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
《关雎》,是讲后妃美德的诗,是《诗经》国风的第一篇,君王用它来教化天下而矫正夫妇之间的伦理关系。所以可以用以教化乡村百姓,也可以用以教化诸侯邦国。风,就是讽谕,教化;用讽谕来感动、教化人们。
诗,是人用来表现志向的,在心里叫志向,用语言表达出来就是诗。情感在心里激荡就会表达为语言,语言不足以表达,就会吁嗟叹息来继续它,吁嗟叹息还不尽情,就会长声歌咏,长声歌咏仍不满足,就会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
情感表现为声音,声音组成宫、商、角、徵、羽的调子,就是音乐。太平时代的音乐平和而欢乐,它的政治就平和通畅;动乱之世的音乐怨恨而愤怒,它的政治就乖戾残暴;亡国之时的音乐悲伤而忧思,其国民就困顿。所以矫正政治的过失,感动天地和鬼神,没有超过诗歌的。古代的君王正是以诗歌来矫正夫妻之道,培养孝敬,敦厚人伦,完善教化,移风易俗。
所以诗有六义:一叫“风”,二叫“赋”,三叫“比”,四叫“兴”,五叫“雅”,六叫“颂”。天子用“风”来教化平民百姓,平民百姓用“风”来讽谕天子诸侯,用深隐的文辞来作委婉的劝谏,这样写诗的人不会获罪,听诗的人足可以警戒,这就叫“风”。至于王道衰微,礼义废弛,政教败坏,诸侯国各自为政,老百姓家风俗各异,于是“变风”“变雅”的诗就产生了。国家的史官明白政治败坏的事实,感伤于人伦的废弛,哀痛刑政的残酷苛刻,于是吟咏自己的情感,用来讽谕君上,这是通达政事的变化而又怀念传统风俗的。所以“变风”是发于内心的情感,但并不超越礼义的规范。发于内心的情感是人的天性;不超越礼义,是先王教化的恩泽久远。因此,如果诗吟咏一个邦国的事,通过一个人的心意表现出来,就叫作“风”;反映天下的事,表现的是包括各国的风俗,就叫作“雅”。“雅”,是正的意思,说的是王朝政教兴衰的缘由。政事有小大之分,所以有的叫“小雅”,有的叫“大雅”。“颂”,就是赞美君王盛德,并将他的成功的事业禀告神灵的。(“风”“小雅”“大雅”“颂”)这就是“四始”,是诗中最高的了。
既然如此,那么《关雎》《麟趾》的教化,原是周文王时的“风”,所以记在周公的名下。“南”的意思,是说教化是从北方到南方的。《鹊巢》《驺虞》的德行,本是邦国诸侯的“风”,先王用它来教化,所以就记在召公的名下。《周南》《召南》,是规范最初时的标准,是王道教化的基础。因此,《关雎》是赞美得到贤淑的女子,来匹配给君子的,忧虑的是如何进举贤才,并非贪恋女色;怜爱静雅的美女,思念贤良的人才,却没有伤风败俗的邪念。这就是《关雎》的要义。
《毛诗序》是中国古代第一篇诗歌理论专著,对于诗歌的基本特征、内容分类、创作原则、表现手法、社会作用等,都提出了许多重要见解,是一篇封建时代正统文艺思想的纲领性文献。
首先,《毛诗序》详细描述了诗歌产生的情况,在对文学本质的探索中,揭示出诗歌抒情与言志相统一的艺术特性。《毛诗序》指出,诗有两个特征:一个是情、志结合,一个是诗、乐结合。《毛诗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其实是对前人之说的理论概括。最早讲到情志结合的是先秦的《乐记》:“诗,言其志也;歌,咏其言也;舞,动其容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显然,前者的意思与后者是一脉相承的,甚至连语言都差不多。《毛诗序》直接把情和志结合起来,更显示出诗歌的特征。情和志是而一的东西,如孔颖达概括的那样:“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诗、乐结合,更是诗歌形成过程的一个突出特点。诗歌形成之初,与乐、舞是三位一体的。在儒家的礼乐思想体系中,诗、乐一体的诗歌,乐的部分往往要承担“和同”的作用,从而侧重抒情;诗的文本,主要在于义理阐发,侧重言志。在先秦时代,诗、乐二者难以分离,从而“诗者,志之所之”的“志”和“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情”实际上是一致的。汉代儒家诗论以诗、乐分离为背景,诗论的重点逐渐转向“以义为用”的诗歌,因此诗要部分地承担起乐的教化功能。“志”,多指人的思想意志,其中以政教伦理所要求的统一性为主;“情”,更注重于个体独特性感受的抒发。《毛诗序》将先秦时属于乐论范畴的“抒情”作为诗歌“言志”的理论补充,既是继承了诗歌艺术抒情和言志相统一的传统,又是要求“情”包含于“志”;个人发乎情,但要以统一的儒家准则为限度和引导,应当止乎礼义。这即是孔颖达所总结的:“在己为情,发言为志,情志一也。”
其次,《毛诗序》将诗教理论纳入政教体制之中,完善了诗歌的两种社会教化功能,即自上而下的风化和自下而上的讽谏。前者强调诗歌“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功利目的,主张文艺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毛诗序》开篇就是:“《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教化的主要对象是被统治者。“动之”“化之”的目的,是让他们恪守封建纲常,不越其轨,以维护封建秩序,巩固封建统治。后者则提供了民间诗歌干预政治的途径,可以表现某种不满情绪,也可以用诗来批评统治者。但是这种批评是受限制的,可以“刺上”,但必须“主文而谲谏”。朱熹释“谲谏”为“主于文辞而托之以谏”,即以委婉含蓄之辞、曲折比兴之法,在维护统治阶级尊严的前提下,以诗来寄托忠心劝勉。这里要求诗歌的艺术风格仍以儒家的温柔敦厚为准则,即使讽谏也要“发乎情,止乎礼义”,不能直言过失;其思想则是儒家诗论“兴观群怨”说和“事父事君”说的进一步发展。“上以风化下”无条件,“下以风刺上”有条件,就是要讲究态度和方法。《毛诗序》所倡导的诗歌教化方式主要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试图通过有节制地怨刺政治昏暗和社会弊端,对内实现统治阶级的团结与协调,对外经由诗歌的宣泄达到安抚民众情绪、缓和社会矛盾的作用。作为政教工具的诗歌,一方面承担起反映现实、批判现实的角色,有着积极的意义;另一方面被束缚了自由吟咏情性的特质,失去了艺术审美的独立性。
再次,《毛诗序》论述了文学的发展和社会时代的密切关系。《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有季札审乐观诗以知政的记载,观诗歌的内容,便可推想政俗与风化的情状。《毛诗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地将《诗经》的内容和体例与时代政治、民俗风化、道德行为等紧密结合起来,认为文艺是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再现,从而不同的时代各有各的诗歌。它指出诗乐与时代政治的关系:“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就是说,诗是时代政治状况在人民情绪上的反映,可以从安乐、怨怒、哀思之音中,看出时代政治的好坏、国家的兴亡。在此意义上,《毛诗序》对正风正雅和变风变雅作出区分,认为前者产生于政治清明的时代,并在诗歌内容和艺术风貌上反映出治世的气象,而后者产生于、也表现了政治昏暗的衰世。《毛诗序》把《诗经》表述为一部王道盛衰史,从而诗的内容就被规定为主要是对治世的称善赞美,以及对衰世的讽恶讥刺,以行使诗歌“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教化功能,表现其美刺的意义。《诗经》的体例编排也被阐发为反映了君德民风,如《关雎》与《麟趾》相呼应,体现“王者之风”,《鹊巢》与《驺虞》相呼应,体现“诸侯之风”等。
最后,《毛诗序》依据《周礼·春官》中“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之旧说,改“六诗”为“六义”,提出了诗歌分类的三种体制和艺术表现的三种方法,合称为“六义”说。《毛诗序》对风、雅、颂做了进一步阐述,从音乐上区分风、雅、颂:“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毛诗序》没有对赋比兴的含义作出说明。关于“六义”的意义,历史上众说纷纭。孔颖达《毛诗正义》认为:“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朱熹据此发挥,说风、雅、颂是“三经”,是“作诗的骨子”;赋、比、兴“却是里面横串的”,是“三纬”;他还具体阐释了赋、比、兴的内涵,认为“赋,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朱子语类》)。这即指出风、雅、颂是诗的种类,而赋、比、兴是作诗的艺术表现方法。当今学界一般认为,风是产生于各诸侯国的地方诗歌,雅是产生于周朝中央地区的朝廷诗歌,颂是祭祀时赞美祖先的诗歌。而赋、比、兴则是文学创作中形象思维的方法,与文学的想象相关联,诗人的创作往往选取具有典型性的物象,巧妙地使用譬喻,从而更为生动、深刻地抒写现实生活和所思所感。
《诗经》作为一部古代的诗歌总集流传到汉代,已经成为一种具有各种不同派别的学问。齐(辕固生所传),鲁(申公所传)、韩(韩婴所传)三家诗都立于学官,成为官学,三者全属今文学派。毛诗后起,属古文学派,其学直到汉末还不曾被官家承认,而只通过私学在社会上流传。相传孔子删诗授卜商(即子夏),商为之序,后来递相授受到荀卿,荀卿授鲁国毛亨,亨作《故训传》,授赵国毛苌。时人称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故称《毛诗》。据魏源《齐、鲁、韩、毛异同论》说,三家诗都有序而亡佚,惟《毛诗序》独存。今本《毛诗》三百零五篇均有小序,于各诗之前介绍作者或写作背景,论诗之题旨和用意。其中第一篇《周南·关雎》的小序之后有一段较长文字,后人称为《毛诗序》或《诗大序》。关于《毛诗序》的作者,长期以来众说纷纭,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两说:一说为孔子弟子子夏所作,见郑玄《诗谱》;一说为汉人卫宏所作,见《后汉书·儒林传》。当今学界倾向于《毛诗序》并非一时一人之作,其主体大约完成于西汉中期以前的学者之手,也可能含有东汉毛诗家阐发润益的成分。
昔闻李供奉,长啸独登楼。
此地一垂顾,高名百代留。
白云海色曙,明月天门秋。
欲觅重来者,潺湲济水流。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
坐观垂钓者,空有羡鱼情。
元丹丘,爱神仙,朝饮颍川之清流,
暮还嵩岑之紫烟,三十六峰长周旋。
长周旋,蹑星虹,身骑飞龙耳生风,
横河跨海与天通,我知尔游心无穷。
昨夜个人曾有约,严城玉漏三更。一钩新月几疏星。夜阑犹未寝,人静鼠窥灯。
原是瞿唐风间阻,错教人恨无情。小阑干外寂无声。几回肠断处,风动护花铃。
暝色延山径,高斋次水门。
薄云岩际宿,孤月浪中翻。
鹳鹤追飞静,豺狼得食喧。
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