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节也，胜境也，四方之名流也，三者合，非偶然也。以不偶然之事，而偶然得之，乐也。乐过而虑其忘，则必假文字以存之，古之人皆然。
乾隆戊子中秋，姑苏唐眉岑挈其儿主随园，数烹饪之能，于烝彘首也尤。且曰：“兹物难独噉，就办治，顾安得客？”余曰：“姑置具，客来当有不速者。”已而泾邑翟进士云九至。亡何，真州尤贡父至。又顷之，南郊陈古渔至，日犹未昳。眉岑曰：“予四人皆他乡，未揽金陵胜，盍小游乎？”三人者喜，纳屦起，趋趋以数，而不知眉岑之欲饥客以柔其口也。
从园南穿篱出，至小龙窝，双峰夹长溪，桃麻铺芬。一渔者来，道客登大仓山，见西南角烂银坌涌，曰：“此江也。”江中帆樯如月中桂影，不可辨。沿山而东至蛤蟆石，高壤穹然。金陵全局下浮，曰谢公墩也。余久居金陵，屡见人指墩处，皆不若兹之旷且周。窃念墩不过土一抔耳，能使公有遗世想，必此是耶。就使非是，而公九原有灵，亦必不舍此而之他也。从蛾眉岭登永庆寺亭，则日已落，苍烟四生，望随园楼台，如障轻容纱，参错掩暎，又如取镜照影，自喜其美。方知不从其外观之，竟不知居其中者之若何乐也。
还园，月大明，羹定酒良，彘首如泥，客皆甘而不能绝于口以醉。席间各分八题，以记属予。嘻！余过来五十三中秋矣，幼时不能记，长大后无可记。今以一彘首故，得与群贤披烟云，辨古迹，遂历历然若真可记者。然则人生百年，无岁不逢节，无境不逢人，而其间可记者几何也！余又以是执笔而悲也。
佳节、胜景、四方的名流，三件事合在一起，不是偶然的事。不偶然的事能偶然得到，真是快乐。快乐过了怕它忘记，就必然用文字写下来保存它，古代人都是这样的。
乾隆戊子年中秋节，苏州唐眉岑带着他儿子住在随园，要说他的烹调本领，以蒸猪头为最好。而且他说：“这东西难以独吃，如现在做好，哪里就有客人来？”我说：“暂且备办起来，或许有不速之客。”过了一会儿，泾县翟云九进士到。再过一会儿，仪征尤贡父到。又过了一会儿，南郊陈古渔到，这时太阳还未西斜。眉岑说：“我们四个人都是外地人，没有游览过金陵的胜景，何不出去游玩一下？”三人很高兴，穿上鞋站起来，几次显出很急迫的样子，却不知道眉岑是想要让客人饥饿一下以便有好胃口。
从随园南面穿过篱笆出来，到小龙窝，两座山峰之间夹着一条长长的小溪，桃林和麻田散发着清香。来了一个渔夫，领着客人登上大仓山，见西南角上银白闪光的水浪汹涌，渔夫说：“这是长江。”江中船帆桅杆像月亮中的桂树影，依稀分辨不清。沿着山向东到蛤蟆石，高山像帐篷顶一样中间高四面低。整个金陵都在脚下漂浮，渔夫说这是谢公墩。我久住金陵，多次见人指点谢公墩的位置，都不如这里旷大而四面都可看到。心想墩不过是一堆土罢了，能够使谢公产生出世思想的，必定是这儿！就算不是，谢公如地下有灵，也必然不会舍弃这里而到别处去。从蛾眉岭登上永庆寺的亭子，太阳已经落山，四处升起了晚霞，看随园的楼台，像罩上了一层轻纱，高低远近似隐似现，又像用镜子自照，喜爱自己的俊美。这才知道不从外面观看，竟然不知道住在里面是多么快乐。
回到随园，月亮大放光明，肉已熟酒又醇，猪头烂如泥，客人都觉得味道美而吃个不停，直到喝醉。酒席上分八个题目各作诗文，叫我做记。嘻！我过了五十三个中秋节，年幼时的情景不记得，长大后没有什么好记的。如今因为一个猪头的缘故，能和众贤才游赏胜景，辨识古迹，于是清清楚楚好像真值得记下来。然而人生百年，没有一年不逢节日，没有一处不遇到人，这中间真值得记的有多少呢！因为这个缘故，我握着笔又感到很悲哀。
融叙事、写景、议论为一体，是文章在艺术方面的突出特点。一般游记往往以叙事开篇，而此文开头就发议论，可谓落笔不凡。而这一小段议论，不仅指出了在中秋佳节，同四方名流共同游览胜境是人生乐事，“必假文字以存之”，点明了作记的一般原因，更主要的还在于逗出了“佳节”“胜境”“四方之名流”三事，为游记的写作立下主脑，划出范围，有力地振起了全篇。接下去写中秋之游。先写“四方之名流”。有烹饪高手姑苏唐眉岑，有泾邑进士翟云九，还有作者的诗友真州尤贡父和南郊陈古渔。由于他们四人过去“未揽金陵胜景”，更由于唐眉岑“欲饥客以柔其口”，便提议外出游览。这段叙事虽重点写名士聚会，却同时交代了出游的原因，且兼及游人心理，可谓以少胜多，细致入微。次写胜景。金陵是六代古都，名胜古迹很多，作者并没一一罗列，而是从中选取了大仓山、谢公墩、永庆寺亭三处来写。而对这三处景物，又依据其不同特点，采用不同的描绘手法。写大仓山，主要突出沿途“双峰夹长溪，桃麻铺芬”和登大仓山望大江，见江水“灿银坌涌”“江中帆樯如月中桂影，不可辨”，极写其景色之美；写谢公墩，主要写其“旷且周”，写其使人“有遗世想”，写它对高人名士的吸引力，以突出其内秀；写永庆寺亭，重点不在写亭，而在写登亭所见之景，特别是“望随园楼台，如障轻容纱，参错掩映；又如取镜照影，自喜其美”，并以随园之美反衬“其中居者之乐”，这样记游，既避免了重复呆板，又运灵气其中，情景双绘，妙不可言。
然后，以“月大明，羹定酒良”，分题赋诗写佳节。其中“以记属予”四字，点明了作记的具体原因。在记游时，作者采用顺叙方式，先写朋友在园中聚会，再写出园揽胜，最后写“还园”饮酒赋诗，脉络非常清楚，层次极为清晰。文章结尾，再发议论。作者指出自己年过半百，“幼时不能记，长大后无可记”，令人非常沮丧，而戊子中秋之游，“历历然若真可记者”，令人高兴，但“人生百年，无岁不逢节，无境不逢人”，可记者却很少，又令人“执笔而悲”，反映了作者复杂的心情。全文以议论始，以议论终，而中间嵌入了记事与写景，这样写游记，似有议论过多之嫌。其实，这并不是作者独创，而其议论与记游又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样写，生动具体，富有理趣，不足为病。
文章善于运用细节描写。“烝彘首”，这是贯穿全文的中心线索。“烝彘首”，就是蒸猪头，这是一个生活细节，袁枚认为这也是文人们的风流韵事，因而有意识地让它在文中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是当唐眉岑“挈其儿主随园”时，作者说他善烹饪，烝彘首之技尤高，但“兹物难独啖”，必待高朋。这次出现有两个作用，一是引出四方名流之聚，二是导出金陵之游，具有笼罩全文的作用。第二次出现是在还园之后，月夜畅饮之时，“彘首如泥，客皆甘而不能绝于口”，这一方面说明唐眉岑“欲饥客以柔其口”确实产生了奇效，更重要的是说明唐眉岑“烝彘首”之技艺确实高超，巧妙地回应了上文。第三次见于作者感叹之中，作者说：“今以一彘首故，得与群贤披烟云，辨古迹，遂历历然若真可记者。”这次出现主要在于点明“烝彘首”在这次中秋之游中的作用，同时又见出作者生活之寂寞，良朋之难得，因而对他能与唐眉岑等人游，感到非常高兴。这虽然是一个生活细节，却可见出作者观察生活之深刻与结构作品之匠心，因而在文中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这篇记游是作者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中秋，同朋友游览金陵名胜古迹的一次活动后所写。
清川永路何极？落日孤舟解携。
鸟向平芜远近，人随流水东西。
白云千里万里，明月前溪后溪。
惆怅长沙谪去，江潭芳草萋萋。
望夷宫中鹿为马，秦人半死长城下。
避时不独商山翁，亦有桃源种桃者。
此来种桃经几春，采花食实枝为薪。
儿孙生长与世隔，虽有父子无君臣。
渔郎漾舟迷远近，花间相见因相问。
世上那知古有秦，山中岂料今为晋。
闻道长安吹战尘，春风回首一沾巾。
重华一去宁复得，天下纷纷经几秦。
腻红匀脸衬檀唇。晚妆新，暗伤春。手捻花枝，谁会两眉颦。连理带头双口口，留待与，个中人。
淡烟笼月绣帘阴。画堂深，夜沉沉。谁道口口，口系得人心。一自绿窗偷见后，便憔悴，到如今。
修顿首再拜，白司谏足下：某年十七时，家随州，见天圣二年进士及第榜，始识足下姓名。是时予年少，未与人接，又居远方，但闻今宋舍人兄弟，与叶道卿、郑天休数人者，以文学大有名，号称得人。而足下厕其间，独无卓卓可道说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后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师，足下已为御史里行，然犹未暇一识足下之面。但时时于予友尹师鲁问足下之贤否。而师鲁说足下：“正直有学问，君子人也。”予犹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学问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节，有能辨是非之明，又为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无异众人，是果贤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自足下为谏官来，始得相识。侃然正色，论前世事，历历可听，褒贬是非，无一谬说。噫！持此辩以示人，孰不爱之？虽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闻足下之名及相识，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实迹而较之，然后决知足下非君子也。
前日范希文贬官后，与足下相见于安道家。足下诋诮希文为人。予始闻之，疑是戏言；及见师鲁，亦说足下深非希文所为，然后其疑遂决。希文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触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为辨其非辜，又畏有识者之责己，遂随而诋之，以为当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刚果懦软，禀之于天，不可勉强。虽圣人亦不以不能责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惧饥寒而顾利禄，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祸，此乃庸人之常情，不过作一不才谏官尔。虽朝廷君子，亦将闵足下之不能，而不责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无愧畏，便毁其贤以为当黜，庶乎饰己不言之过。夫力所不敢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过，此君子之贼也。
且希文果不贤邪？自三四年来，从大理寺丞至前行员外郎，作待制日，日备顾问，今班行中无与比者。是天子骤用不贤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贤以为贤，是聪明有所未尽。足下身为司谏，乃耳目之官，当其骤用时，何不一为天子辨其不贤，反默默无一语；待其自败，然后随而非之。若果贤邪？则今日天子与宰相以忤意逐贤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则足下以希文为贤，亦不免责；以为不贤，亦不免责，大抵罪在默默尔。
昔汉杀萧望之与王章，计其当时之议，必不肯明言杀贤者也。必以石显、王凤为忠臣，望之与章为不贤而被罪也。今足下视石显、王凤果忠邪？望之与章果不贤邪？当时亦有谏臣，必不肯自言畏祸而不谏，亦必曰当诛而不足谏也。今足下视之，果当诛邪？是直可欺当时之人，而不可欺后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惧后世之不可欺邪？况今之人未可欺也。
伏以今皇帝即位已来，进用谏臣，容纳言论，如曹修古、刘越虽殁，犹被褒称。今希文与孔道辅皆自谏诤擢用。足下幸生此时，遇纳谏之圣主如此，犹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闻御史台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职言事，是可言者惟谏臣尔。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无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当去之，无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贬官，师鲁待罪，足下犹能以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中称谏官，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所可惜者，圣朝有事，谏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书在史册，他日为朝廷羞者，足下也。
《春秋》之法，责贤者备。今某区区犹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绝足下，而不以贤者责也。若犹以谓希文不贤而当逐，则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尔。愿足下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使天下皆释然知希文之当逐，亦谏臣之一効也。
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论希文之事。时坐有他客，不能尽所怀。故辄布区区，伏惟幸察，不宣。修再拜。
嘉定之曲江里有孝子李维煌，字裕光。父岩士，生孝子十年殁，家无旨畜，母针衽以供孝子出就外塾。泣曰：“养亲，儿职也。儿不养母，乃藉母养儿，儿心何安！”遂弃书史，勤耕作，市珍怪之食，进之母，而己甘食淡焉。母病喉，勺饮，喀喀不下者三昼夜矣。孝子呼天求救，母梦神人刺以针曰：“哀而子之孝也。”觉，一汗而愈。雍正七年秋，海风起，城中生波涛，孝子居故穿漏，夜半屋摇摇然，孝子趋负母，伏几下。俄而前后庐舍崩，所避处独完。
孝子父亡逾年，大父亦亡。及其莽也，时届严寒，体故赢，手炭土，僵大雪中。治冢匠数人，蕴火覆之，沦以汤，乃苏，年五十五卒。卒时抱母大恸，嘱其孤某善事大母。
相传其幼时，居父丧，寝苫块中，哀号三年，每出入，邻人指曰：小孝子，小孝子。盖其天性然也。乾隆三十年，大吏闻于朝，建坊曲江里，立祠其旁。
论曰：《孝经》一书，圣人所以为人子训者至矣。然世人方读书以求孝，而李孝氏子独因孝以废书，何耶？中庸曰： “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古之人能率其性者，无俟于教也。不然，慈乌反哺，羔羊跪乳，使彼所读何书哉？
袁枚（1716年3月25日—1798年1月3日），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随园主人、随园老人。浙江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人，祖籍浙江慈溪。清朝诗人、散文家、文学批评家和美食家。
袁枚少有才名，擅长写诗文。乾隆四年（1739年），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乾隆七年（1742年），外调江苏，先后于溧水、江宁、江浦、沭阳共任县令七年，为官政治勤政颇有声望，但仕途不顺，无意吏禄。 [61]乾隆十四年（1749年），辞官隐居于南京小仓山随园，吟咏其中，广收诗弟子，女弟子尤众。嘉庆二年（1798年），袁枚去世，享年82岁，去世后葬在南京百步坡，世称“随园先生”。
袁枚倡导“性灵说”，主张诗文审美创作应该抒写性灵，要写出诗人的个性，表现其个人生活遭际中的真情实感，与赵翼、蒋士铨合称为“乾嘉三大家”，又与赵翼、张问陶并称“性灵派三大家”，为“清代骈文八大家”之一。文笔与大学士纪昀齐名，时称“南袁北纪”。主要著作有《小仓山房文集》《随园诗话》及《随园诗话补遗》《随园食单》《子不语》《续子不语》 等。散文代表作《祭妹文》，古文论者将其与唐代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并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