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经行处，莓苔见履痕。
白云依静渚，春草闭闲门。
过雨看松色，随山到水源。
溪花与禅意，相对亦忘言。
一路上经过的地方，青苔小道留下鞋痕。
白云依偎安静沙洲，春草环绕道院闲门。
新雨过后松色青翠，循着山路来到水源。
看到溪花心神澄静，凝神相对默默无言。
全诗围绕着题目的“寻”字，逐渐展开。“一路经行处，莓苔见履痕”，开始二句就突出一个“寻”字来，顺着莓苔履痕（一作“屐痕”），一路寻来。语言浅淡质朴，似乎无须赘言：那人迹罕至的清幽山径，正是常道士出入往来之地，这里没有人间喧嚣，满路莓苔。履痕屐齿给来访者带来希望和猜想：幽人不远，晤面在即；否则就是其人出晤，相会须费些周折。
颔联写由顺其路而始入其居境。两句写景平列，用意侧重“闭门”寻人不遇。“白云依静渚”，为远望。
白云絮絮，缭绕小渚。“依”字有意趣。越溪（或是缘溪）而至其巖扉，近看则“春草闭闲门”，蓬门长闭，碧草当门，道士不在寓所。如果说一路莓苔给人幽静的印象，那么这里的白云、芳草、静渚、闲门，则充满静穆淡逸的氛围。渚是“静”的，白云、芳草也是静静的。门“闲”，不遇之人，来访者不期然而然的心境也“闲”。一切都显得恬静自然，和谐默契，不受丝毫纷扰。在自然景物的观照中，悄然融入自在平静的心绪，来访不遇的怅然，似乎被这清幽、宁静的环境，带有内省参照的“禅意”所冲化，渐趋恬然。
独闭的闲门，摇曳的小草，使人浸润在“绿满窗前草不除”的幽静自在境界，滋味咸化于这静默的世界之中。
上四句叙寻而不遇，意绪明白。后四句继写一路景观，浑化无迹须缓缓味出。“过雨看松色，随山到水源”。这看松寻源，所趋何向，是不遇而再寻，还是顺便一游其山，还是返回，诗人没有说出。两句以景带叙，下句叙事成份更多些。“水源”，应该不是指来时“经行处”，所以“随山”不是下山，而是入山，随山转折，缘山道探寻水源。道士不在寓所，因此这寻水源，也就是寻道士，“随”字简洁，山道纡绕，峰回路转，随山探源，缘水经山。其间林壑深秀，水声潺潺，都由这个“随”字导人神游，启迪丰富的“曲径通幽”的想象。上句“过雨看松色”，或指道士居所“门外景”，或指“随山”时的景致。“过雨”暗示忽然遇雨，诗人仅仅用一“过”字表示它的刚刚存在，而着意于雨霁云收之后翠绿生新的松色。“过”字，把阵雨带来的清新宜人的气息、物色，轻松自然地托显出来，同时也隐隐带出漫步山道的时间进程。
“过雨”，涮新了松色，也带来冥想。自生自灭的短暂一“过”，和静静白云一样，已在写“禅意”（金性尧）。
尾联的“禅意”，用得精妙。诗人看见了“溪花”，却浮起“禅意”，从幽溪深涧的陶冶中得到超悟，从摇曳的野花静静的观照中，领略到恬静的清趣，溶化于心灵深处是一种体察宁静，荡涤心胸的内省喜悦，自在恬然的心境与清幽静谧的物象交融为一。况且禅宗本来就有拈花微笑的故事，这都溶入默契不言的妙悟中，而领会出“禅意”，因用“与”，把物象和情感联结起来。禅宗的妙悟和道家的得意忘言，有内在相通之处。佛道都喜占山林，幽径寻真，荡入冥思，于此佛道互融，而进入“相对亦忘言”的精神境界。
芳草松色、白云溪花的美感，“禅意”默想的清享，都清美极了。乘兴而来，兴尽而返的惬意自得的感受，也都含融在诗的“忘言”之中。
大历（唐代宗年号，公元766—779年）前后，是个感伤时代，很多诗歌都着意表现感伤色彩，但更多的是摆脱时代失意、政治苦闷、人世困惑，而追求宁静、冲远、淡泊的心理。刘长卿此诗也反映了当时的“时代心声”。
诗人兴冲冲步行山中拜访一位道士，不想却吃了个闭门羹，在居所远近寻找，仍未如愿，诗人非但没有产生失望惆怅，反而获得精神惬意和心理的满足。此诗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下所作的。
天阁英游，内朝密侍，当世荣遇。汉守分麾，尧庭请瑞，方面凭心膂。风驰千骑，云拥双旌，向晓洞开严署。拥朱轓、喜色欢声，处处竞歌来暮。
吴王旧国，今古江山秀异，人烟繁富。甘雨车行，仁风扇动，雅称安黎庶。棠郊成政，槐府登贤，非久定须归去。且乘闲、孙阁长开，融尊盛举。
春未来时，酒携不到千岩路。瘦还如许，晚色天寒处。
无限新愁，难对风前语。行人去。暗消春素。横笛空山暮。
幽姿不入少年场，无语只凄凉。一个飘零身世，十分冷淡心肠。
江头月底，新诗旧梦，孤恨清香。任是春风不管，也曾先识东皇。
春风吹起箨龙儿，戢戢满山人未知。
急唤苍头斫烟雨，明朝吹作碧参差。
洵闻之，楚人高令尹子文之行，曰：“三以为令尹而不喜，三夺其令尹而不怒。”其为令尹也，楚人为之喜，而其去令尹也，楚人为之怒，己不期为令尹，而令尹自至。夫令尹子文岂独恶夫富贵哉，知其不可以求得而安其自得。是以喜怒不及其心，而人为之嚣嚣。嗟夫！岂亦不足以见己大而人小邪？脱然为弃于人，而不知弃之为悲；纷然为取于人，而不知取之为乐；人自为弃我、取我，而吾之所以为我者如一，则亦不足以高视天下而窃笑矣哉！
昔者，明公之初自夺于南海之滨，而为天下之名卿。当其盛时，激昂慷慨，论得失，定可否，左摩西羌，右揣契丹，奉使千里，弹压强悍不屈之人，其辩如决河流而东注诸海，名声四溢于中原而滂薄于遐远之国，可谓至盛矣。及至中废而为海滨之匹夫，盖其间十有余年，明公无求于人，而人亦无求于明公者。其后，适会南蛮纵横放肆，充斥万里，而莫之或救，明公乃起于民伍之中，折尺棰而笞之，不旋踵而南方乂安。夫明公岂有求而为之哉！适会事变以成大功，功成而爵禄至。明公之于进退之事，盖亦绰绰乎有余裕矣。
悲夫！世俗之人纷纷于富贵之间而不知自止，达者安于逸乐而习为高岸之节，顾视四海，饥寒穷困之士，莫不颦蹙呕哕而不乐；穷者藜藿不饱，布褐不暖，习为贫贱之所摧折，仰望贵人之辉光，则为之颠倒而失措。此二人者，皆不可与语于轻富贵而安贫贱。何者？彼不知贫富贵贱之正味也。夫惟天下之习于富贵之荣，而忸于贫贱之辱者，而后可与语此。今夫天下之所以奔走于富贵者，我知之矣，而不敢以告人也。富贵之极，止于天子之相。而天子之相，果谁为之名邪？岂天为之名邪？其无乃亦人之自名邪？夫天下之官，上自三公，至于卿、大夫，而下至于士，此四人者，皆人之所自为也，而人亦自贵之。天下以为此四者绝群离类，特立于天下而不可几近，则不亦大惑矣哉。盖亦反其本而思之。夫此四名者，其初盖出于天下之人出其私意以自相号呼者而已矣。夫此四名者，果出于人之私意所以自相号呼也，则夫世之所谓贤人君子者，亦何以异此。有才者为贤人，而有德者为君子，此二名者夫岂轻也哉。而今世之士，得为君子者，一为世之所弃，则以为不若一命士之贵，而况以与三公争哉。且夫明公昔者之伏于南海，与夫今者之为东诸侯也，君子岂有间于其间，而明公亦岂有以自轻而自重哉？洵以为明公之习于富贵之荣，而狃于贫贱之辱，其尝之也盖已多矣，是以极言至此而无所迂曲。
洵，西蜀之匹夫，尝有志于当世，因循不遇，遂至于老。然其尝所欲见者，天下之士盖有五六人。五六人者已略见矣，而独明公之未尝见，每以为恨。今明公来朝，而洵适在此，是以不得不见。
伏惟加察，幸甚！
刘长（zhǎng ）卿（约726年-789或790年），字文房，世称刘随州，宣城（今属安徽）人，一说河间（今属河北）人，中国唐代诗人。
刘长卿年少时居嵩山读书，积学以备举业，然屡试不中。玄宗天宝八载（749年）登进士第，释褐任陈留浚仪县尉。安史之乱起，南奔流落江南，至德元载（756年）被采访使李希言任为长洲县尉。至德二载（757年）冬被谤陷狱，十二月遇赦，摄海盐令。因冤情未雪，被贬南巴尉。约大历三年（768年），前后任鄂岳转运判官。大历九年（774年），因拒绝观察使吴仲孺截留财赋，反被诬为贪赃,罢官后居义兴。后贬任睦州长史，其间与当时寓居浙江的诗人李嘉祐、皇甫冉、秦系、严维、章八元等唱酬。建中元年（780年），任随州(今属湖北)刺史，世称刘随州。两年后因李希烈叛乱，弃官避地淮南、吴越，几年后去世。
刘长卿诗以五七言近体为主，尤工五言，自诩为“五言长城”。中年以后阅世日深，创作技巧也日益圆熟。五律简练浑括，于深密中见清秀，如《碧涧别墅喜皇甫侍御相访》《新年作》等，都是精工锤炼之作。七律也多秀句，如“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历来传诵人口。《登余干古县城》等篇，情调安详，视野开阔，景象鲜明而浑融，语言洗练而流畅，在盛唐的精工高华之外另创一种清空流畅的风格。五绝《逢雪宿芙蓉山主人》《送灵澈上人》《江中对月》则以白描取胜，饶有韵致。但刘长卿诗中也存在内容单薄、字句雷同、缺少变化的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