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相桓公,霸诸侯,攘夷狄,终其身齐国富强,诸侯不叛。管仲死,竖刁、易牙、开方用,桓公薨于乱,五公子争立,其祸蔓延,讫简公,齐无宁岁。
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故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何则?竖刁、易牙、开方三子,彼固乱人国者,顾其用之者,桓公也。夫有舜而后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后知去少正卯。彼桓公何人也?顾其使桓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问之相。当是时也,吾以仲且举天下之贤者以对。而其言乃不过曰竖刁、易牙、开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
呜呼!仲以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与桓公处几年矣,亦知桓公之为人矣乎?桓公声不绝于耳,色不绝于目,而非三子者则无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无仲,则三子者可以弹冠而相庆矣。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絷桓公之手足耶?夫齐国不患有三子,而患无仲。有仲,则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岂少三子之徒?虽桓公幸而听仲,诛此三人,而其余者,仲能悉数而去之耶?呜呼!仲可谓不知本者矣!因桓公之问,举天下之贤者以自代,则仲虽死,而齐国未为无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
五伯莫盛于桓、文,文公之才,不过桓公,其臣又皆不及仲;灵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宽厚。文公死,诸侯不敢叛晋,晋袭文公之余威,得为诸侯之盟主者百有余年。何者?其君虽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桓公之薨也,一乱涂地,无惑也,彼独恃一管仲,而仲则死矣。
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有臣而无君者矣。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复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书有记其将死,论鲍叔、宾胥无之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为数子者皆不足以托国,而又逆知其将死,则其书诞谩不足信也。吾观史䲡以不能进蘧伯玉而退弥子瑕,故有身后之谏;萧何且死,举曹参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管仲为相辅佐齐桓公的时候,齐桓公称霸于诸侯,排斥打击了夷、狄等少数民族。管仲终其一生在齐国,使齐国国富民强,诸侯不敢再叛乱了。管仲死后,竖刁、易牙、开方相继得到重用。齐桓公最后在宫廷内乱中死去,五位公子开始争抢君位,祸乱蔓延开来,一直到齐简公时期,齐国没有一年安宁的时候。
功业的完成,并不是完成在成功之日,必然是由一定的原因引起;祸乱的发生,不是发作于它产生之时,也一定会有它的根源和预兆。因此,齐国的安定强盛,我不说是由于管仲,而说是由于鲍叔牙;齐国发生祸乱,我不说是由于竖刁、易牙、开方的原因,而说是由于管仲。为什么呢?竖刁、易牙、开方这三人,固然是导致国家动乱的人,再看看重用他们的人,是齐桓公。有了舜这样的圣人,才知道流放四凶,有了仲尼这个圣人,才知道杀掉少正卯。那么齐桓公是什么人呢?回头再看,使齐桓公重用这三个人的是管仲啊!管仲病危时,齐桓公询问可以为相的人选。正当这个时候,我想管仲将推荐天下最贤能的人来作答,但他的话不过是竖刁、易牙、开方这三个人不合人情、不能亲近而已。
唉!管仲以为齐桓公果真能够不用这三个人吗?管仲和齐桓公相处多年了,也该知道他的为人了吧?齐桓公是个耳朵离不了音乐,眼睛离不开美色的人,如果没有这三个人,就无法满足他的欲望。他开始不重用他们,只是因为有管仲在。一旦管仲没了,这三人就可以弹冠相庆了。管仲以为自己的遗言就可束缚住齐桓公了吗?齐国不担心有这三人,而是担心没有管仲;有管仲在,那么这三人只不过是普通人罢了。若不是这样,天下难道缺少跟这三人一样的人吗?即使齐桓公侥幸而听了管仲的话,诛杀了这三个人,但其余的这类人,管仲能全部除掉他们吗?唉!管仲是不懂得从根本上治理的人啊!如果他乘着齐桓公询问之时,推荐天下的贤人来代替自己,那么即使管仲死了,齐国也不算是失去了管仲。这三人又有什么可让人担心的呢?不说也罢!
春秋五霸中没有比齐桓公、晋文公再强的了。晋文公的才能比不上齐桓公,他的大臣也都赶不上管仲;而晋文公之子晋灵公暴虐,不如齐孝公待人宽容仁厚。可晋文公死后,诸侯不敢背叛晋国;晋国承袭了晋文公的余威,在后世还称霸了一百年之久。为什么呢?它的君主虽不贤明,但是还有老成持重的大臣存在。齐桓公死后,齐国一败涂地,这没有什么值得困惑的,因为他仅依靠一个管仲,而管仲却死了。
天下并非没有贤能的人,实际上是有贤臣而没有明君。齐桓公在世时,就说天下再没有管仲这样的人才了,我不相信。管仲的书《管子》里,有记载他将死的时候,谈论到了鲍叔牙、宾胥无的为人,并且还列出他们各自的短处。这样在他的心中认为这几个人都不能托以国家重任,但他又预料到自己将死,可见这部书实在是荒诞,不值得相信。我看史䲡,因为不能使卫灵公任用贤臣蘧伯玉和斥退宠臣弥子瑕,为此死后进行了尸谏;汉代萧何临死前,推荐了曹参代替自己。大臣的用心,本来就应该如此啊!国家因一个人而兴盛,因一个人而灭亡;贤能的人不为自己的死而感到悲痛,而忧虑国家的衰败。因此一定要推选出贤明的人来,然后才可以安心死去。那管仲,怎么可以没有荐贤自代就撒手人寰了呢?
全文分为五个自然段。
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文章开笔先承旧说,言管仲生前之功。即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抗击戎狄,使齐国富强,诸侯不敢反叛。然后转言管仲死后齐乱之祸。即竖刁、易牙、开方“三子”被重用,齐桓公死于叛乱之中,五个公子争夺王位,以至祸延齐简公,国无宁日,历时竟达一百五十余年。本段言功是宾,言祸是主,主宾皆关锁于管仲身,为下文立论张本。
第二段直陈齐国之乱,祸由管仲。管仲之罪全在此段,所以这是全文最重要的一段。但作者指责管仲,却先不说管仲,而是把自已参透的哲理以极其精炼的句式劈面提出:“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作者以这种带有思辨色彩的哲理作为本段起笔,不仅醒豁警拔,辉耀全篇,而且还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结构上自然流转,足见举重若轻之功力。下文以一个“故”字带出管仲,明确指出齐国之乱,祸由管仲,即所谓“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这里的上句显然是承功“所由起”而言,是宾;下句则是承祸“所由兆”而言,是主。主宾仍关锁于管仲一身,揭出全文题旨。接着,作者以“何则”设问,拓开一笔,将题旨又转深一 步,先责齐桓公,后责管仲。作者认为,齐桓公用“三子”而“乱人国”,齐桓公固然不对,但使齐桓公任用“三子”者却是管仲,因为管仲临终前,齐桓公询问他相国的人选,他却不能“举天下之贤者以对”,只是以“三子”做事违反人情,不可亲近之语搪塞而已。结果管仲既殁,齐国即乱。上文,作者先责齐桓公,再责管仲,最后又引证齐桓公“问相”的史实,这不仅用笔开合变而有序,而且借宾显主,还进一步说明了齐国之乱皆由管仲临终不能荐贤之所致。以下几段,便紧紧扣住此意,反复畅发,开合承转,愈转愈深。
第三段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这一段紧承上文齐桓公用“三子”和“问相”事展开论述,论证分三层,先开后合,先务虚后务实。第一层以“仲以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的设问引起下文。作者认为,管仲与齐桓公相处日久,深知齐桓公贪恋声色。而且管仲还知道,如果没有竖刁、易牙、开方这“三子”,那么也就没有人能够满足齐桓公的声色欲望。因此日后齐桓公用“三子”,势所必然。既然如此,管仲临殁而不举贤自代,这应该说是他的责任。第二层深人步发问:“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絷桓公之手足耶?”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因为齐国不担心有“三子”而担心没有管仲。有了管仲,这“三子”只不过是三个匹夫而已。言外之意是说,佞臣不足畏,可怕的是国无贤者,国既无贤,君自昏瞆。所以管仲想以“将死之言”“絷桓公之手足”也是不可能的。然后作者又退一步说,即使齐桓公侥幸能够听进管仲的话而诛灭“三子”,但天下类似“三子”之徒岂能“悉数而去之邪?”在这一警策有力的反问中,使人更清醒地看到管仲临殁而不能举贤自代的错误。以上两层都是放开一步,从齐桓公用“三子”的原因这个角度反复论述,说明选贤举能防止奸佞当国的重要。第三层则是合,作者在盘旋蓄势之后,一笔点出“管仲不懂治国之本”,并暗承第二段齐桓公“问相”事,设身置地,代管仲为谋,反跌出举贤自代”的重要,道出管仲“不知本”的要害。
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进一步说明齐国败乱,管仲无可逃责。这一段也是先开后合,由宾入主。先言晋国因有贤而强,后说齐国因无贤而败。援征史实,二相比照,更可见出贤者当国的重要。然后又合归于管仲,说管仲虽贤,齐桓公“独恃”,可是管仲却已经死了,齐国焉能不“一乱涂地”?因此,齐国败乱,管仲之责是无所逃脱的。
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垂戒后人。本段先说“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有臣而无君者矣。”即认为,天下不是没有贤臣,而是有贤臣却不被国君所用。根据这个前提,作者接着推论说,“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复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作者之所以“不信”,是因为天下并非无贤,而是有贤不用。其中微旨,虽明责齐桓公不能用贤,实暗责管仲不能荐贤。以上为本段第一层。第二层批评《管子》以为国中无贤,再责管仲不能荐贤。据专门记载管仲言论的《管子》一书说, 管仲临终前,曾评论过鲍叔牙、宾胥无、宁戚、孙在等大臣的为人,一一分析他们的缺点,认为皆不足以托付国事。唯独荐举“好上识而下问”(《管子·戒篇》)的隰朋,可是管仲又料定隰朋将随已早亡,不可能久理齐政,因此自己死后,齐国将无贤可代。《管子》的这些认识显然是违背客观事实的,所以苏洵认为《管子》一书“诞谩不足信”。第三层援引春秋卫国大夫史鳅和汉丞相萧何临殁进贤为切证,说明大臣能否荐贤,全在其“用心”。而管仲临终之言和《管子》一书皆以为无贤可代,其“用心”可知矣!苏洵“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刘勰《文心雕龙·事类》),于此可见。第四层,总结教训,收束全文。“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这个教训可谓高出俗见,它不仅重申了大臣临终举贤自代的重要性,而且还用此冷隽之笔点醒全文,回应全篇。最后又承“而后可以死”句结穴于“彼管仲者,何以死哉?”以震耀耳目的反问,再次关锁于管仲,使全篇“能发异光,而且长留余味”(林纾《春觉斋论文·用收笔》)。
全文章句腾挪多变,奇诡莫测,起伏照应,极富雄辩恣肆的特点,是一篇以意取胜的文章。作者论管仲其人,能够“扩前人所未发”(刘熙载《艺概·文概》),自出机杼,别开一境,令人耳目一新。破理且能顺势运斤,意贯始终;并善于运用丰富的史料多方类比,反复对照,纵擒开合,借宾论主,使立论一层深似一层。
苏洵生活的北宋中期是宋朝最为繁荣的一段时期,当时宋仁宗在位,对外和边境国家签订一系列的合约,对内发展经济,激励文学艺术的传播,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加上宋仁宗极力激励发展文学艺术,不但宰相须用读书人,而且主兵的枢密使等职也多由文人担任。这些措施使宋代文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参政热情空前高涨,贤良之臣在位、若干将才和杰出文士都受到恩宠,朝廷一片升平的景象。但是,北宋王朝由于中央集权以及有关政策而引起的积贫积弱的局面已经逐渐显现,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加深。所以,不少具有开明进步思想的官僚士大夫纷纷要求改革,文人以国家的栋梁自居,意气风发地发表政见。“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是当时文人特有的精神面貌。文人们都放言无惮,好发议论,论政、论兵、论史、论道等,成了其时文章的重要内容。这篇文章是作者针对当时的政治现实,针对国家需要有用的人才,给予权柄,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而创作的一篇人物评论,具体创作时间不详。

胡雁鸣,辞燕山,昨发委羽朝度关。
衔芦枝,南飞散落天地间,连行接翼往复还。
客居烟波寄湘吴, 凌霜触雪毛体枯。
畏逢矰缴惊相呼,闻弦虚坠良可吁。
君更弹射何为乎?
碛南沙上惊雁起,飞雪千里。玉连环,金镞箭,年年征战。画楼离恨锦屏空,杏花红。
客问主人曰:“朱公叔绝交论,为是乎?为非乎?”主人曰:“客奚此之问?”客曰:“夫草虫鸣则阜螽跃,雕虎啸而清风起。故絪缊相感,雾涌云蒸;嘤鸣相召,星流电激。是以王阳登则贡公喜,罕生逝而国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郁郁于兰茞;道协胶漆,志婉娈于埙篪。圣贤以此镂金版而镌盘盂,书玉牒而刻钟鼎。若乃匠人辍成风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范张款款于下泉,尹班陶陶于永夕。骆驿纵横,烟霏雨散,巧历所不知,心计莫能测。而朱益州汩彝叙,粤谟训,捶直切,绝交游。比黔首以鹰鹯,媲人灵于豺虎。蒙有猜焉,请辨其惑。”
主人听然而笑曰:“客所谓抚弦徽音,未达燥湿变响;张罗沮泽,不睹鸿雁云飞。盖圣人握金镜,阐风烈,龙驩蠖屈,从道污隆。日月联璧,赞亹亹之弘致;云飞电薄,显棣华之微旨。若五音之变化,济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于赤水,谟神睿而为言。至夫组织仁义,琢磨道德,驩其愉乐,恤其陵夷。寄通灵台之下,遗迹江湖之上,风雨急而不辍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贤达之素交,历万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讹,狙诈飙起,谿谷不能逾其险,鬼神无以究其变,竞毛羽之轻,趋锥刀之末。于是素交尽,利交兴,天下蚩蚩,鸟惊雷骇。然则利交同源,派流则异,较言其略,有五术焉:
“若其宠钧董石,权压梁窦,雕刻百工,鑪捶万物。吐漱兴云雨,呼噏下霜露。九域耸其风尘,四海叠其熏灼。靡不望影星奔,藉响川骛,鸡人始唱,鹤盖成阴,高门旦开,流水接轸。皆愿摩顶至踵,隳胆抽肠,约同要离焚妻子,誓殉荆卿湛七族。是日势交,其流一也。
“富埒陶白、赀巨程罗,山擅铜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联骑,居里闬而鸣钟。则有穷巷之宾,绳枢之士,冀宵烛之末光,邀润屋之微泽;鱼贯凫跃,飒沓鳞萃,分雁鹜之稻粱,沾玉斝之余沥。衔恩遇,进款诚,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贿交,其流二也。
“陆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伦东国,公卿贵其籍甚,搢绅羡其登仙。加以顩颐蹙頞,涕唾流沫,骋黄马之剧谈,纵碧鸡之雄辩,叙温郁则寒谷成暄,论严苦则春丛零叶,飞沈出其顾指,荣辱定其一言。于是有弱冠王孙,绮纨公子,道不挂于通人,声未遒于云阁,攀其鳞翼,丐其余论,附驵骥之旄端,轶归鸿于碣石。是曰谈交,其流三也。
“阳舒阴惨,生民大情;忧合驩离,品物恒性。故鱼以泉涸而呴沫,鸟因将死而鸣哀。同病相怜,缀河上之悲曲;恐惧置怀,昭谷风之盛典。斯则断金由于湫隘,刎颈起于苫盖。是以伍员濯溉于宰嚭,张王抚翼于陈相。是曰穷交,其流四也。
“驰骛之俗,浇薄之伦,无不操权衡,秉纤纩。衡所以揣其轻重,纩所以属其鼻息。若衡不能举,纩不能飞,虽颜冉龙翰凤雏,曾史兰薰雪白,舒向金玉渊海,卿云黼黻河汉,视若游尘,遇同土梗,莫肯费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锱铢,纩微彯撇虽共工之蒐慝,驩兜之掩义,南荆之跋扈,东陵之巨猾,皆为匍匐逶迤,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将其意,脂韦便辟导其诚。故轮盖所游,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实行张霍之家。谋而后动,毫芒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
“凡斯五交,义同贾鬻,故桓谭譬之于阛阓,林回喻之于甘醴。夫寒暑递进,盛衰相袭,或前荣而后悴,或始富而终贫,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约而今泰,循环翻覆,迅若波澜。此则殉利之情未尝异,变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观之,张陈所以凶终,萧朱所以隙末,断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规规然勒门以箴客,何所见之晚乎?
“因此五交,是生三衅:败德殄义,禽兽相若,一衅也。难固易携,仇讼所聚,二衅也。名陷饕餮,贞介所羞,三衅也。古人知三衅之为梗,惧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槚楚,朱穆昌言而示绝,有旨哉!有旨哉!
“近世有乐安任昉,海内髦杰,早绾银黄,夙昭民誉。遒文丽藻,方驾曹王;英跱俊迈,联横许郭。类田文之爱客,同郑庄之好贤。见一善则盱衡扼腕,遇一才则扬眉抵掌。雌黄出其唇吻,朱紫由其月旦。于是冠盖辐凑,衣裳云合,辎軿击轊,坐客恒满。蹈其阃阈,若升阙里之堂;入其隩隅,谓登龙门之阪。至于顾眄增其倍价,剪拂使其长鸣,彯组云台者摩肩,趍走丹墀者叠迹。莫不缔恩狎,结绸缪,想惠庄之清尘,庶羊左之徽烈。及瞑目东粤,归骸洛浦。穗帐犹悬,门罕渍酒之彦;坟未宿草,野绝动轮之宾。藐尔诸孤,朝不谋夕,流离大海之南,寄命嶂疠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兰之友,曾无羊舌下泣之仁,宁慕郈成分宅之德。
“呜呼!世路险巇,一至于此!太行孟门,岂云崭绝。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弃之长骛。独立高山之顶,欢与麋鹿同群,皦皦然绝其雰浊,诚耻之也,诚畏之也。”
岸草平沙,吴王故苑,柳袅烟斜。雨后寒轻,风前香软,春在梨花。
行人一棹天涯,酒醒处、残阳乱鸦。门外秋千,墙头红粉,深院谁家?
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板本。
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板。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镕,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帖之,每韵为一帖,木格贮之。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火烧,瞬息可成。不以木为之者,文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讫再火令药镕,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
昇死,其印为余群从所得,至今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