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
昔者,山巨源见王衍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而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孙子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
事物有必然的发展趋势和结果,道理有它正确的答案。天下只有头脑客观冷静的人,才能从细微的现象和变化中,看到未来的征兆。月亮周围出现大光环,即是要刮风了,石墩上面返潮湿润,即是要下雨了,这是人人皆知的。人事的发展变化,情理和形势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是空疏渺茫难以尽知,千变万化而无法预先料到的,怎么能和天地阴阳的变化相比?然而即使是贤明的人,对身边的世事也会有察觉不出来的时候,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喜好和憎恶的情感搅乱了他们的思想,而利害得失的考虑又支配了他们的判断。
从前,山巨源看见王衍,他说:“将来贻误天下百姓的,必定是这个人。”郭汾阳见到卢杞,他说:“此人一旦得志,我的子孙都将一个也留不下来。”从今天的情况说来,一些事情道理确实是可以预见到的。不过,在我来看,王衍这个人,他的相貌谈吐,确实具备了欺世盗名的条件,然而他不忌恨别人,不求贪图,只不过随波逐流而已。假使晋国当时不是惠帝这样的昏君当政,而遇上哪怕只是有中等才干的君主,那么即使有千百个像王衍这样的人,又能凭什么搞乱天下呢?卢杞的奸恶阴险,确实也足以败坏国家,然而这个人不学无术,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谈不足以蒙蔽社会。若不是唐德宗的鄙陋昏庸,他又凭什么会得到重用呢?由此说来,山巨源、郭汾阳二公预料的王衍、卢杞二人的未来,或许未必一定就是那种结局。
现在有这么一个人,嘴上讲着孔子和老子的言论,效仿伯夷和叔齐的行业,搜罗聚集了一些贪图虚名和不得志的人,相互制造舆论,私下里互相标榜,以为自己是颜渊、孟轲再世。而骨子里却是阴险毒辣,与一般人的意趣背道而驰,我看他们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体的角色,其祸害岂是言语能讲得清啊!脸脏了不忘要清洗,衣服脏了不忘要浣净,这是人的最普通的至理常情。这个人现在却不是这样,穿的是像奴仆穿的衣服,吃的像猪狗吃的食物,头发蓬乱得像囚犯,满脸污垢脏似居丧,却又满口高谈《诗经》《尚书》之中圣人的言论,难道还合乎情理吗?大凡为人处世不近人之常理常情的人,很少不是大奸贼的,正是竖刁、易牙、开方这一类的人啊。用其盖世的好名声,来相助成就其尚未实现的祸心,虽然这世上有愿意励精图治的明主,有喜贤爱才的宰相,也不免受迷惑而要举拔、重用他。如此,这种人将予天下带来祸患,则是必然是毫无疑问的,他的危害就不只是王衍、卢杞二人能比得了。
孙子说:“善于用兵的人,没有显赫的功绩。”假使这个人将来不被重用,那我所说的就算是错了,而这个人就会有怀才不遇的叹息了,这样谁又能知道给国家造成的祸害的就是此人呢?如果不是这样,天下就将要被他祸害,而我却得了个先见之明的美誉,那就太可悲了!
这是一篇优缺点都很明显的文章。它的优点主要有两方面,一在内容上,一在写作上。内容上,文中提出“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这话很深刻。所谓“静者”,就是不为“好恶”所乱,不为“利害”所夺的人,也就是在审视人事时能保持冷静、客观而又有见识的人,这种人才能发现本质、预见前知,这话很有道理。文中又说:“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这话也颇带警策。所谓“不近人情”,也就是矫情,也就是大悖人性,这类人固然也有性格乖僻的,不过确也有本性险恶、另怀深心的。作者在文章中提出要以见微知著的锐识去辨认那些不近人情的奸人,以防为其所害,这不论是作为理论,还是经验,对于指导人们去防范、揭露政治生活中的骗子的伪装,都是有意义的。在写作上,论述的中心虽是“辨奸”,笔墨所指处处针对王安石而言,可是自始至终都没有点出王安石之名。这样写,读者同样清楚文锋之所向,但它又使文章具有一定的哲理性,而非仅为责叱个人所局限,同时又让读者能体会到一种惝怳含蓄之趣、匣剑帷灯之妙。这是运虚写实、以虚指实的写法,用笔高明。文中句式整散结合,时有排比,显得词锋锐利,咄咄逼人。末尾用选择句,如骏马注坡而收缰,看似退后一步,实则是以顿宕收煞,激起有余不尽之意,显得精警而感慨,有一唱三叹之妙。
这篇文章的缺憾也是很明显的,那就是对王安石的指斥、比类是不恰当的。王安石诚然有忙于读书、治事而忘了盥洗、不讲究饮食等等毛病,但是否到了“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的地步有待商榷。即使如此,这不一定算是确切意义上的“不近人情”。如果因新法失败,以及新法中弊端不少,就断定王安石是奸人。这些结论,恐怕读者都很难认同。文中还把王衍、卢杞以及竖刁、易牙、开方这些奸恶嬖丑同王安石相类比,更属不伦。文章的作者在以他的理论来攻击所谓的“今有人”、“斯人”的时候,显然带有很大的意气与私憾,这也恰好有违作者自己所说“静者”的立场。所以《辨奸论》提出的观人之法虽然有意义,但文中影射和攻击王安石的取向却是不可取的。
北宋熙宁二年(1069年),在神宗皇帝的支持下,王安石以“变风俗,立法度”为己任,倡导了历史上的王安石变法运动。王安石变法在历史上起过积极的作用,但由于它触犯了大地主阶层的利益,再加上自身的不彻底性和执行中的种种缺陷,一开始就遭到不少权贵的激烈反对。后经“元祐更化”,变法终于破产,但斥骂之声几乎千年不绝。不仅有人把北宋之亡归罪于变法,而且王安石本人也被斥之为祸乱天下、“败国殄民”的千古罪人。
苏洵与王安石一向不和。据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说:“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吊,先生独不往,作《辨奸》一篇。”王安石之母死于嘉祐八年(1063年),则此篇作于王安石任宰相正式推行新法之前。此文宋本《嘉祐集》不载,见于南宋吕祖谦编选的《宋文鉴》,《古文观止》列于苏洵名下。这篇文章最早见于邵伯温所写的《邵氏闻见录》。邵伯温说:“《辨奸》一篇,为荆公发也。”苏洵在王安石实行变法之前三年便死了,故学术界认为此文显系伪托,冒苏洵之名,以攻击王安石。清代李绂、蔡上翔力辩此篇乃南宋初年道学家邵伯温托名苏洵的伪作,这一争议尚无定论,即使属于伪作,它反映新旧党争的背景仍没有多大不同。
别岸相逢何草草,扁舟两岸垂杨。绣屏珠箔绮香囊。酒深歌拍缓,愁入翠眉长。
燕子归来人去也,此时无奈昏黄。桃花应是我心肠。不禁微雨,流泪湿红妆。
天下古今成败之林,若是其莽然不一途也。要其何以成,何以败?曰:有毅力者成,反是者败。
盖人生历程,大抵逆境居十六七,顺境亦居十三四,而顺逆两境又常相间以迭乘。无论事之大小,必有数次乃至十数次之阻力,其阻力虽或大或小,而要之必无可逃避者也。其在志力薄弱之士,始固曰吾欲云云,其意以为天下事固易易也,及骤尝焉而阻力猝来,颓然丧矣;其次弱者,乘一时之意气,透过此第一关,遇再挫而退;稍强者,遇三四挫而退;更稍强者,遇五六挫而退;其事愈大者,其遇挫愈多;其不退也愈难,非至强之人,未有能善于其终者也。
夫苟其挫而不退矣,则小逆之后,必有小顺。大逆之后,必有大顺。盘根错节之既经,而随有应刃而解之一日。旁观者徒艳羡其功之成,以为是殆幸运儿,而天有以宠彼也,又以为我蹇于遭逢,故所就不彼若也。庸讵知所谓蹇焉、幸焉者,皆彼与我之相同,而其能征服此蹇焉,利用此幸焉与否,即彼成我败所由判也。更譬诸操舟,如以兼旬之期,行千里之地者,其间风潮之或顺或逆,常相参伍。彼以坚苦忍耐之力,冒其逆而突过之,而后得从容以进度其顺。我则或一日而返焉,或二三日而返焉,或五六日而返焉,故彼岸终不可达也。
孔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孟子曰:"有为者,譬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成败之数,视此而已。
蝴蝶儿,晚春时。阿娇初著淡黄衣,倚窗学画伊。
还似花间见,双双对对飞。无端和泪拭胭脂,惹教双翅垂。
河上有家贫恃纬萧而食者,其子没于渊,得千金之珠。其父谓其子曰:“取石来锻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渊而骊龙颔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骊龙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
绝顶无云,昨宵有雨。我来此地闻天语。疏钟暝直乱峰回,孤僧晓度寒溪去。
是处青山,前生俦侣。招邀尽入闲庭户。朝朝含笑复含颦,人间相媚争如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