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来乎,悲来乎。
主人有酒且莫斟,听我一曲悲来吟。悲来不吟还不笑,天下无人知我心。
君有数斗酒,我有三尺琴。
琴鸣酒乐两相得,一杯不啻千钧金。
悲来乎,悲来乎。
天虽长,地虽久,金玉满堂应不守。
富贵百年能几何,死生一度人皆有。
孤猿坐啼坟上月,且须一尽杯中酒。
悲来乎,悲来乎。
凤凰不至河无图,微子去之箕子奴。
汉帝不忆李将军,楚王放却屈大夫。
悲来乎,悲来乎。
秦家李斯早追悔,虚名拨向身之外。
范子何曾爱五湖,功成名遂身自退。
剑是一夫用,书能知姓名。
惠施不肯干万乘,卜式未必穷一经。
还须黑头取方伯,莫谩白首为儒生。
悲来了,悲来了!
主人有酒先不要斟,听我唱一曲《悲来吟》。悲来了不悲也不笑,天下有谁知我的心?
您有数斗酒,我有一张三尺琴。
弹琴饮酒的乐处两相得到,一杯酒下肚不亚于得到千两金。
悲来了,悲来了!
天年虽然长,地年虽然久,金玉满堂人也不可能长守。
纵然富贵百年又怎样,一生一死人人都会有。免不了月下孤猿坐坟啼,如此说还应再尽一杯酒。
悲来了,悲来了!
凤鸟不来,河不出图,国运将衰,贤臣微子离开朝廷便出走,贤臣箕子佯装疯颠为人奴。
汉帝不封功臣李广为侯,楚王放逐了忠臣屈大夫。
悲来了,悲来了!
秦相李斯如果早追悔,就该把虚名抛向身外处。
范蠡何曾爱恋游五湖,那是他功成名遂后保身的路。
古人说,学剑是为一人用,念书只需认姓名。
战国时的惠施不肯接受魏王所让的万乘之国,汉朝的卜式也未必读完过一本经书。
还是要趁年轻时争取闹个一方之长的官当当,莫要做一辈子的白头书生啊。
此诗的开头便是“悲来乎,悲来乎”,直抒胸臆,这也是李白诗歌惯常的抒情艺术手法,如同《将进酒》开篇便是以“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磅礴气势营造了时光奔腾,人生易老的一个深刻的人生感悟,也正如李白所言“明月直入,无心可猜”。在这场酒宴上,李白一开始就高叹“悲愁来了,悲愁来了”,也体现了李白诗歌中天真、率直的一面。钱钟书曾说“唐诗多以风情神韵擅长”,而“盛唐诗歌的气来、情来、神来,在李白的乐府诗歌和绝句中发挥的淋漓尽致”(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缪钺也说“唐诗之美在情辞”,唐诗以情胜。而李白诗中更是体现着一种放言无惮的天真和率性,很多诗句都是脱口而出,直言袒露,较少思虑避讳伪饰。
酒宴之上,“悲从中来,不可断绝”,于是一曲《悲来吟》,唱出了李白心中的那份孤独与寂寞,“悲来不吟还不笑,天下无人知我心”,或许真的是“古来圣贤皆寂寞”,这位声振寰宇,名播华夏的歌者,此时此刻,寂寞的心境又有谁人能懂,此时的李白已经是步入了人生的晚年,曾经的理想抱负,曾经的万丈豪情,或许已经和那曾经的大唐盛世一起埋葬在那再也回不去的时光中,站在盛唐诗歌的顶峰,一身仙风道骨,潇洒不羁,也就注定了他“高处不胜寒”,龙擦拭土、御手调羹、贵妃研墨、力士脱靴,那曾经的一抹大唐风流也早已消散在落寞的心底。经历过安史之乱后,盛唐气象已衰。
但随之情感的格调有抑变扬,“琴鸣酒乐两相得,一杯不啻千钧金”,宴会氛围又重新转入热烈之中,这和《将进酒》中“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在情感格调上有异曲同工之处,这种情感的瞬间转变在李白的诗歌中也颇为常见,“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严羽《沧浪诗话》),这便是李白性格的纯真,感情汪洋恣肆,随性而发,不为物惑,也正如葛晓音在《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中所说“唐人不像汉人那样拘于经学,也不想宋人那样精于思虑,唐代的时代性情是情感超过思理,在诗歌创作上也是如此”。同时在这里也看得出,“酒”在李白诗歌中的重要意义,他即使李白诗歌中精神寄托的一种意象,也是他挥洒万丈豪情的工具。李白最突出的一个艺术特征就是豪放洒脱,而酒便是这种性格不可缺少的陪衬品,使他冲破了清规戒律,任意挥洒,从而形成了酣畅恣肆,奔腾雄奇的艺术个性。“李白的诗歌个性主要凭借于他始终常见的日月风云、黄河沧海等雄伟壮阔的艺术境界,但也体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特别是酒和月,成为他最重要的精神伴侣,也塑造了他‘诗仙’与‘狂客’形象”(林庚《唐诗综论》)。“酒”也是李白厌倦世俗后遁世的一种工具,因为他本生的儒道互补思想,也就决定了他在追求现实世界中建功立业的志向受阻后,转向游山问道,寄情山水。
第二段同样是以“悲来乎,悲来乎”起兴,来表达李白对富贵和生死的看法。“天虽长,地虽久”取自于《老子》上篇第七章:“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而“金玉满堂应不守,富贵百年能几何”也同样是取自于《老子》上篇第九章:“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大意是:金玉满堂,不能长久。富贵而骄奢,自己招来祸患。在这里李白也明确表明了他的富贵观,就是儒家所谓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以及道家所谓的任性自然,并不去刻意的追求,就如同他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他的浪漫洒脱心境也决定了他对金钱看得很淡,为了“人生得意须尽欢”,而宁愿用“五花马,千金裘”去“呼儿将出换美酒”,有人认为李白有种及时行乐的消极颓废思想,而这正是李白纯真率直性格的体现。道家崇无为而尚不争,作为有着“诗仙”之誉的李白当不会为这滚滚红尘中的俗物所裹足,他追求的是高蹈尘外的潇洒。
李白在对待生死问题明显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生死有命,顺其自然,虽然不否认早年李白也有过追求长生不老的想法,但此时的李白,已经是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了,在看尽了世事变化后,也对生命有了最本质的看法,“死生一度人皆有,孤猿坐啼坟上月”,正所谓“古今将相今何处,荒冢一方淹没了”(《红楼梦》中《好了歌》),不必去穷尽这死生的奥秘,不如“且须一尽杯中酒“来的洒脱快活。
而最后一段则可以看做是李白一生中理想与现实矛盾冲突的生动阐释。李白身负傲世才华,有身逢开元盛世,所以“盛唐士人积极入世、进取的人生态度,在李白身上被理想化了。李白是个功名心很强的人,有着强烈的‘济苍生’、‘安社稷’的儒家用世思想。但他既看不起白首死章句的儒生,不愿走科举入仕之路,又不愿从军边塞;而是寄希望于风云际会,始终幻想着‘平交王侯’、‘一匡天下’而‘立抵卿相’,建立盖世功业后功成身退,归隐江湖。”(袁行霈《中国文学史》)李白本身的浪漫主义诗人的气质,也决定了他对功名伟业的追求,他一直仰慕着古代的鲁仲连、范蠡、郦食其等人,能够凭一己之力建立不是功勋。“而事实上他所面对的现实与他所仰慕的这些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所处的环境已经完全不同。”(周勋初《诗仙李白之谜》)。他的过于理想化的人生设计,在现实人生中当然要遭到失败。这使他常常陷于悲愤、不平、失望中。但由于他始终向往着这种理想,他有始终保持着自负、自信和豁达、昂扬的精神风貌,所以他会在“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的穷途之下,发出“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慷慨之歌,李白说“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其二),既然说“我独不得出”,又为什么说“大道如青天”,这正是盛唐时代中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它统一在这个时代中,也统一在李白身上。因而李白在感叹“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的同时,竟又有“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的高亢歌唱,这也正是李白身上慷慨不平的完整解释。但正是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李白的诗歌波澜不惊、慷慨不平,发挥了建安时代‘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浪漫主义传统,给盛唐诗歌带来了更高的发展,而这正代表了盛唐时代的精神力量。”(林庚《唐诗综论》)
此诗作于李白晚年。安本云:“《笑歌行》、《悲歌行》二诗,各家均以为伪。其所据者,惟‘凡近’、‘粗劣’、‘言无伦次,情多反复’而已。是诚不足以断此伪作 。李白诗,固有语不甚择、临时率然之句。李白为此二诗时,或当病笃之际,以精神迷乱之人,势不能好整以暇而为雄快宕逸之诗。观此二诗,或多愤激之语,或多绝望之辞,皆至忿、至悲、至痛心情之反映,当是临终前所作。”李阳冰为在“疾亟”之中的李白《草堂集》作序,时在宝元年十一月初十。安旗《我读李太白》云:“此序当是曾经李白过目而为之首肯者”。郭沫若《李白与杜甫》曰:“李白在当时或许尚在病中,但离去世也不会太远了。”据此此诗约作于宝应元年(762年)末,作于《笑歌行》之后。

见说岷峨凄怆,旋闻江汉澄清。但觉秋来归梦好,西南自有长城。东府三人最少,西山八国初平。
莫负花溪纵赏,何妨药市微行。试问当垆人在否,空教是处闻名。唱著子渊新曲,应须分外含情。
三月十六日,前乡贡进士韩愈,谨再拜言相公阁下。
愈闻周公之为辅相,其急于见贤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发。天下之贤才皆已举用,奸邪谗佞欺负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无虞,九夷八蛮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宾贡,天灾时变、昆虫草木之妖皆已销息,天下之所谓礼、乐、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风俗皆已敦厚,动植之物、风雨霜露之所沾被者皆已得宜,休征嘉瑞、麟凤龟龙之属皆已备至,而周公以圣人之才,凭叔父之亲,其所辅理承化之功又尽章章如是。其所求进见之士,岂复有贤于周公者哉?不惟不贤于周公而已,岂复有贤于时百执事者哉?岂复有所计议、能补于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闻见,思虑有所未及,以负成王托周公之意,不得于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设使其时辅理承化之功未尽章章如是,而非圣人之才,而无叔父之亲,则将不暇食与沐矣,岂特吐哺握发为勤而止哉?维其如是,故于今颂成王之德,而称周公之功不衰。
今阁下为辅相亦近耳。天下之贤才岂尽举用?奸邪谗佞欺负之徒岂尽除去?四海岂尽无虞?九夷、八蛮之在荒服之外者岂尽宾贡?天灾时变、昆虫草木之妖岂尽销息?天下之所谓礼、乐、刑、政教化之具岂尽修理?风俗岂尽敦厚?动植之物、风雨霜露之所沾被者岂尽得宜?休征嘉瑞、麟凤龟龙之属岂尽备至?其所求进见之士,虽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于百执事,岂尽出其下哉?其所称说,岂尽无所补哉?今虽不能如周公吐哺握发,亦宜引而进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
愈之待命,四十馀日矣。书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门,而阍人辞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复有周公之说焉。阁下其亦察之。古之士三月不仕则相吊,故出疆必载质。然所以重于自进者,以其于周不可则去之鲁,于鲁不可则去之齐,于齐不可则去之宋,之郑,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国,舍乎此则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于朝,则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独善自养,而不忧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忧天下之心,则不能矣。故愈每自进而不知愧焉,书亟上,足数及门,而不知止焉。宁独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贤之门下是惧。亦惟少垂察焉。渎冒威尊,惶恐无已。愈再拜。
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故当是时,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此若言之谓也。故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谋得;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故当是时,虽在于厚禄尊位之臣,莫不敬惧而施,虽在农与工肆之人,莫不竞劝而尚意。故士者所以为辅相承嗣也。故得士则谋不困,体不劳,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恶不生,则由得士也。”
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贤士不可不举,不得意贤士不可不举。尚欲祖述尧舜禹汤之道,将不可以不尚贤。夫尚贤者,政之本也。”
芙蕖与草本诸花似觉稍异,然有根无树,一岁一生,其性同也。谱云:“产于水者曰草芙蓉,产于陆者曰旱莲。”则谓非草本不得矣。予夏季倚此为命者,非故效颦于茂叔,而袭成说于前人也,以芙蕖之可人,其事不一而足,请备述之。
群葩当令时,只在花开之数日,前此后此皆属过而不问之秋矣。芙蕖则不然:自荷钱出水之日,便为点缀绿波;及其茎叶既生,则又日高日上,日上日妍。有风既作飘飖之态,无风亦呈袅娜之姿,是我于花之未开,先享无穷逸致矣。迨至菡萏成花,娇姿欲滴,后先相继,自夏徂秋,此则在花为分内之事,在人为应得之资者也。及花之既谢,亦可告无罪于主人矣;乃复蒂下生蓬,蓬中结实,亭亭独立,犹似未开之花,与翠叶并擎,不至白露为霜而能事不已。此皆言其可目者也。
可鼻,则有荷叶之清香,荷花之异馥;避暑而暑为之退,纳凉而凉逐之生。
至其可人之口者,则莲实与藕皆并列盘餐而互芬齿颊者也。
只有霜中败叶,零落难堪,似成弃物矣;乃摘而藏之,又备经年裹物之用。
是芙蕖者也,无一时一刻不适耳目之观,无一物一丝不备家常之用者也。有五谷之实而不有其名,兼百花之长而各去其短,种植之利有大于此者乎?
予四命之中,此命为最。无如酷好一生。竟不得半亩方塘,为安身立命之地,仅凿斗大一池,植数茎以塞责,又时病其漏,望天乞水以救之,殆所谓不善养生而草菅其命者哉。
春城丽白日,阿阁跨层楼。
苍江忽渺渺,驱马复悠悠。
京洛多尘雾,淮济未安流。
岂不思抚剑,惜哉无轻舟。
夫君良自勉,岁暮勿淹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