意义与趣味。
词人苦苦寻觅的“那人”的身份，历来有各种解释，有人认为是作者的意中人，有人认为是词人自己，有人认为是指宋孝宗赵昚，还有人认为指北宋旧都汴京。
这个遗世独立的“人”其实是一个“美人”意象，寄寓其上的感情丰富而深刻。美人具有其独特寓意始于屈原。屈原用美人来譬喻君主，表达自己对君王的忠心。词人所找寻的人与周围的“蛾儿雪柳”“笑语盈盈”格格不入，却能让词人千百度地寻觅，则其必也是一个美人，纵使不是外表美貌，也必然有吸引词人的其他特质。既是美人，则辛弃疾对她的爱慕之深也是不言而喻的了。
然则意象之高妙，就在其含义的多重性。“隐以复义为工”，这一点在以凝练为特点的诗词作品中尤为明显。辛弃疾作为词中妙手，更不会不通此道。“诗有内外意”，一象两意方成一意象，但正如一诗可多解，一象三意、四意，也不是什么不可以的事情。在这首词中，以美人自喻，难免就要舍弃其中包含的对他者的深切情思。尽管将这解释为对自己的爱，或者说是孤芳自赏，也能够说得通，但这两种感情毕竟是不一样的。因此，自喻和爱他人这两种说法，不论是舍弃何者，都会削弱对词人的复杂感情的理解：舍去自喻，就难以解释其内心的孤独与无奈；舍去爱他人，就少了爱的能力的体现。而辛弃疾对一个自己以外的对象即汴京，怀有着深厚的感情。对汴京及汴京所代指的宋朝江山及百姓的爱，也是爱他人的体现。因此，也可以把美人理解为汴京。
“人”意象的复杂性造就了整首词的内涵的复杂性，整首词的主旨及意蕴亦由此而得到升华。这种复杂性尤其体现在末句的“灯火阑珊处”上。“人”指词人自己，则阑珊的灯火恰表明了词人心中的孤寂及其所处政治环境的阴暗；以“人”指汴京来说，“灯火阑珊处”可指千里之外的汴京城灯火阑珊，南宋的汴州远不如临安繁华，然而如何破落，词人也不忍去想，不愿去写，便只说是灯火阑珊，却更添了一缕凄然之感，而临安的灯再亮也照不到旧都汴京，南宋的繁华说到底不过是虚假的偏安罢了，整个中原地区更不知有多少人在金兵的蹂躏下苦苦挣扎。
词中“人”的意象实际上是复杂的，并不只包含有一层意思。辛弃疾所苦苦寻觅的那一位佳人，既是孤独的自己，也更是遥远的旧都汴京。因而这首词所包含的悲愤与渴盼，实非“宝马雕车”所堪载也。
在结构上，此词也有其妙处。上阕临末，已出“一夜”二字，这是为“寻他千百度”说明了多少时光的苦心痴意，所以到得下阕而出“灯火阑珊”，方才前早呼而后遥应，可见词人笔墨之细，文心之苦。
王国维《人间词话》曾举此词，以为人之成大事业者，必皆经历三个境界，而稼轩此词之境界为第三即最终最高境。此特借词喻事，与文学赏析已无交涉，可以无劳纠葛。
从词调来讲，《青玉案》十分别致，它原是双调，上下阕相同，只上阕第二句变成三字一断的叠句，跌宕生姿。下阕则无此断叠，一连三个七字排句，可排比，可变幻，总随词人之意，但排句之势是一气呵成的，单单等到排比完了，才逼出煞拍的警策句。北宋另有贺铸一首（《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此义正可参看。
此词创作时间不可确考，学界有多种说法。有人认为作于南宋乾道七年（1172年），有人认为作于淳熙元年（1174年）或二年（1175年），也有人认为创作于淳熙十四年（1187年），还有人认为创作于淳熙九年（1182年）至绍熙二年（1191年）之间。但不论是哪一种说法，辛弃疾强烈的报国心和对外疲软、主和派占上风的政治背景都是相同的。当时，强敌压境，国势日衰，而南宋统治阶级却不思恢复，偏安江左，沉湎于歌舞享乐，以粉饰太平。洞察形势的辛弃疾，欲补天穹，却恨无路请缨。他怀着满腹的激情、哀伤、怨恨，创作了这首元夕词。
笙歌梦断蒺藜沙，罗绮香馀野菜花。乱云老树夕阳下，燕休寻王谢家，恨兴亡怒煞些鸣蛙。铺锦池埋荒甃，流杯亭堆破瓦，何处也繁华？
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牙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牙，鲍叔牙终善遇之，不以为言。已而鲍叔牙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牙遂进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牙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牙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牙谋事而更穷困，鲍叔牙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牙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牙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牙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鲍叔牙既进管仲，以身下之。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余世，常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牙能知人也。
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桓公实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于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沫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故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
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后百余年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婴者莱之夷维人也。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
越石父贤，在缧绁中。晏子出，遭之涂，解左骖赎之，载归。弗谢，入闺。久之，越石父请绝。晏子戄然，摄衣冠谢曰：“婴虽不仁，免子于厄，何子求绝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闻君子诎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者。方吾在缧绁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赎我，是知己；知己而无礼，固不如在缧绁之中。”晏子于是延入为上客。
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间而窥其夫。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后夫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
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
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语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岂管仲之谓乎？
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成礼然后去，岂所谓“见义不为无勇”者邪？至其谏说，犯君之颜，此所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青溪之跳珠溅雪，亦无以异于诸泉，独其水色最奇。盖世间之色，其为正也间也，吾知之，独于碧不甚了然。今见此水，乃悟世间真有碧色。如秋天，如晓岚；比之含烟新柳则较浓，比之脱箨初篁则较淡；温于玉，滑于纨；至寒至腴，可拊可餐。
宫粉雕痕，仙云堕影，无人野水荒湾。古石埋香，金沙锁骨连环。南楼不恨吹横笛，恨晓风、千里关山。半飘零，庭上黄昏，月冷阑干。
寿阳空理愁鸾。问谁调玉髓，暗补香瘢？细雨归鸿，孤山无限春寒。离魂难倩招清些，梦缟衣、解佩溪边。最愁人，啼鸟晴明，叶底青圆。
月映林塘澹，风含笑语凉。
俯窥怜绿净，小立伫幽香。
携幼寻新的，扶衰坐野航。
延缘久未已，岁晚惜流光。
辛弃疾（1140年5月28日－1207年10月3日），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中年后号稼轩，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今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南宋官员、将领、文学家，豪放派词人，有“词中之龙”之称；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
辛弃疾早年与党怀英齐名北方，号称“辛党”。青年时参与耿京起义，并擒杀叛徒张安国，回归南宋，献《美芹十论》《九议》等，条陈战守之策，但不被朝廷采纳。先后在江西、湖南、福建等地为守臣，曾平定荆南茶商赖文政起事，又力排众议，创制飞虎军，以稳定湖湘地区。由于他与当政的主和派政见不合，故而屡遭劾奏，数次起落，最终退隐山居。开禧北伐前后，宰臣韩侂胄接连起用辛弃疾知绍兴、镇江二府，并征他入朝任枢密都承旨等官，均被辛弃疾推辞。开禧三年（1207年），辛弃疾抱憾病逝，享年六十八岁。后赠少师，谥号“忠敏”。
辛弃疾一生以恢复为志，以功业自许，却命运多舛，壮志难酬。但他始终没有动摇恢复中原的信念，而是把满腔激情和对国家兴亡、民族命运的关切、忧虑，全部寄寓于词作之中。其词艺术风格多样，以豪放为主，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典故入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有《稼轩长短句》等传世。今人辑有《辛稼轩诗文钞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