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肉之物，见风日则易腐，入冰雪则不败，则冰雪之能寿物也。今年冰雪多，来年谷麦必茂，则冰雪之能生物也。盖人生无不藉此冰雪之气以生，而冰雪之气必待冰雪而有，则四时有几冰雪哉！
若吾所谓冰雪则异是。凡人遇旦昼则风日，而夜气则冰雪也；遇烦躁则风日，而清净则冰雪也；遇市朝则风日，而山林则冰雪也。冰雪之在人，如鱼之于水，龙之于石，日夜沐浴其中，特鱼与龙不之觉耳。故知世间山川、云物、水火、草木、色声、香味，莫不有冰雪之气；其所以恣人挹取受用之不尽者，莫深于诗文。盖诗文只此数字，出高人之手，遂现空灵；一落凡夫俗子，便成臭腐。此期间真有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特恨遇之者不能解，解之者不能说。即使其能解能说矣，与彼不知者说，彼仍不解，说亦奚为？故曰：诗文一道，作之者固难，识之者尤不易也。
干将之铸剑于冶，与张华之辨剑于斗，雷焕之出剑于狱，识者之精神，实高出于作者之上。由是推之，则剑之有光铓，与山之有空翠，气之有沆瀣，月之有烟霜，竹之有苍蒨，食味之有生鲜，古铜之有青绿，玉石之有胞浆，诗之有冰雪，皆是物也。苏长公曰：“子由近作《栖贤僧堂记》，读之惨凉，觉崩崖飞瀑，逼人寒栗。”噫！此岂可与俗人道哉！笔墨之中，崖瀑何从来哉！
鱼肉一类的食物，见到风和阳光就容易变质，放入冰雪中就不会腐烂，这说明冰雪是能够使食物保鲜。今年冰雪多，来年谷物一定长得茂盛，就是说冰雪有助于谷物生长。大概人的一生没有不借助于冰雪这样的特质成长的，然而冰雪的特质必定要等到有了冰雪才能有体现，但一年四季又有多少冰雪呢！
至于我所说的冰雪和这（自然界的冰雪）不一样。大凡人在白天就表现出风日一般的平常，但在夜晚就有冰雪的气质；遇上心情烦躁就表现出风日一般的平常，但心情清净了就有冰雪的气质；人在市井朝廷就表现出风日一般的平常，但居住在山林之中就有冰雪的气质。冰雪的气质在人的心中，就像鱼在深水中，龙在深山中一样，日夜置身其中，只不过是鱼和龙没有感觉到水和山而已。所以懂得世间的山川、云物（注：浮云静物）、水火、草木、色声、香味（注：嗅觉芳香、味觉五味）都有冰雪的特点，其中可以任人酌取并受用不尽的，没有比诗文更高深的了。诗文仅为数不多的文字，出自高人之手，就显得超逸灵活；一旦落入凡夫俗子的手中，就变得秽恶。在认识的过程中真是相差虽小，但错误极大。只不过遗憾的是看到这样的诗文的人不能理解，理解了又不能评说。即使有能够评说的，和那些不懂的人评说，他仍不理解，评说又干什么呢?所以说：诗文的一般规律，做诗文的人原本就难，识别的人更不容易啊。
春秋时代干将铸剑在于千锤百炼，和晋代张华从斗牛分野之间的天象辨别宝剑，雷焕在监狱中挖出宝剑相比，能识别的人的精通神奇实在高于铸剑的人之上。由此看来，剑有光芒和山有空阔翠绿、夜气有水雾、月亮有烟霜一般白亮、竹叶有苍翠深红、食物的味道有天然新鲜、古铜器有青绿色、玉器有古旧的光泽、诗文有冰雪一样的气质，这都是天然的物相。苏长公（苏轼）说：“子由（苏辙）最近所作的《栖贤僧堂记》，读来悲惨凄凉，有悬崖飞瀑、逼人寒栗的感觉。”哎！这怎么能和平常人说呢！诗文之中，悬崖飞瀑的感觉从何而来呀！
这篇文章探讨了“冰雪之气”在人生、自然与诗文中的象征意义，认为它代表清净、高洁、超脱的精神境界。作者通过自然现象与日常生活的例子，说明冰雪之气对生命的滋养与促进，并指出诗文最能展现这种气质；还强调了创作与鉴赏诗文的难度，鉴赏者需具备高超精神境界；最后，通过比喻与苏轼的评价，进一步阐释了“冰雪之气”在诗文中的超凡脱俗，是对高洁人格与艺术追求的颂扬。
苍江鱼子清晨集，设网提纲万鱼急。
能者操舟疾若风，撑突波涛挺叉入。
小鱼脱漏不可记，半死半生犹戢戢。
大鱼伤损皆垂头，屈强泥沙有时立。
东津观鱼已再来，主人罢鲙还倾杯。
日暮蛟龙改窟穴，山根鳣鲔随云雷。
干戈兵革斗未止，凤凰麒麟安在哉。
吾徒胡为纵此乐，暴殄天物圣所哀。
楚人贫居，读《淮南子》，得“螳螂伺蝉自障叶可以隐形”，遂于树下仰取叶——螳螂执叶伺蝉，以摘之。叶落树下，树下先有落叶，不能复分别。扫取数斗归，一一以叶自障，问其妻曰：“汝见我不？”妻始时恒答言“见”，经日，乃厌倦不堪，绐云“不见”。嘿然大喜，赍叶入市，对面取人物。吏遂缚诣县。
万里西风，吹我上、滕王高阁。正槛外、楚山云涨，楚江涛作。何处征帆木末去，有时野鸟沙边落。近帘钩、暮雨掩空来，今犹昨。
秋渐紧，添离索。天正远，伤飘泊。叹十年心事，休休莫莫。岁月无多人易老，乾坤虽大愁难着。向黄昏、断送客魂消，城头角。
来日一身，携粮负薪。
道长食尽，苦口焦唇。
今日醉饱，乐过千春。
仙人相存，诱我远学。
海凌三山，陆憩五岳。
乘龙天飞，目瞻两角。
授以神药，金丹满握。
蟪蛄蒙恩，深愧短促。
思填东海，强衔一木。
道重天地，轩师广成。
蝉翼九五，以求长生。
下士大笑，如苍蝇声。
家住金陵县前，嫁得长安少年。
回头望乡泪落，不知何处天边？
胡尘几日应尽？汉月何时更圆？
为君能歌此曲，不觉心随断弦！
张岱（1597年10月5日－1689年？），一名维城，字宗子，又字石公，号陶庵、陶庵老人、蝶庵、古剑老人、古剑陶庵、古剑陶庵老人、古剑蝶庵老人，晚年号六休居士，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祖籍四川绵竹（故自称“蜀人”），明清之际史学家、文学家。
张岱出身仕宦家庭，早年患有痰疾而长住外祖父陶允嘉家养病，因聪颖善对而被舅父陶崇道称为“今之江淹”，提出过“若以有诗句之画作画，画不能佳；以有诗意之诗为诗，诗必不妙”等观点；于天启年间和崇祯初年悠游自在，创作了许多诗文；于崇祯八年（1635年）参加乡试，因不第而未入仕；明亡后，避兵灾于剡中，于兵灾结束后隐居四明山中，坚守贫困，潜心著述，著有《陶庵梦忆》和《石匮书》等；康熙四年（1665年）撰写《自为墓志铭》，向死而生；后约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与世长辞，享年约九十三岁，逝后被安葬于山阴项里。
史学上，张岱与谈迁、万斯同、查继佐并称“浙东四大史家”；文学创作上，张岱以小品文见长，以“小品圣手”名世。