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洞山农叙《西厢》,末语云:“知者勿谓我尚有童心可也。”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失也?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
盖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自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非若学者反以多读书识义理而反障之也。夫学者既以多读书识义理障其童心矣,圣人又何用多著书立言以障学人为耶?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非内含于章美也,非笃实生辉光也,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所以者何?以童心既障,而以从外入者闻见道理为之心也。
夫既以闻见道理为心矣,则所言者皆闻见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言虽工,于我何与?岂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盖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者,又岂少哉!何也?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说什么六经,更说什么《语》、《孟》乎!
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人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纵出自圣人,要亦有为而发,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医药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然则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呜呼!吾又安得真正大圣人童心未曾失者而与之一言文哉!
龙洞山农在为《西厢记》写的序文末尾说:“有识之士不以为我还有童心的话,就知足了。”童心,实质上是真心,如果认为不该有童心,就是以为不该有真心。所谓童心,其实是人在最初未受外界任何干扰时一颗毫无造作,绝对真诚的本心。如果失掉童心,便是失掉真心;失去真心,也就失去了做一个真人的资格。而人一旦不以真诚为本,就永远丧失了本来应该具备的完整的人格。
儿童,是人生的开始;童心,是心灵的本源。心灵的本源怎么可以遗失呢!那么,童心为什么会贸然失落呢?在人的启蒙时期,通过耳闻目睹会获得大量的感性知识,长大之后,又学到更多的理性知识,而这些后天得来的感性的闻见和理性的道理一经入主人的心灵之后,童心也就失落了。久而久之,所得的道理、闻见日益增多,所能感知、觉察的范围也日益扩大,从而又明白美名是好的,就千方百计地去发扬光大;知道恶名是丑的,便挖空心思地来遮盖掩饰,这样一来,童心也就不复存在了。人的闻见、道理,都是通过多读书,多明理才获得的。可是,古代的圣贤又何尝不是读书识理的人呢!关键在于,圣人们不读书时,童心自然存而不失,纵使多读书,他们也能守护童心,不使失落。绝不像那班书生,反会因为比旁人多读书识理而雍塞了自己的童心。既然书生会因为多读书识现而雍蔽童心,那么圣人又何必要热衷于著书立说以至于迷人心窍呢?童心一旦雍塞,说出话来,也是言不由衷;参与政事,也没有真诚的出发点;写成文章,也就无法明白畅达。其实,一个人如果不是胸怀美质而溢于言表,具有真才实学而自然流露的话,那么从他嘴里连一句有道德修养的真话也听不到。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童心已失,而后天得到的闻见道理却入主心灵的缘故。
既然以闻见道理为本心,那么说的话就成了闻见道理的翻版,而不是出自童心的由衷之言。哪怕他说得天花乱坠,跟我又有什么相干。这难道不是以假人说假话,办假事,写假文章吗?因为人一旦以虚假为本,一举一动也就无不虚假了,由此去对假人说假话,正是投其所好;跟假人讲假事,肯定信以为真;给假人谈假文章,必然赞赏备至。这可真是无处不假,便无所不喜呀!满天下全是虚假,俗人哪里还分辨得出真伪。即使是天下的绝妙文章,因被假人忽视埋没而后人无从得知的,不知有多少。原因何在?因为天下的好文章,没有不是发自童心的。如果童心常在,那些所谓的闻见、道理就会失去立脚之地,那么,任何时代,任何人,任何体裁都可以写出极好的作品来。诗歌,何必一定推崇《文选》;散文,何必非得看重先秦。古诗演变成六朝诗外,近体格体,古文也发展为唐朝传奇,金代院本,元人杂剧,《西厢记》,《水浒传》,还有当今应科举的八股文,凡是讲求圣人之道者都是古今杰出的文章,绝不能以时代先后为标准,厚古薄今。所以,我对那些发自内心的文章体会最深,实在用不着言必称六经,言必称《论语》、《孟子》。
六经、《论语》、《孟子》,不是史官的溢美之辞,就是臣下的阿谀之言,不然的话,也是那班糊涂弟子们,追忆老师的言语,或有头无尾,或有尾无头,或是据自己听到的只言片语,写下来汇集成书。后代书生,不明此理,就以为全是圣人的精辟理论,而奉若经典。又哪里晓得,这其间多半根本不是圣人的精论呢!即使真有圣人讲的,也是有的放矢,不过就一时一事,随机应答,以点拨那些不开窍的弟子罢了。对症下药,不拘一格,怎么可以当成万古不变的真理呢!显而易见,六经、《论语》、《孟子》早已被拿来用做道学家唬人的工具,伪君子藏身的挡箭牌了,绝对没法和发自童心的由衷之言同日而语的。呜呼!我又到哪里去寻找童心未泯的真圣人,与他一起探讨作文之本呢?
《童心说》是《焚书》卷三里的一篇杂论,主要揭露道学及其教育的反动性和虚伪性,阐明了李贽的读书作文教育观,洋溢着自由主义教育反对封建教育的桎梏,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的精神。
李贽的“童心”,其实是新儒家学者先天性善论的继承和发挥。他说,所谓“童心”就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这种“本心”是最纯洁的,未受一切污染的,因而他也是最完美的,最具一切美好的可能性的。“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实则是人的个性和主体价值的自觉。如果丧失了这种自觉的“本心”,那么,人就失去了个体价值,人就不再能以一个真实的主体而存在:“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而道学及其教育却使人的这种纯洁“童心”丧失殆尽,丧失人的真实存在的价值:“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总之,由于道学的教育,闻见、道理、名誉等的刺激引诱,人就会失掉其本来的善良本性,从而失去为善的内在根据。反过来说,只有断绝道学教育所灌输的闻见、道理等,才能保证“纯真无伪最初一念之本心”。而所谓闻见道理都来自圣贤之书,即是程朱义理。“多读书识义理”,使仁义道德的说教由耳目闻见入主于身心之中,取代了“童心”,使人们的语言、行为都变得虚伪,“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想由“多读书识义理”的途径达到“内含以章美,笃实生辉光”,只能适得其反。正是这些圣贤之书所传播的“闻见道理”障人“童心”,使人“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正是道学教育败坏人才,败坏政事,败坏社会风气,造成一派虚假。“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 者,又岂少哉?”总是,道学教育使人丧失自然纯朴真挚的“童心”,道学家们都是一伙“失却真心”,专门说假话、做假事,写假文的“个人”,他们把社会变成了“无所不假”的欺诈场所。
李贽从“童心”出发,大胆地揭露了伪道学家的虚伪本质,把“六经”,“《语》、《孟》”等圣经贤传当作一切虚假的总根源,大胆地否定了传统的经典教材。李贽认为这些圣经贤传真伪难考,是非不辨,根本不能奉为经典。“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贤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即便是圣人所说的话,也“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因而,“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十分大胆的,表现了李贽反教条、反传统、反权威的叛逆精神。这对人们摆脱程朱理学的思想束缚,敢于发露“童心自出之言”,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
李贽的时代,正是八股盛行,依经出题作文、代圣人立言,不能表达独立见解的文风泛滥的时代。李贽却认为,“童心”即“真心”是文章的直接本源。他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换句话说,即天下最好的文章,都是作者真性实情的流露,性情已真,则其文无所不真。不管什么时代,不拘何种体裁,都显示出作者的精神风貌,都是真有价值的。“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
因此,他认为,所读的书是不应该受到限制的。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且书本知识、读书内容也是日渐其新、日益发展丰富的。所以,只要出于“童心”的作品,不分时代和文体,都应该是读书的内容。甚至认为“东国之秘语,西方之至文,《离骚》、班、马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稗官小说,宋元名人之曲”,“申韩之书”等,“肌臂理分,时出新意”。且“摅其胸中之独见”,都可“意人益智”。这种要求广读诸书,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的读书为文的主张,是与其主张自由、解放的思想相一致的。只有这样读书,才能够不受一经一说的约束与专断,避免由于学术上的狭隘性而造成的“圣经贤传”的思想垄断而丧失“童心”。
但李贽所肯定的“自然之性”的真挚“童心”,是从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出发的,其主要矛头是程朱理学及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教育目的论。这本身也就是陆王心学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学术旨趣之一。
李贽的“童心”在本质上既近阳明又近佛。王阳明道:“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也。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须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将李贽的“童心”一比较即可看到,李贽的所谓“童心”受到外来的闻见、道理、名誉等种种刺激引诱以致失去本来面目,即阳明所谓“良知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李贽所谓“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也即是王阳明所谓“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从学术关系来看,李贽实也属于王学左派。他在南京时曾师事泰州学派的学者王襞。王襞是王艮的儿子,幼闻庭训,王艮在淮南讲学时,王襞长期在左右,对于“乐学”之说尤多发挥。据此可知李贽与泰州学派的渊源,他是得泰州之传。再者,受佛道影响原也是泰州学派的特征之一,这一点,李贽自己也是明白承认的。他在《阳明先生年谱后语》里说:“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不幸年逋四十,为友人李逢阳、徐用检所诱,告我龙溪先生语,示我阳明王先生书,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李贽的《与马历山书》中,“童心”、“真心”,亦有此意:“人人各具有,是大圆镜智,所谓我之明德是也。是明德也,上与天同,下与地同,中与千贤万圣同。彼无所加,我无所损。”
李贽的《童心说》对于当时文坛的反复古主义起过积极的作用。明代文坛前后七子在作文教育上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对前人规步矩随,丝毫没有自家的精神气魄。即便是前七子中最负盛名的李梦阳,钱牧斋也批评他说:“献吉以复古自命,曰:古诗必汉魏,必三谢,今体必初盛唐、必杜,舍是无诗焉。牵率模拟,剽窃于声句字之间,如婴儿之学语,如童子之洛诵,字则字,句则句,篇则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天地之运会,人世之景物,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而必曰汉后无文,唐后无诗,此数百年之宇宙日月,尽皆缺陷晦蒙,直待献吉而洪荒再辟乎?”批评很辛辣。前后七子在程朱理学及八股文风的禁锢之下,“不能吐其心之所有”,相率为假古董。李贽针对文坛颓风,提倡以“真”对“伪”的《童心说》,反复古派最有力的袁宏道,即多受其思想的影响。
总之,《童心说》以其强烈地反对道学教育及封建名教的束缚,反对权威和僵化,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的特征,具有了近代启蒙思想的色彩。它是对封建专制主义压制人的个性和情感,程朱理学摧残人们精神和理智的一种抗争;它提倡个性的自由解放,以及自由发展的人本主义;它是封建名教重压下的人的主体的觉悟;它与初步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经济状况相适应。这种见解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无论是对文艺批评,还是对教育的理论与实施,都具有深刻的积极意义。
明代初期是程朱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程朱理学本来有丰富、深刻之处,朱熹的理性主义精神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过程中也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当程朱理学立为官学,取得学术思想上的统治地位后,逐渐走向僵化,并成为明朝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工具。
而李贽一直抨击程朱理学、批判重农抑商、倡导功利价值、追求至道无为的政治理想,并和曾经的好友耿定向,产生了巨大的学术思想分歧,继而发生论战。这段学术论战也是晚明思想史上一段著名的公案,为学界所熟知。该《童心说》正是创作于该论战时期。
具体背景为: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5年)丙戌八月中秋之前,耿定向写了一封信给周思久,即《与周柳塘》,其中谈到,李贽“以妄乱真、教坏毒世”,是“纵情任欲”的人。周思久把该信转给李贽一阅。李贽大为恼火,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了具有论战性的理论文章《童心说》,是为回答耿定向“以妄乱真”的指责而写的。
其写作时间,据耿定向《与周柳塘》第十八书“顷有诗讽耳顺”一语以及杨起元《柳师中秋寿诞》诗中“重来花甲倍寻常”一句,可以推定为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5年)丙戌八月中秋之前。
寻思万户侯,中夜忽然愁。
琴声遍屋里,书卷满床头。
虽言梦蝴蝶,定自非庄周。
残月如初月,新秋似旧秋。
露泣连珠下,萤飘碎火流。
乐天乃知命,何时能不忧。
愁与西风应有约,年年同赴清秋。旧游帘幕记扬州,一灯人著梦,双燕月当楼。
罗带鸳鸯尘暗澹,更须整顿风流。天涯万一见温柔,瘦应因此瘦,羞亦为郎羞。
电急流光,天生薄命,有泪如潮。勉为欢谑,到底总无聊。欲谱频年离恨,言已尽、恨未曾消、凭谁把、一天愁绪,按出琼箫。
往事水迢迢。窗前月,几番空照魂销。旧欢新梦,雁齿小红桥。最是烧灯时候,宜春髻、酒暖蒲萄。凄凉煞、五枝青玉,风雨飘飘。
外平不书,此何以书?大其平乎己也。何大其平乎己?庄王围宋,军有七日之粮尔!尽此不胜,将去而归尔。于是使司马子反乘堙而窥宋城。宋华元亦乘堙而出见之。司马子反曰:“子之国何如?”华元曰:“惫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马子反曰:“嘻!甚矣,惫!虽然,吾闻之也,围者柑马而秣之,使肥者应客。是何子之情也?”华元曰:“吾闻之:君子见人之厄则矜之,小人见人之厄则幸之。吾见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司马子反曰:“诺,勉之矣!吾军亦有七日之粮尔!尽此不胜,将去而归尔。”揖而去之。
反于庄王。庄王曰:“何如?”司马子反曰:“惫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庄王曰:“嘻!甚矣,惫!虽然,吾今取此,然后而归尔。”司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军有七日之粮尔。”庄王怒曰:“吾使子往视之,子曷为告之?”司马子反曰:“以区区之宋,犹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无乎?是以告之也。”庄王曰:“诺,舍而止。虽然,吾犹取此,然后归尔。”司马子反曰:“然则君请处于此,臣请归尔。”庄王曰:“子去我而归,吾孰与处于此?吾亦从子而归尔。”引师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己也。此皆大
夫也。其称“人”何?贬。曷为贬?平者在下也。
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梁启超曰: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
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经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忧虑,少年人常好行乐。惟多忧也,故灰心;惟行乐也,故盛气。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气也,故豪壮。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壮也,故冒险。惟苟且也,故能灭世界;惟冒险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厌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厌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可为者;惟好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者。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比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此老年与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任公曰:人固有之,国亦宜然。
梁启超曰:伤哉,老大也!浔阳江头琵琶妇,当明月绕船,枫叶瑟瑟,衾寒于铁,似梦非梦之时,追想洛阳尘中春花秋月之佳趣。西宫南内,白发宫娥,一灯如穗,三五对坐,谈开元、天宝间遗事,谱《霓裳羽衣曲》。青门种瓜人,左对孺人,顾弄孺子,忆侯门似海珠履杂遝之盛事。拿破仑之流于厄蔑,阿剌飞之幽于锡兰,与三两监守吏,或过访之好事者,道当年短刀匹马驰骋中原,席卷欧洲,血战海楼,一声叱咤,万国震恐之丰功伟烈,初而拍案,继而抚髀,终而揽镜。呜呼,面皴齿尽,白发盈把,颓然老矣!若是者,舍幽郁之外无心事,舍悲惨之外无天地,舍颓唐之外无日月,舍叹息之外无音声,舍待死之外无事业。美人豪杰且然,而况寻常碌碌者耶?生平亲友,皆在墟墓;起居饮食,待命于人。今日且过,遑知他日?今年且过,遑恤明年?普天下灰心短气之事,未有甚于老大者。于此人也,而欲望以拏云之手段,回天之事功,挟山超海之意气,能乎不能?
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立乎今日以指畴昔,唐虞三代,若何之郅治;秦皇汉武,若何之雄杰;汉唐来之文学,若何之隆盛;康乾间之武功,若何之烜赫。历史家所铺叙,词章家所讴歌,何一非我国民少年时代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之陈迹哉!而今颓然老矣!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处处雀鼠尽,夜夜鸡犬惊。十八省之土地财产,已为人怀中之肉;四百兆之父兄子弟,已为人注籍之奴,岂所谓“老大嫁作商人妇”者耶?呜呼!凭君莫话当年事,憔悴韶光不忍看!楚囚相对,岌岌顾影,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国为待死之国,一国之民为待死之民。万事付之奈何,一切凭人作弄,亦何足怪!
任公曰: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是今日全地球之一大问题也。如其老大也,则是中国为过去之国,即地球上昔本有此国,而今渐澌灭,他日之命运殆将尽也。如其非老大也,则是中国为未来之国,即地球上昔未现此国,而今渐发达,他日之前程且方长也。欲断今日之中国为老大耶?为少年耶?则不可不先明“国”字之意义。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地球上之有完全成立之国也,自百年以来也。完全成立者,壮年之事也。未能完全成立而渐进于完全成立者,少年之事也。故吾得一言以断之曰:欧洲列邦在今日为壮年国,而我中国在今日为少年国。
夫古昔之中国者,虽有国之名,而未成国之形也。或为家族之国,或为酋长之国,或为诸侯封建之国,或为一王专制之国。虽种类不一,要之,其于国家之体质也,有其一部而缺其一部。正如婴儿自胚胎以迄成童,其身体之一二官支,先行长成,此外则全体虽粗具,然未能得其用也。故唐虞以前为胚胎时代,殷周之际为乳哺时代,由孔子而来至于今为童子时代。逐渐发达,而今乃始将入成童以上少年之界焉。其长成所以若是之迟者,则历代之民贼有窒其生机者也。譬犹童年多病,转类老态,或且疑其死期之将至焉,而不知皆由未完成未成立也。非过去之谓,而未来之谓也。
且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地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则无有也。夫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朝有朝之老少,国有国之老少。朝与国既异物,则不能以朝之老少而指为国之老少明矣。文、武、成、康,周朝之少年时代也。幽、厉、桓、赧,则其老年时代也。高、文、景、武,汉朝之少年时代也。元、平、桓、灵,则其老年时代也。自余历朝,莫不有之。凡此者谓为一朝廷之老也则可,谓为一国之老也则不可。一朝廷之老且死,犹一人之老且死也,于吾所谓中国者何与焉。然则,吾中国者,前此尚未出现于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尔。天地大矣,前途辽矣。美哉我少年中国乎!
玛志尼者,意大利三杰之魁也。以国事被罪,逃窜异邦。乃创立一会,名曰“少年意大利”。举国志士,云涌雾集以应之。卒乃光复旧物,使意大利为欧洲之一雄邦。夫意大利者,欧洲之第一老大国也。自罗马亡后,土地隶于教皇,政权归于奥国,殆所谓老而濒于死者矣。而得一玛志尼,且能举全国而少年之,况我中国之实为少年时代者耶!堂堂四百余州之国土,凛凛四百余兆之国民,岂遂无一玛志尼其人者!
龚自珍氏之集有诗一章,题曰《能令公少年行》。吾尝爱读之,而有味乎其用意之所存。我国民而自谓其国之老大也,斯果老大矣;我国民而自知其国之少年也,斯乃少年矣。西谚有之曰:“有三岁之翁,有百岁之童。”然则,国之老少,又无定形,而实随国民之心力以为消长者也。吾见乎玛志尼之能令国少年也,吾又见乎我国之官吏士民能令国老大也。吾为此惧!夫以如此壮丽浓郁翩翩绝世之少年中国,而使欧西日本人谓我为老大者,何也?则以握国权者皆老朽之人也。非哦几十年八股,非写几十年白折,非当几十年差,非捱几十年俸,非递几十年手本,非唱几十年喏,非磕几十年头,非请几十年安,则必不能得一官、进一职。其内任卿贰以上,外任监司以上者,百人之中,其五官不备者,殆九十六七人也。非眼盲则耳聋,非手颤则足跛,否则半身不遂也。彼其一身饮食步履视听言语,尚且不能自了,须三四人左右扶之捉之,乃能度日,于此而乃欲责之以国事,是何异立无数木偶而使治天下也!且彼辈者,自其少壮之时既已不知亚细亚、欧罗巴为何处地方,汉祖唐宗是那朝皇帝,犹嫌其顽钝腐败之未臻其极,又必搓磨之,陶冶之,待其脑髓已涸,血管已塞,气息奄奄,与鬼为邻之时,然后将我二万里山河,四万万人命,一举而界于其手。呜呼!老大帝国,诚哉其老大也!而彼辈者,积其数十年之八股、白折、当差、捱俸、手本、唱喏、磕头、请安,千辛万苦,千苦万辛,乃始得此红顶花翎之服色,中堂大人之名号,乃出其全副精神,竭其毕生力量,以保持之。如彼乞儿拾金一锭,虽轰雷盘旋其顶上,而两手犹紧抱其荷包,他事非所顾也,非所知也,非所闻也。于此而告之以亡国也,瓜分也,彼乌从而听之,乌从而信之!即使果亡矣,果分矣,而吾今年七十矣,八十矣,但求其一两年内,洋人不来,强盗不起,我已快活过了一世矣!若不得已,则割三头两省之土地奉申贺敬,以换我几个衙门;卖三几百万之人民作仆为奴,以赎我一条老命,有何不可?有何难办?呜呼!今之所谓老后、老臣、老将、老吏者,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手段,皆具于是矣。西风一夜催人老,凋尽朱颜白尽头。使走无常当医生,携催命符以祝寿,嗟乎痛哉!以此为国,是安得不老且死,且吾恐其未及岁而殇也。
任公曰: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彼老朽者何足道,彼与此世界作别之日不远矣,而我少年乃新来而与世界为缘。如僦屋者然,彼明日将迁居他方,而我今日始入此室处。将迁居者,不爱护其窗栊,不洁治其庭庑,俗人恒情,亦何足怪!若我少年者,前程浩浩,后顾茫茫。中国而为牛为马为奴为隶,则烹脔鞭棰之惨酷,惟我少年当之。中国如称霸宇内,主盟地球,则指挥顾盼之尊荣,惟我少年享之。于彼气息奄奄与鬼为邻者何与焉?彼而漠然置之,犹可言也。我而漠然置之,不可言也。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老大也,则吾中国为过去之国,其澌亡可翘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翕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此岳飞《满江红·怒发冲冠》词句也,作者自六岁时即口受记忆,至今喜诵之不衰。自今以往,弃“哀时客”之名,更自名曰“少年中国之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